我们的自行车时代

本文转自：济南时报

1920年代济南街头的自行车（历史图片）

1940年代德国摄影师赫达·莫理循在济南（历史照片）

1957年济南街头自行车多了起来（历史照片）

风雨兼程 牛国栋 摄

□牛国栋

小时候一直梦想能拥有一辆自行车，没承想早年的欧洲，自行车也是奢侈品。自18世纪末开始，法德英等国一些发明者已设计出自行车雏形，19世纪下半叶日渐成形，但数量极少，价格昂贵，奇货可居。

中国人最早见到这种“怪物”是在十里洋场上海滩。清同治七年(1868年)，几辆自行车首次从欧洲运抵上海港，供有钱的洋人在马路上消遣娱乐。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英商怡和、德商禅臣、法商礼康等洋行将更加成形的自行车及零件以“五金杂货类”输入上海，到19世纪末自行车在上海已有广泛市场。上海人始称自行车为脚踏车，可不知何时开始叫作自行车了。至于港澳台地区称之为单车，应该是后来的事，有种说法是因为单车是指单人骑乘，以此名区别于多人乘坐的三轮车。

济南街头出现自行车似应在20世纪初自开商埠之后。1908年6月26日《大公报》载：“历下（指济南老城）各街，乘脚踏车者络绎不绝，车价为之骤涨。”1927年刊行的《济南快览》中记述：“自行车自民十以后，即行于市，多为日商及中等以上商伙代步品……又以其价廉（与汽车相比）而行速，故多利用之。”但终因车价较贵，除洋人、洋行买办或达官显贵外，平民百姓不敢问津。

1938年，济南市商会《工商业统计表》中，经营自行车的业户已发展到79家，使用工人数321人。车行主要集中在普利门外的二大马路和魏家庄一带。车行里卖的、街上骑的都是外国牌子，诸如德国钻石、荷兰飞利浦、英国三枪、日本堀井等。位于经二路纬一路的义利洋行，是家德国商号，曾有人目击，这里所售德国飞鹰牌自行车，从二楼的窗户里向楼下扔，下面有人扶起来照样骑着走，以此炫耀其产品坚固耐用。

自行车稀少，孩子们就稀罕，每当有人骑车招摇过市，总会引来孩子们嫉妒和起哄的喊叫：“两个轱辘三根梁，上面坐着兔子王，见了老爷不闪路，钢啷钢啷摇铃铛。”20年多前拍摄的电视剧《燕子李三》中有一个镜头，民国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骑着自行车由后宰门街拐向大明湖，便是当年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国产自行车品牌飞鸽、永久和凤凰相继问世，人们评价道：“飞鸽利，永久轻，骑上凤凰不用蹬。”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城乡居民生活贫困、生活物资匮乏，职工工资一月才几十块钱，百姓生活的至高追求是“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而100多元一辆的自行车（20世纪60年代曾达200元至600元一辆）无疑是最为外在的财富象征。当时买自行车除需积攒若干个月的工资外，还要凑够50至70张工业券。那时工业券也是紧俏货，是自上而下逐级分发，到了基层单位不好分发时甚至采用抓阄的方式，积攒这几十张工业券也需要很长时间，有了工业券还需托关系才能买上车。

青岛当时还仿照早年德国产大飞轮三枪牌自行车，生产全国唯一大飞轮载重自行车，起初名国防，后来称金鹿，百姓则习惯叫大国防、大金鹿，其最大特点是大飞轮，即脚踏后转刹闸，济南人称之为倒闸。与手闸刹车相比，具有刹车平稳、不会前倾的优势，更适宜于山区丘陵坡路骑行，且载重量大，人称“铁驴子”，得到农民们的青睐。后来烟台出产一款双蝶牌小轮坤车，车身小巧玲珑，售价仅85元，深受女士们的喜爱。20世纪70年代后期，济南破天荒地出了款白鹤牌大链盒自行车，因价格比同类车便宜二三十元，在济南很有销路。自行车中的“天花板”无疑是凤凰牌PA28型锰钢胀闸大链盒（上海业内行话叫全链罩）自行车，虽车身高大但重量轻，比一般车贵几十元，是值得炫耀的资本。

当时人们对于自行车的喜爱程度令今人难以想象。车子买回来，要进行“保护性包装”，可谓“武装到牙齿”。为防止磨掉车体喷漆，很长时间舍不得拆下包装车架子的瓦楞纸，或用宽的彩色塑料绳将车架子包裹。每天空闲的首要任务是擦车子，尤其是车轮辐条和瓦圈要用棉纱蘸煤油将电镀层擦得锃亮，生怕锈蚀。隔三差五还要用油葫芦给车轴、飞轮和车链子滴润滑油。连脚镫子都套上橡胶套以延长使用寿命。女人们还喜欢将车座罩上丝绒带流苏的套子，两个把手套上毛线织成的把套，有的还在车轮辐条上缠几缕彩色鸡毛，伴随轮子转动，颇吸引他人目光。

父亲单位有位叔叔曾有辆全院唯一的凤凰28，平时车子擦得亮闪闪，别人看着眼馋，都想去借他的车子骑，但视车如命的他，总会掏出一毛钱，让你去坐公交车，当时一毛钱能坐很多站。下雨时他宁肯自己肩扛自行车，脚下蹚着水，也绝不让自己的爱车受委屈。“车骑人”在发大水的街道上屡见不鲜。

我家当年唯一一辆自行车是永久牌的，父亲骑着上下班。小学三年级的我学会了骑车，因个子矮小，上不去大梁，便采用孩子们一样的“掏裆式”骑法，即一只脚踏好脚镫子，另一只脚从车架大梁下伸过去踩到另一个脚镫上，斜着身子骑行。每到傍晚，我总盼着父亲早点下班回家，以便接过车子在家门口空旷的操场上骑行无数圈，那份快慰可能现在的孩子难以体会。

当时自行车车铃有两种，一种是老式的单摇铃，按一下发出“丁当”的响声；另一种则是20世纪70年代后才有的转铃，一按铃钮，铃铛旋转并发出清脆的“叮铃铃”声。因转铃刚刚流行，声音又好听，一时间，偷铃铛皮的歪风横行。无奈的人们在车铃上加了一道钢箍做防盗装置，结果小偷干脆把整只铃铛都偷走。人们只能随身携带螺丝刀，到了目的地第一件事情是先卸下铃铛收好，上路时再装上铃铛。今天在一些城市的古玩摊上，不难发现有自行车铃铛售卖，也兜售着那份记忆。

当时街头有很多自行车修理铺和摊点。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学会了修补车轮内胎，给“龙弯”的车圈整形、换闸皮、修闸线等雕虫小技，为此还购置了补胎用的橡胶水、木挫、活扳手及松紧辐条用的圆形扳手等专用工具，在单位还常帮助同事们修车，美其名曰：做好人好事。

那时自行车都是自家壮劳力、生活好帮手，似乎成为家庭中的一员。赶集、买粮食、换煤气罐等力气活都离不开自行车。驮几十斤的大白菜、十几斤一捆的大葱、几十斤一筐的苹果、上百斤的面袋子之类，有了自行车便不在话下。很多年前，某电视台一档著名征婚栏目中，一位崇尚财富的征婚女子曾说过一句“名言”：“宁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其实她还真不知道，早年自行车是恋爱的最佳道具，不知成全了多少有情人。迎娶新娘也少不了自行车的功劳，自行车的地位一点不比今天的宝马逊色。

一向不爱运动的我，此生唯一一次“准长途”骑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春夏之交，与袁爱国、任建新两位老兄结伴，各自骑着普通的自行车（那时也没有山地车），一同奔赴位于龙洞东南的佛峪。我们从建新兄位于经七纬一路的寓所启程，一路上坡，一路颠簸。那时济南南部山区的道路尽是蜿蜒崎岖的山路，很多路段还是土路。从市区到仲宫，再绕行到佛峪，二三十公里的山路我们骑了两个多小时。佛峪风景绝佳，曲径通幽，怪石嶙峋，草木葱茏，细细的瀑布似白色的纱从悬崖上飘落，林汲泉水澄清甘洌，难怪当年大儒周永年在此泉畔结庐隐居读书。只是天黑才到家的我累得不可名状，屁股磨得生疼，自行车也被糟蹋得够呛。

进入本世纪，私家轿车、电瓶车迅速而大量进入家庭，自行车便悄然退市。近年各种共享单车似乎一夜间涌上城市街头，人们骑行颇为便捷。但对于骑完了就扔的单车，人们不可能专一与专注。面对如此凉薄与冷漠，如果单车有灵，一定会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