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高额彩礼的路径不是“限高”

陈碧/文 据《甘肃日报》5月12日报道，甘肃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通过了《甘肃省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工作方案》（下称《方案》），给全省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力争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彩礼倡导性标准得到全面执行，农民群众婚嫁负担明显减轻；二是到2026年底，农村风气明显好转，婚事新办等文明风尚更加浓厚。5月7日，甘肃省刚刚召开了全省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工作专题会议。

《方案》中的倡导性标准，是指甘肃要求2025年6月前由县级党委、政府根据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制定的彩礼标准。

省委、省政府亲自下场关心彩礼，足见这个问题事关农村的基本民生。彩礼问题主要表现在：过高的彩礼已经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因婚负债、因婚返贫家庭比例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离婚纠纷也与彩礼债务相关。

在实践中，彩礼返还的诉讼普遍针对女性，这里包含了一种对女性的指责：女性是爱慕虚荣的，是借机敛财的，是懒惰的，是贪婪的。高额彩礼带来的隐患，是女性配偶选择上的不自由，是女性离婚的不自由，是新家庭潜在的不稳定。高额彩礼带来的对女性形象的否定将会波及所有女性，其影响还会扩散到教育、就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

从最近的舆论热点就可以看出这一影响。大同“订婚强奸案”中，有人认为高额彩礼让婚恋有了交易属性，给了钱就意味着拥有性权利。这正是导致行为人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农村男青年择偶难的现状并没有带来女性地位的改善，相反，彩礼走高还加剧了女性的商品化以及对女性人格的轻视。

施加法律手段是解决高额彩礼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给涉彩礼纠纷提供了指引，给类案提供了统一的适用标准。在“订婚强奸案”的判决中也鲜明地传达了这样的思想：彩礼不等于性同意，法律不会因婚约或彩礼的存在而对性暴力行为网开一面，任何试图以“风俗”为借口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惩。但从长远来说，仅靠法律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想要让彩礼回归合理范畴，还需要道德教化、社会宣传等多种方式。

说到道德教化，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彩礼是不是个人的私事？如果是私事，自然有私人的理由，比如彩礼代表了个人的择偶标准；彩礼降低了男方出轨或者离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把彩礼视为男方提前向女性支付的家庭劳动和母职工作的对价。但彩礼又不仅仅是私事，它涉及男女比例以及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与社会风俗、传统观念密切相关，与性别平等、婚姻自由密切相关。我们应该问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让高额彩礼被遏制，让个人生活被尊重，让性别平等的观念在民间文化中被真正接受。

甘肃的《方案》采用的是行政干预的方案，以县为基本治理单元，明确了“限高”和“减负”的治理方向，并计划两年内完成减负目标。行政干预可能会引发部分民众的叫好，却难以改变深层次的价值观和社会认知。如果“娶媳妇就要花钱”的观念不改变，“倡导性标准”就有可能成为最低标准。道德教化和价值观宣传是需要时间的，不能靠一纸规章一蹴而就。就此而言，解决高额彩礼的路径可能不是“限高”，而是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以及引导人们的选择归于理性。另外，还值得关注的是，在执行中如何防止基层政府为了达到目标而行为走样。

行文至此，会发现普法与道德教化都会遇到的相同窘境：想改变落后的民间陋习，却发现对大众关心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障问题无能为力。在深沉的集体历史和人们最真实的生活面前，我们这些努力相当肤浅，但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