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米兰·昆德拉：他的作品为何被中国青年喜爱？

这些年轻、蓬勃的肉体该何去何从？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问自己，中国青年同样如此问自己。

撰文 | 荻扬

2023年7月11日，一代文学巨匠、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溘然长逝，享年94岁。

他广为人知、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自1984年出版后，影响了几代青年。

1987年，由韩少功翻译的这部作品在中国发行，受到中国青年的喜爱。当时国内学者做了一个类比：当代有两个重要的作家，一个是南美的马尔克斯，另一个便是东欧的昆德拉。

除此之外，昆德拉的代表作还有《不朽》《玩笑》《生活在别处》，几乎每一部小说中，都包含着对哲学的深思，和一定的政治性。爱情与政治、严肃与幽默在其中交织，让他的作品有着丰富的层次和纹理。

直到现在，昆德拉的几部小说，几乎还是文艺青年彼此相认的暗号，在某些书店内部的咖啡吧，昆德拉和马尔克斯、伍尔夫一起，分别成了几种咖啡的名字。

这似乎正应了昆德拉对自己的评价，不是一个流亡作家，而是一位普通的、用文字与读者沟通交流的小说家。

和本我的久别重逢

翻译家赵武平曾介绍：“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参考’名义出版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纪实》一书中，关于捷克作家协会的部分对昆德拉介绍甚详，‘布拉格之春’这一概念的提出就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昆德拉。”

这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中国青年对于昆德拉的喜爱，像是一场和本我的久别重逢。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改革运动，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场改革被称为“布拉格之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是在“布拉格之春”背景下诞生的。

这部作品自1984年第一次出版后，便掀起了一阵翻译、阅读、模仿的文化潮流，第一年就卖出八十万册。

从内容上来看，以当代人能理解的方式简而概之，讲的是几个追求情欲的男女出轨的故事。

在这样的故事里，性是不可避讳的话题，但昆德拉的巧妙在于，他让性成为一种仪式，仪式背后是形而上的诘问。在性中穿梭的男女，通过这样的方式追问：“我是谁？”“我要成为谁？”“我为什么是我？”

1969年的昆德拉。

浪漫爱情、性自由、反叛、抗争，几乎和每个从集体主义中出走的青年，迎面而撞。

如此想掌握爱与性，实则是想掌握权力，想掌控自我。

而充满情欲的时刻，也是人类肉体离灵魂最近的时刻。中国青年迫切地想从昆德拉的书中找寻答案。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小波、莫言会成为昆德拉的粉丝，《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至今40年间，达到了3亿册销量，被誉为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图腾。昆德拉作品的译者景凯旋说：“有个时期，几乎言必称昆德拉。”

昆德拉的作品之所以当时在中国流行，正是因为读者和昆德拉一样，不再敬仰崇高，而是紧跟着个体意志，性的自由由此成为个体自由的浓缩和象征。

另一种精神上的集体主义

在昆德拉的很多作品中，小说背景时常混乱，呈现出一种割裂的荒诞性。人是环境的动物，这种荒诞性也不时转移到人物身上，他们像被装进玻璃瓶的苍蝇，在茫然中东冲西撞。

这大概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状态，国门大开之后，新鲜的、多样的东西源源不断地涌入。然而在生活单一的人眼里，突然间丰富的选择也意味着没有选择，是一种开阔场地中的流离失所。

这些年轻、蓬勃的肉体该何去何从？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问自己，中国青年同样如此问自己。

昆德拉也在某种程度上流浪着，他与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纠缠和爱恨似乎是不得不说的主题。

1979年，《笑忘录》出版，因小说中的政治隐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他被永远开除捷克共产党党籍，他在电影学院的教职被解除，而他的所有作品从书店与公共图书馆消失，同时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而后昆德拉入法国国籍。

他曾感受到被挚爱的祖国背刺的痛楚。何去何从？昆德拉也止不住地问自己。身为捷克人，他感觉到自己身份的割裂，一种愤怒伴着无所适从的盲目感产生了。

1990年，昆德拉和妻子在家中。（@视觉中国 图）

正是这种盲目感，拉近了他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迷惘之中，人人平等。如果说睿智的头脑高不可攀，那么无依的灵魂总是紧密相靠。

相同的境况，让中国青年精神上靠近了昆德拉，也由此让昆德拉成为了一个检验他人是不是同类的标准。

景凯旋曾说：“有些人读了昆德拉后说，他反对媚俗，但他自己就媚俗。其实这误会都是由翻译造成的。昆德拉并不反世俗，恰恰相反，他喜欢众声喧哗的世俗。”

昆德拉本人仿佛与遥远的中国读者就此开启神交，他们都在盲目中找寻同类，这似乎也成了另一种精神上的集体主义，或者多多少少，弥补了现实中集体主义瓦解带来的轻微不适。

青年人值得被歌颂

有评论家这样说，“昆德拉是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对中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他让中国作家们从关注群体到关注个人自身，少作空洞的宏大叙事。”

如果仔细总结昆德拉的作品，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反崇高”，这位曾经的共产党人，底色始终是和大众站在一起，尽管后来加入法国国籍，也并没有让他变得个人主义和小资情调。

这里可以区分一个概念，情爱在昆德拉眼里从来不是小资的，相反，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情感，作为人的基础欲望，是如此的普遍甚至温情，在他看来是应该被坦荡接受的。

这种“反崇高”，正是中国青年一直推崇的，我们不应该有一个偶像，因为人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偶像，现存世上唯一的史诗，就是每个普通人的故事。

2007年的昆德拉。

哪怕他们如此狭隘，他们的欲望如此原始，但他们值得被记录，在动荡不断的世界里，他们无法左右人生，不断跟着命运随波逐流，但他们一样拥有最朴素的情感。

在向法国记者安托万·德·戈德马尔谈起小说的人物时，昆德拉曾说：“在《生活在别处》里，我已经把年轻诗人杰罗米尔的命运比作欧洲诗歌的命运，尤其把他比作兰波。”

看到人、认识人、不含褒贬地记录人，或许这就是昆德拉打动中国青年，甚至世界读者最重要的一点。

即，也许你是荒诞的、也许你毫无用处、也许你总是顾影自怜写着无人阅读的、苦涩的诗，但你是昆德拉眼里的兰波。

王安忆感叹说：“没有哪个作家像昆德拉那样做了对个体感情的关怀，这些都会让人感到温暖，这也是昆德拉的文学价值之一。”

昆德拉告诉全世界，青年值得被歌颂，他爱他们的热忱和鲁莽，如同接受他们那难登大雅之堂的、有点龌龊的欲望。

或许也正是如此，青年人永远歌颂昆德拉，一代人终将老去，总有人正在年轻。

被诺贝尔文学奖错过的昆德拉，永远不会被青年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