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游记：寻访武陵城

武陵城的后裔——竹溪县城

十堰广电讯（全媒体记者 白孟尧 通讯员 南浦云）武陵，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之开篇，提到这个名字：“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而武陵正是鄂西北竹溪最早的县名，设立于公元前202年，即西汉高帝五年。竹溪民间称武陵县城为“柳州城”。

据说，不少老一辈竹溪人，常津津乐道于“杨六郎困柳州”的故事，而昔日在周边省县，柳州城的名字，要比竹溪的名气大得多。

但长期以来，柳州城是一个传说，或一个历史之谜。于是我总觉得，历史老人从竹溪踅身走过时，一定遗落了一座了不起的城池，遗落了一些更为繁华、光彩的篇什，散落在竹溪山川之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天。正月，我去县城东郊的三堰坝拜年“走人家”。似乎早年间竹溪人拜年走亲戚，若是到乡下，那是要“玩”一天的。亲朋好友在午饭后，有打牌搓麻的消遣，而我无此爱好，十分无聊。打声招呼，以到附近逛一逛的借口，我走进了三堰坝初春麦田青青菜花黄的田间地头。

远眺武陵城原址——县城东部三堰坝（工业园区）

远眺平川葱郁，排闼送青；青山如黛，逶迤四周。竹溪河与洛河在坝西端汇合后，缓缓东流。这就是三堰坝，一个典型的冲积盆地，土地肥沃滋润。

在三堰坝中心的船形寨村，我遇到了那位最早发现柳州城秘密的罗姓老人。其时，他吃完午饭，因喝了几盅，似已微醺。攀谈中，他说起三十多年前“闯鬼”的亲历故事。那还是土改分田之后，某年夏收后，他在坝中心的一块田里犁地。那块二担谷子的田，连放三次水都立马不见踪影。

他叫来儿子帮忙梱了几梱麦草，要堵住田边一个大洞。但数捆麦草一放进去就不见了，仍然水泻不止。谈话间，他仍心有余悸。

我给老人敬了一支烟。他勾着头还嘀咕着什么，我已出屋。

竹溪县城西关街，打造成文旅新区——武陵小镇

经人指点，在坝中心，我见到了那块田。田里小麦郁郁青青，间有零星小块的油菜地。田埂不少地方显然是一些残砖垒就。砖呈长方形，赭色，砖上有细绳纹、鱼纹、方格纹——这不是现代的砖，也不是古墓砖，而是久远的汉砖。田边一幢孤寡老妇人的房边地头还堆砌、散放不少这种砖头。

老妇人说，这些残砖是前些年整地挖出来的，地下到处都是。

拿起一块地边的半块砖头，我突然意识到，我正拿着一些文明的残片，触摸到柳州城微微搏动的脉搏。那块夏日泄水的水田，据1992版《竹溪县志》所载的勘查表明，田下埋着下水道；今天散落在田边地头，或垒田埂的残旧砖石，原是埋没在地层深处的地砖、石板。显然，这些皆是古代城市文明的残存。

证据远不止这些。三堰坝西部赵家庄，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河床改道后，呈现一块高约13米的断面，对断面里大量的红烧土块、残陶片、窑渣等遗物的考证说明，这是一座汉代窑址。窑址西面，竹溪河北岸，几个长满果树和庄稼的山岗，竟埋藏着一个汉墓群，这里先后清理、发掘了两汉时期三座大墓。

西关街

站在暮霭中赵家庄山岗上的苹果树边，我恍然觉得脚下正躁动着两千多年前的井市喧嚣，山下湍流不息的河水，分明挟带着浓重的历史沉淀。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在这块以船形寨为中心的冲积盆地和四周的山岗上，已挖掘、采集了大量文物。有细绳纹、方格纹、兰纹等各种花纹的鬲、豆、罐、壶等陶窑残片，红陶为主，灰陶次之，大多是龙山文化的典型标志；有鼎、釜、瓢、钫、匙等各种铜器，大多为生活用品；有几何、梭形、回形、莲花等各种纹饰的秦砖汉瓦；还有朱红漆木器、布帛及大量汉五铢、大臬五十等汉代货币。

此地曾经富裕的日常生活和繁荣的商业流通活动，可见一斑。

尤引人注目的，是为数不少的铁器残片，尽管锈蚀严重，但从当时代表最高生产力水平的铁器主要在中原推广使用的历史背景看，这无疑是这片土地在中原文明影响下达到较高经济文化水平的明证。

不难得出结论，这个盆地和它西部的山岗，密集地累积着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直到西汉、东汉的内容丰富的多个文化层面。以此为基础，在三堰坝与四堰坝之间，以今日船形寨为中心，屹立过一座交通和排水系统完备、建筑整饰、街市繁华的古代城池。

西关街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柳州城、西汉武陵县的县城。按《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武陵）故城在竹溪县东”。新旧版《竹溪县志》里，各有三、四处提到武陵县在竹溪县城东三里的说法。这与三堰坝的位置刚好相符。

武陵县，柳州城。唯柳州城这个名字，只在民间传说中流传至今，尚无正史典籍及确凿的史实供确认。同治版《竹溪县志·卷首》载，“溪邑建于明成化十二年，分古庸国，亦梁州域”。汉唐之际的武陵县或是叫过梁州的。三堰坝地势低平，河汊众多，四处柳荫，风景倒是与其旧名相符。

西汉建置于柳州城的武陵县，到东汉并入上庸，三国之魏国又恢复其独立设置，后来南北朝时期，先后改名为新丰、孔阳，期间县城的地址，多有变动。

1992年版《竹溪县志•建制沿革》载，“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析上庸之地，置武陵县，属汉中郡，古城在竹溪县东。东汉，省武陵并入上庸，仍隶属汉中郡。公元227年（三国魏国魏明帝太和元年），复置武陵县……南朝梁，改武陵为新丰县。北朝西魏，改新丰仍为上庸……”。

西关街

在独立建制被北宋省并之前，虽然武陵早已被上庸这个县名取代，但可以确认的是，隋唐两代直到北宋，县城仍然在武陵故城。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地•沿革》载：“隋开皇初，移置武陵故城，今湖北竹溪县东南。”1992年版《竹溪县志•建制沿革》载，“隋文帝598年，改孔阳为上庸……唐沿袭隋制……”。

很显然，竹溪曾拥有过早期城市文明的辉煌，却被岁月无情地碾碎，只留下一些文明残片，撒落在我们所熟悉的土地的底下，不被后人知。

今天，这里的一河两岸，膏腴平川，依然杨柳依依，而柳荫处的麦畴农舍，1900多年前，或许就是大街通衢。明代成化年间在五峰山麓重新营建、发展至今的竹溪县城，只是其远代后裔。那么，它们之间的兴替，是怎样发生的呢？

如前述三堰坝考古发现所证，竹溪河流域有悠久丰厚的远古文明。商周时期，作为汉江流域方国中的霸主，庸人曾随武王伐纣，远征牧野。统一中国后的秦朝，对庸国故地实施了郡县制的行政管理。强盛的西汉在它“大一统”的疆域内，广泛建立过有效的政治统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竹溪首次建立县制，并与关中乃至中原地区，有着近距离的良好交通和密切联系。

竹溪县城

同时，三堰坝一带四周环山，腹部宽阔，隆起的中部——船形寨，有洛河、竹溪河环绕，是古代建立城池的理想位置。

柳州城逐渐殒落，而终被后世遗忘的原因，则要复杂得多。首先是天灾。一类是地震。最严重的两次，发生在武陵县建县不久的汉文帝和汉元帝时，时间持续数天至二十几天，每次都“城恒为坏”。二类是水灾，明代以前有四次，都是“大水成灾”。三类是泥石流。晋惠帝和唐德宗时最严重，山崩地陷，毁坏房屋。

其次是“人祸”。竹溪“僻处山陬，毗连川陕，为三省门户”（同治版《竹溪县志·兵事纪略》），遭罹过庸楚攻战、秦楚对抗、蜀魏战争及金宋互伐等政权对峙时的战火，而元明清三代发生在此间的川陕匪患、流民起义、官兵征伐等，更是频繁发生，翻开史志，比比皆是。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政治原因，那就是唐以后到宋元之间，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显然，随着这一演变过程到元代的最后完成，竹溪在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的地位，逐渐沦为秦巴山区的偏僻一隅。

竹溪县城

所以，宋代以后，武陵县的独立建制基本省并。基于以上诸方面因素，柳州城的长期废弛，乃至最终被毁弃，就不是偶然的了。

元末明初，中国处处天灾人祸，流民如潮般涌入鄂西北山区，避乱开荒求生存，而官府实行“禁山”的高压政策，流民起义此起彼伏，官兵血腥清剿，矛盾愈演愈烈。

面对严峻的形势，出于安抚的目的，明政府在鄂西北重新设立府县，竹溪第二次建立县制。在动乱时局下，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选择了背山环水、东有龙山(今地母庙山梁)为屏的五峰山麓，营建了新县城。

从竹溪返回武陵，从明朝上溯汉代，在一个近2000年的时间跨度上寻访柳州城，我们依稀看到了故园文明变迁的历史和先人远去的背影。

竹溪县城

“山光水色助徘徊，一种吟情马上催。 常日囊中犹着句，况从峰外探春回。”这是清代国子监的生员、竹溪拨贡谢秋谷的一首名为《春日游五峰山》中的诗句。

先人的“大器”已碎，就让它碎在地下，埋在地下吧。从峰外探春回的人们，已在塑造新的“大器”，谱写新的文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