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怀民到郑宗龙：50岁的云门舞集将走向何方？

今年是云门舞集创立50周年，也是创始人林怀民退休的第4年。

全世界的现代舞团都面临着一种考验或者说宿命：当创始人或灵魂人物离开，许多舞团渐渐萎靡，甚至消失不见。

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舞编舞家之一默斯·康宁汉就曾在遗嘱里表示，希望在他死后三年，结束他创立的舞团，与观众告别。康宁汉曾说，舞蹈“什么也不能留下”。

当林怀民退隐，享誉全球的云门舞集还是那个云门舞集吗？它将走向何方？

日前，林怀民携手他的接班人郑宗龙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这是郑宗龙首次作为云门舞集艺术总监出现在上海观众的视野中，他的作品《霞》，将于11月17日至19日参演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接受观众的检验。

76岁的林怀民一头白发，轻松地讲起自己的退休生活。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的见面会，他出场15分钟就匆匆离开，惦记着一碗黄鱼面：“退休了就要交给年轻人，我要吃面去了。”

郑宗龙看上去则有些拘谨，他背着一只白色的双肩包，好像这只包能给他安全感。包里装着的都是必需品：护照、钱包、眼镜、充电宝、一包保护嗓子的龙角散和一本卡尔维诺的书。

回顾担任云门舞集艺术总监近四年来的生活，郑宗龙说：“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没有生活。”

林怀民和郑宗龙都是一袭黑衣，但云门即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的《霞》，却是五彩斑斓的。

“你们看了《霞》，一定会说，这不是云门，或者，不是‘老云门’。”林怀民说，“我的舞蹈总是‘耗着’，把舞者‘耗着’，把观众‘耗着’。可是《霞》动作非常多，非常年轻，我从未见过云门如此轻快，如此多彩。”

云门舞集变了，但好像又没变。

林怀民：退休了就交给年轻人，让世界重来一次

“退休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没有生活。”林怀民说。

刚退休时，林怀民四顾茫然，还不习惯面对生活。去便利店，他能站在货架前琢磨20分钟，只为了挑选一碗泡面。走在台北街头，他时常迷路，因为很多地方，他竟然都没去过。

他天天睡到自然醒，扫地、刷剧、读鲁迅。“很奇怪，扫地总觉得扫不干净，可能以前无暇在意这样的细节，现在有时间盯着看，就被放大了。剧倒是追了不少，跟年轻朋友又有共同话题了。”

这回，云门舞集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郑宗龙的作品《霞》。林怀民说，是自己申请要跟来的，他跟郑宗龙说：“你们去办事，我去见老友。”

2019年以前，林怀民几乎每年都带团来上海演出，“就像住在隔壁一样”。可是一转眼，已经快四年没来了，“白头发的人，更要争取时间。”

其实，退休之后，林怀民并没有闲着，只能算“退而不休”。他出了一本书《激流与倒影》，讲述自己和同辈人的探索，还花了两年时间，梳理家族的历史。林怀民的父亲曾任嘉义县县长，家宅培桂堂有90年历史，被林怀民捐给了嘉义县，如今已面向公众开放。

培桂堂修缮的过程中，每棵树的去留，每把椅子的摆放，都由林怀民决定。培桂堂里有一块匾，上面写着林家的祖训：“公而忘私”，勉励子孙忘却个人得失，为民众谋福利。

云门舞集创立50年，曾在世界各地演出，也不断深入乡间、社区、广场，跟不同的人分享舞蹈。不久前，林怀民就在台东池上乡的稻田里，和云门的舞者们一起教当地的一群孩子跳他1978年的作品《薪传》。

《薪传》里有插秧和收割的段落，这是这些孩子祖辈、父辈的生活方式，但今天，这样的劳作已经被机械替代，孩子们通过舞蹈去回溯和体验。一开始有23个孩子报名，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因为排练太辛苦，几个孩子中途退出，最后，有16个孩子留下来，完成了表演。

林怀民《稻禾》在稻田里演出

“英文里有一句俗语，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就是说，要把一个小孩养大，需要整个村子的努力。看到这些孩子们在田间‘插秧’‘收割’，许多人看哭了，特别是孩子们的父母。”林怀民说。

这次来上海，林怀民想起30年前，1993年，《薪传》第一次来大陆演出的场景。在上海戏剧学院一个不大的剧场里，舞者们跟观众们离得很近。他依然记得那个舞台木头的弹性，以及观众的热情。

《薪传》上一次演是2003年，距今已20年。《薪传》今年复排时，工作人员告诉林怀民，当年的服装都不合适了。原来，云门舞集的新一代舞者，平均身高比20年前高了7厘米，所有的演出服都要重做。“现在的舞者，可不是我这样的身材。”他们有新的身体，新的思想。

退休时，林怀民有个执念：不希望云门成为博物馆式的舞团，不希望它被玻璃罩保护起来。

看了《霞》，林怀民感叹，自己把云门交出去的决定，做对了。他说：“退休了就交给年轻人，让世界重来一次。云门可以有青春的感觉，‍‍可以游戏，‍‍可以跟这个时代呼应。”‍‍

郑宗龙作品《霞》在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演出

郑宗龙：艋舺街头的“不良少年”，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选中郑宗龙当“接班人”，林怀民曾说：“因为他够笨，我也很笨啊，不笨的话，做不了这行。”

从成长经历来看，林怀民和郑宗龙很不一样。林怀民长于书斋，22岁就因出版小说《蝉》备受瞩目，26岁创立了云门舞集。郑宗龙自小成长于艋舺街头，曾被视作“不良少年”。他曾与家人沿街摆摊叫卖拖鞋，中学时翘课、打架，干了好些荒唐事。

郑宗龙26岁进入云门，当了几年舞者，因脊椎受伤而中断。最穷困时，他的口袋里只能掏出几百块新台币。林怀民听说后，让他回云门做司机。在云门的鼓励下，郑宗龙一步步走上编舞之路。

林怀民羡慕郑宗龙身上有一股“街头旺盛的生命力”，一种新一代编舞家的生猛与倔强。最近，郑宗龙的作品《波》正在台湾演出，将舞蹈与人工智能融合。林怀民说：“这是我做不出来的作品，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他们的创作方式。”

接任云门舞集后不久，郑宗龙把家搬到了舞团附近的山上，一个没有邻居，也叫不到外卖的地方。

“我每天早上6点就醒来了，坐在一棵树下。整个人的感官变得很敏感，可以听到风声雨声、蝉鸣鸟叫。”郑宗龙说。

上山后第一周，有客人来造访，是一只橘色的猫。郑宗龙决定收养她，给她起名“玳瑁”。他第一时间带去做绝育手术，却晚了一步——猫怀孕了。

不久后，郑宗龙在家中给“玳瑁”接了生，生下四只小猫。他把两只送给了家人，自己照顾“玳瑁”和两只小猫。

山中的生活，给了郑宗龙许多灵感，他的作品《霞》，就来自山中变幻无穷的霞光。在他看来，人的心境就像云彩一般漂浮不定，时而乌云密布，时而晴空万里，一道光照过来，就会呈现五彩斑斓的色彩。

履新三年多来，郑宗龙丝毫不敢松懈，在短时间内交出了三部作品：《定光》《霞》《波》。《霞》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郑宗龙自己的创作，更来自云门舞集26个演员的故事，舞台上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段段真实的生活，是他们不为人知的秘密、难以言说的悲伤，以及潜藏于心的欲望。

多年来，林怀民的作品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展现出知识分子式的自省。而郑宗龙的作品则更多地从个人内心深处的记忆出发，立足当下，给云门带来新鲜、绚烂的色彩。

如今的云门舞团，依然延续着林怀民时期的训练体系。郑宗龙展示的一张课表显示，舞者们的课程中，包含了芭蕾、太极导引、现代舞等不同的课程。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郑宗龙讲起云门如何深入乡间、社区、广场 受访者提供

郑宗龙在其中加入了一堂街舞课，“第一堂街舞课结束，大家都发现，当了这么多年舞者，很多小关节竟然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运动。我希望街舞的运动方式，可以对他们带来一些新的影响。”

一个舞团的训练体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舞团的作品和风格。郑宗龙记得，1997年，林怀民做完《九歌》之后，去了一趟印度。回来之后，他把常规的舞蹈课都停了，所有舞者只训练太极导引、武术和打坐。这样的突变，曾遭到一些舞者的抗议。但在林怀民的坚持下，诞生了《流浪者之歌》《水月》等作品，给舞团带来新气象。

对于舞团管理，郑宗龙并无压力。他说：“云门舞者都是自动化模式，大家自我要求都很高，对舞团有想象、有期待。”他信奉“无为而治”，认为有时候“不管”或许就是最好的管理。“只要每天比昨天好一点，舞团自然就会进步。”

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创作。

“云门的根基不会变，但艺术创作，我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郑宗龙说，“希望能在‍‍东方身体的根基里，开出不一样的花朵，这是我和云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