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钦差大臣办完公事回京，未完全交差前为何不能回家住

对于清朝的秦王和大臣来说，接了皇帝的旨意，出去办差，就是“钦差大臣”。这些“钦差大臣”办完事回京，如果没有完全交差，是不能回家住的，更不能第二天再向皇帝奏报。假如有人胆敢这样干，那相当于藐视皇威，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知道，钦差大臣外出办公事，代表的是皇帝，不管“钦差大臣”本身是亲王还是臣子，既然接了皇帝的旨，那代表的就是皇家的尊严和威信。

就像我们常看影视剧中出现的一幕：宫里来的公公带着圣旨，去哪家大臣家中宣旨，大臣及其家眷们看到圣旨就要立马下跪，无论官至几品，一律如此。他们跪的难道是宣旨太监吗？并不，而是代表了皇权的圣旨。

“钦差大臣”也是一样的道理。无论在权限、礼仪方面都要有规矩，维护皇帝的形象，同时又不能僭越，最重要的是不能借权力搞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办差回京后，如果差事未了，钦差大臣是不能回家住的，必须要交了差事，才能回家的原因。

一般钦差大臣要办的都是公事，要么彻查，要么办事，底下总有“不法分子”想要趁机拉拢关系，比如对钦差大臣行贿。

譬如，嘉庆四年（1799年），御史大夫何道生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上面就提到了此事：“至于钦差所过州县，支应供给，其弊更有不可胜言者。”也就是说，当时钦差大臣办事带着家人，钦差的家人随之同行，不仅享受着和钦差一样的待遇，而且还狐假虎威，借助钦差大臣的特权，对当地的官员或财政造成了劳累，严重的话还会对当地进行索贿。

此后，皇帝加强了对钦差大臣外出办事的管理，减少钦差大臣随行的司员和人数。虽然何道生所上疏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也不妨碍其他问题层出不穷。假如钦差大臣本心并不是那么公正不阿，皇帝对这方面的管理不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当地官员要想直接向钦差大臣行贿，也是没有难度的。

又如，嘉庆十三年，另一位御史花杰针对类似的问题，再次向嘉庆帝上疏，表示：“请嗣后钦差大臣前往外省审案，随带司员不许问供，亦不许与地方官吏接见，则地方官虽有请托行私之心，亦不敢向钦差尝试。”

这一次上疏，相当于直接告诉嘉庆帝，有些钦差大臣管不住自己的手，接受地方官员的私心行贿，希望让皇帝对这方面有所改进，约束钦差大臣及其随从，禁止他们和地方官见面，来起到杜绝私底下行贿的可能性。

之后嘉庆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花杰的观点，却也作了改进，禁止钦差大臣随从对案件进行审讯，仍给予钦差大臣案件的最终判决权。

再者，对于钦差大臣索贿的事，也做了严格规定——严格禁止钦差大臣向地方索贿。在钦差大臣外派办事的途中，每经过一站，就需要取来地方官的官印，让地方官亲自写一个“证明”，内容大致类似“照例供应夫马，并无额外多索”，来说明钦差大臣并没有仗着特权谋私利。假如过了某个县，并没有取得地方官的配合，没有拿到这样的“证明”，那么钦差大臣也不敢继续前行，否则就会“因需索例有处分也”。

皇帝派钦差大臣外出除了办案，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收集所见所闻，体察真实民情，反映地方吏治等，往朝政大事方面靠拢，那就是“搜集情报”。

被派出去的钦差大臣，一般都是皇帝所信任的，就像是皇帝的眼睛。假如这双眼睛出了问题，蒙了尘，那搜集来的“情报”就不一定可靠，严重了会影响朝政和决断，因此这个环节更不能出错。

再举个例子，假如某个地区吏治清明，上报上去无可厚非，若是某个地方屡屡频发不公之事，地方官员又官官相护，也难保不会发生向钦差大臣主动行贿的事。有些官员很聪明，他们不一定向钦差大臣行贿，可能选中钦差大臣的亲人或家眷，倘若成功了，钦差大臣办事回京，还没交差就先回了家，发现家人已经收了人家送的礼，拿人手软吃人嘴短，若是这个钦差心不坚定，难保第二天见皇帝奏报的时候不会变说辞。

所以这也是钦差大臣为什么不能先回家住一晚，次日再向皇帝奏报的原因。为了杜绝各种行贿的可能，这些钦差大臣，一般都是要交了差，才能回家见亲人家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