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月丨张从辉：我家房子我的家

我家房子我的家

文/张从辉

以前在农村，每家每户不外乎就两件大事，一是娶妻生子，二是修房造屋。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房造屋了，那年我十二岁，也就是一九七八年。

那个时候家里很穷，吃穿都成困难，根本谈不上修房造屋。可我家没办法，老屋虽然有一正两环，一共也只有五间。说起我家这老屋，应该也有些年历了，因为父亲的父亲都不知道何时修建的，有人传得说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砍山砍出来的。不过，并没有人有闲心去印证其真假，只是闲暇时候过过嘴瘾罢了。

我父亲是老大，他们一共五姊妹，小的时候兄弟姊妹还可以挤一挤，父亲结婚后，只分得一间老屋，父母亲、姐姐、我和妹妹一家五口就在这间老屋一住就是十多年。那时候挤一点还没啥，最急的是这老屋年久失修，遇上下雨天，是大落大漏，小落小漏，我们几姊妹的任务就是用大盆盆接大漏，小盆盆接小漏。可后来我们也长大了，眼看不修房子也不行了。于是，父母决定，再困难在秋收后也要建房子。

“要住新房子喽！”

记得开工那天我们不知有多高兴，因为不用再和父母挤一间屋了。

说是建新房子，其实也就是砌两间土墙房。别看这两间土墙房，可愁煞父母了。当时除了父亲是民办教师有大队每月十元补贴外，家里几乎没啥收入。好在当年的收成好，家家户户都从生产队多分得些粮食，虽然也只能够吃大半年。父母一咬牙：哪怕日子再过紧一点也要把房子建起来。

于是父亲负责请人帮忙，母亲负责借钱。那个时候虽然人好请，钱却不好借，母亲便厚着脸皮东家串西家，费了好多口舌才借到二十多元。好在大家帮忙不要工钱，因为当年由于生活紧张，家家户户相互帮忙，也叫“换活路”，只管吃就是了。就这样，我家的两间土墙房就算建起来了。虽然没花多少钱，但家里全年的口粮却吃了大半。毕竟那个年代缺油荤，干活的人一般都能吃上两三大碗饭，胃口好的一顿能吃一斤干面。

这一年，我们过得紧巴巴的，好得母亲能干，精打细算。为了能顺利地度过这一年，首先是把杂粮掺到细粮里。那时候如果能吃上一顿白米饭那一定是打牙祭了。母亲都是想方设法往粮食里加“添加剂”，什么红薯饭、南瓜饭、粉渣饭……凡是能掺的她都想办法掺进去了，特别是粉渣饭，真的是太难下咽了。其次就是用细粮换粗粮。家里的大米是细粮，本来也不多，谁也舍不得吃，为了多度过些时日，我们都是拿大米去换红薯干，一斤能换上五斤。当掺也没的掺，换也没的换的时候，这时候就求亲告友借，好得外婆家住在山沟沟头，她们那儿土地宽一些，母亲只好不顾面子，一借二拿，让全家终于度过了那段难忘的苦日子。

如今，每当母亲提及缺吃少穿的年代，总深感愧疚地对我们说：“小时候没叫你们过上好日子喔！”我们则充满感激地说：“那个时候有啥法呢？要不是仗着您老人家为人好、会计算，全家现在还不知道咋样呐！”母亲确实既勤劳又能干，她时常给我们讲：“天晴做来落雨吃，落雨做来害病吃”“会计算一时穷，不会计算一世穷”。

一九八六年，我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有些垂头丧气，父母便鼓励我说：“娃儿，没考上大学不要紧，现在政策好了，土地承包到户，农村一样有奔头。”后来，父亲又为我争取了一个代课教师名额，我就一边教书一边种承包地。那个时候不怕吃苦，干劲儿也足，我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用来种地——稻田采取划行栽秧，地里采取兼种，小麦与玉米兼种，大豆与红苕兼种，一年下来，家里便有余粮。父母非常高兴，就鼓励我说：“娃儿，现在政策好，粮食没问题了，但要想接婆娘，还得修新房子哦！”

一九八七年，我家开始了第二次建房，我对父母说：“要建就建最好的砖瓦房。”于是，我就向堂叔学习自制土砖，然后通过小砖窑烧成火砖，每次可以烧两万多匹砖，修三间砖瓦房完全够了。但为了不欠账，我又对母亲说：“我们把前两次烧好的砖拿来卖掉，再烧出的砖才用来建房。”当时一匹砖能卖六分钱一块，也就是一张电影票的钱，两窑下来，卖了两千多元。这年的冬天，我家建起了三间漂亮的砖瓦房，除了砖是自己烧的外，总共花了二千五百元。当时开木匠、石匠的工资是每天只要二元五角，由于买肉已不用肉票了，每斤也只要一元一角，所以每晚还可以打一顿牙祭。全家最高兴的是没有欠账，但我最高兴的是，父母夸我也会精打细算了。

一九九〇年，我结婚了，这一年全家人开始有了幸福感。因为家里安装了电灯，结束了过去照煤油灯的历史，紧接着还把全家通过省吃俭用攒下的三百多元全部存款买了自行车、收录机。我们的日子就像当时家里刚安上的日光灯一样越来越亮了！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三转一响（三转：缝纫机、手表、自行车；一响：收音机）有了，电灯电话洋缸钵（广播）谈话，就差电话了！”

一九九五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因为我代课十年终于通过考试转正了，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要感谢我妻子，她虽然没多少文化，但非常地善解人意。记得刚结婚那会儿，她知道我是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就鼓励我边教书边学习，争取考上函授大学。为了能让我安心地工作和学习，除了干好农活外，几乎承包了全部的家务活。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可当时我拿着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犯愁了，因为每年的学费要三百多元。三百多元在我们这个家庭就是近半年的收入了，因为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九元五角，平时买这买那的，几乎都添着家用了。说实话，家里当时没啥钱，就是有也舍不得。可妻子却轻松地笑着对我说：“这有啥？活人还会被尿憋死。”没想到第二天，她竟将三十张“大团结”送到我手里，还安慰我说：“钱的事你别管了，安心去读书吧。”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能让我读书，她竟挨家挨户去借，三百元钱竟借了好几家。

二〇〇六年，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父母便又给我说：“娃儿，要是把砖瓦房变成楼房就好喽。”

二〇〇七年，我们家开始第三次建房，由于农村还没有科学的建房设计图纸，我们就边建边思考、边摸索。这次花的时间最长，花了一个多月，建了一楼一底的楼房，整个建房花了四万多元，匠人工资也增加到每天一百二十元。楼房的外墙还贴了墙砖，当时在我们老家算是比较漂亮的房子了。而且家里购置了三十几英寸的大彩电，还安了空调。父母一个劲地说：“生活也就这样了，这辈子知足了喽！”是啊！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没有住房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二〇一一年，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老家，除节假日外就很少回去。最近几年父母总是高兴的时不时的给我打来电话，特别是去年，只要讲起家乡的变化，总是有些滔滔不绝：我们家天然气也安了，厕所也进行了改建……而他们最爱唠叨的一句话就是：“退了休回乡下住吧，现在在农村生活越来越幸福了，条件比城里还好哦！而且还有山有水有树林……”

我已做好打算，老了我一定回乡下去，除了照顾老人外，更因为那是我的家。

作者简介：张从辉，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大足区作家协会会员、理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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