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成为五经童子

崇祯八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成为五经童子

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别号觉世稗官、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等。金华兰溪（今属浙江）人，生于南直隶雉皋（今江苏如皋），素有才子之誉，世称“李十郎”。

李渔自幼聪颖，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之年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他每年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树上刻诗一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虚度年华。李渔的母亲为了让儿子能静心攻读，光宗耀祖，学“孟母三迁”，将李渔安排到李堡镇上的一座“老鹳楼”里读书。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李渔父亲病逝于如皋，十九岁的李渔在如皋守孝三年。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二十三岁的李渔扶父亲灵柩回原籍兰溪入祖坟。同年，娶生塘徐村徐氏女为妻，并白头偕老。李渔多次出游，都靠徐氏主持家政有方，得无后顾之忧。李渔在其作品中亲切地叫她“山妻”。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成为五经童子。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李渔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原以为稳操胜券，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科场失利的沉重打击，他在寄给同试落榜友人的信中，写下满腹牢骚。次年元日作《凤凰台上忆吹箫》叹功名不就。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大明王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李渔再赴杭州应试，由于局势动荡，李渔途中闻警，返回兰溪。不久，社会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满清的铁骑横扫江南，大明王朝已成风雨飘摇之势。国难当头，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为泡影，此时，李渔心灰意冷，惆怅不已。这年的清明节，他在祭扫先慈墓时，百感交集，内心愧疚，长歌当哭。

不久，受新任婺州司马许檄彩之盛请，做了幕客。后又结识新任知府朱梅溪，两人志趣相投，来往甚为密切。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渔去城东南隅的八咏楼赏景，并要他为此楼题联，以弥补该楼有诗无联的缺憾。李渔当即作了“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一联，令人拍案叫绝。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悬于楼柱上。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攻入金华，楼遭灾，联遭毁，李渔也被迫离开金华，回到了兰溪。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八月，清军攻占金华，“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功名不遂、身经战乱的李渔，归隐故乡，回故乡下李村居住，并改名“谪凡”。清廷颁布了剃发令，李渔对这一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虽强烈不满，但为了保命，还是剃了，并自称为“狂奴”。

李渔自喻为“识字农”，在伊山头的“先人墟墓边”，“新开一草堂”，构筑了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即伊园），并写下《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篇咏之。“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他决定学唐代诗人王维，在伊山别业隐居终生，老死于此。在这之前，他还写过《归故乡赋》，深感行迈之艰，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归隐之意。

李渔非常关心村上的公益事业，以他为首在村口的大道旁，倡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为“且停亭”，并题联曰：“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此亭此联一直为后人传颂，被列为“中国十大过路凉亭”之一。他还倡修水利，积极为首兴建石坪坝等四处堰坝，挖掘伊坑等沟渠六华里，使易旱的黄土丘陵地带形成“自流灌溉”，改善了农田水利，村民至今受益。据《龙门李氏宗谱》载：“伊山后石坪，顺治年间笠翁重完固。彼时笠翁构居伊山之麓，适有李芝芳任金华府刑订厅之职，与笠翁公交好，求出牌晓谕，从石坪处田疏凿起，将田内开凿堰坑一条，直至且停亭，复欲转湾伊山脚宅前绕过。公意欲令田禾使有荫注，更欲乘兴驾舟为适情计也。”石坪坝后人誉为“李渔坝”。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李渔被推为宗祠总理，手订下李氏宗祠《祠约十三则》，又主持修了《龙门李氏宗谱》，深受村民敬重。这一年，李渔在一次兴修水利过程中，介入了与生塘胡村的一场词讼，后因“胡姓刁诈，事不如愿，结讼中止”。此事使李渔萌发了到杭州发展自己事业的念头。于是他写下《卖山券》，卖去自己悉心营造、终日游乐其间的伊园，举家移往杭州，去寻找新的创业之路。

李渔为杭州的寓所题名为“武林小筑”，并在此暂居下来。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尽管有朋友的接济，但仍然举日维艰，处境十分尴尬。然而，李渔并没有气馁，他知道，偌大的杭城定有他的谋生之道。一段时期，在杭城的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不断了解中发现，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对戏剧、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专长，“卖赋以糊其口”，一方面可以解决一家人生计，另外一方面还可使自己在杭城立住脚跟，隐逸于市井间。主意一定，他毅然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字”之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

在杭州期间，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数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李渔重返阔别二十年之久的出生地如皋，并在如皋、通州一带以诗文会友，历时九个月，写下了忆先大兄的诗文，后又回到杭州。

李渔在杭州居住数年之后，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坛新人。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地流传，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书商，千方百计进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当时，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见到笠翁新作。有的就干脆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挂上“湖上笠翁”的名进行发行，蒙骗读者。不法书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径，不仅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还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声誉和经济收入。为捍卫著作权，他勇敢地站出来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一边请求官府为他主持公道，传札布告；一边与女婿沈心友四处奔走，上门交涉。可以说，李渔是中国最早具有版权意识的出版家，也是最早捍卫自己著作权的作家。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没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盗版现象仍防不胜防，屡屡发生，使李渔忙于交涉，兴叹不已。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盗版者为最多，为了便于交涉，李渔索性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左右离开了杭州，举家迁往金陵。

李渔来到金陵后，开始了他文化事业上的全新时期。李渔先在金陵闸暂居了一段日子，后来在孝侯（指晋人周处）台边购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为芥子园，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此时，李渔一家连同奴仆少说也有几十口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与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丰”，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李渔常与达官贵人打交道，交朋友，为他们赋诗撰联，谈文说艺，度曲演戏，设计园亭，把他们的书信、文案等选编出版等。出众的才华，加上善于交游，他不但能“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鲭，夜宴公卿之府”，还经常获得丰厚的馈赠，为他的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当时，有的正统文人看不起李渔，说他是“有文无行”。面对世俗偏见和世人的不理解，他无由辩白，信誓旦旦地认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生前荣辱谁争得，死后方明过与功”，他相信历史将会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判。当然，李渔“打抽丰”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绝不折节自辱。一次，有同学来信说，有个大官要他去见见面，他回信婉拒。

居金陵二十年，李渔以文会友，以戏会友，与整个社会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交游面极广。他曾经为时任江宁织造曹玺撰赠过对联，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成为忘年交；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互赠诗词（当时蒲31岁，李61岁）；在苏州百花巷、金陵芥子园内，经常可以看到李渔与他的文友、戏友一起观剧切磋技艺。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 王士禛、施闰章、宋荔裳、周亮工、严灏亭、尤侗、杜濬、余怀等“海内八大家”以及“燕台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数都与他有过交往。李渔交友有道，深明“君子朋而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胶如漆”等古训，作《交友箴》以述志。当时有个潘一成，和他一样也是“府痒生”，明亡以后，也不再应试。此人恣情游览，到处题咏而不署名，李渔神交已久。一次，李渔在南昌东湖酒肆中，认出他的题句，经过访问，知他是湖南东安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李渔游桂林，特地绕道去东安访潘一成。遍寻不着，一日，偶泊林树下，见一蓬门草屋，门上有副对联，李渔笑道：“此有尘外之致，定是他的住处了。”进门相见，果然是他，两人意气相投，言谈融洽，留叙二日方才依依道别。

李渔结交面甚广。在与他交往的、有文字记载的八百余人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他们中有雅慕李渔之才者，有自己喜爱舞文弄墨而与李渔相往来者，而当地官吏结交李渔者也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不过故作风雅，借李渔之名，以饰门面的达官贵人为多。众多的朋友，使李渔能自由往来于朝野文人之间，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文学素材。

为丰富知识，陶冶性情，向大自然汲取营养，李渔与古代许多文人一样，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居金陵期间，他一方面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走，交结官吏友人，以取得他们的馈赠和资助；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要游览山水胜地。“生平锢疾，注在烟霞竹石间”，他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他说：“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还说：“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在古代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他携带家班远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闽、楚、豫、广、陕等省区，“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名山大川、十经六七”，“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河则俱未尝遗一”，中华大地的奇山秀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李渔“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在长期的漫游中，他对大自然作了深入的观察研究，对各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调查，不仅进一步孕育了自己对各方面艺术的情趣，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创作素材，经过他精炼细微的艺术加工，从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既有写实的、抒情的，也有联想的、议论的，语言精炼，韵律优美，深得世人称颂。他还将这些从游历四方获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说、戏曲创作和造园艺术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丰富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晚年的李渔思乡之情日切。六十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经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兰溪故里。在经过桐庐县严子陵钓台时，李渔写下一首词《多丽.过子陵钓台》，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李渔回到兰溪故里，物是人非，感慨万千，写下了《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当时，兰溪县令赵滚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闻讯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并悬挂于夏李村李氏宗祠。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为了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六十七岁的李渔迁回杭州。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李渔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由于搬家的劳累，一次失足从楼梯上滚下，伤了筋骨，从此，李渔贫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也难以继续了。为此，他向京师老友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要求援助，其所述景况，所兴感慨，无不让人痛心怜悯。许是这封公开信起了作用，李渔在朋友、官员们的资助下，次年层园修成。此园缘山而筑，坐卧之间都可饱赏湖山美景。“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李渔贫中寻乐，准备安享晚年。

由于长期奔波的劳累，李渔再次病倒。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农历正月十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李渔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死后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题碣：“湖上笠翁之墓。”

补述李氏家班：李渔心怀两个愿望，一是早生儿子，二是创办家班。五十得子，使他满足了前一愿望，而后一愿望仍然没有影子，直到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才有了机会。这一年，五十六岁的李渔应朋友之邀，由北京前往陕西、甘肃游历，先是在陕西得到颇具艺术天赋的一个十三岁的姓乔的女孩子，这是促成家班的成立最重要人员。

乔姬聪慧过人，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天份，经教唱演习，成为李氏家班的有名的旦角。初到李渔身边，乔姬曾偷听伶工演奏《凰求凤》，过耳不忘，“自观场以后，歌兴勃然，每至无人之地，辄作天籁自鸣，见人即止，恐贻笑也。未几，则情不自禁，人前亦难舌矣”。乔姬请求学曲，李渔乃聘请旧肃王府苏州老优教之。乔姬学唱，记忆惊人，领悟极快，师授三遍，便能自歌。老师说，他授曲三十年从未见过如此聪敏之人。仅一月余，乔姬便学会了老师的所有，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每有客来访，乔姬隔屏清唱，客人听得食肉忘味。李渔曾在芥子园戏台上题有楹联曰：“休萦俗事催霜鬓；且制新歌付雪儿。”雪儿便是乔姬的爱称。几个月后，李渔到达甘肃兰州，又得到别人赠送的同样也是十三岁的一个王姓女孩子。这个姓王的小姑娘长相虽然不出众，可是一旦易妆换服，却与美少年无异，令人惊叹。李渔便让同龄的小乔教她学戏，扮演生角。这样一来，昆曲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生和旦全有了，形成了家班的雏形。

其实，李渔在陕甘一共得到四个女孩子，这就是李渔家班的全部成员。在此后的对外演出中，都仅四人当场。乔、王二姬的舞态歌容，超群脱俗，能体贴文心，只需李渔略加指点，便能心领神会，触类旁通，创造性地表演剧本内容，常常是“朝脱稿，暮登场”，效率很高。最主要的是，李渔组建的昆曲家班，并且不像其他那些家班，都隐藏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供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观赏，而是在全国各地举办演唱会，真是让世俗大跌眼镜。

由于有乔、王二人这样出色的演员，以及李渔这样的好编剧、好导演，李氏家班创建不久，就红遍了大江南北，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全国九州，历其六七”。她们随李渔“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见《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观众上至公卿，下至布衣，如此广泛的交游在明清家班中，绝无仅有。李渔每到一处，都以戏会友，备受戏曲名流们的欢迎。李渔不仅在大本营南京营造了别墅芥子园，就是寸土寸金的苏州，也在百花巷内置办了自己的寓所，而这些地方，都曾是当时戏曲名流交流艺术的场所。

乔、王二姬由于长年在外演出，劳累成疾，仅历七年便先后早逝。李渔老泪纵横，悲恸欲绝，写下了《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重过江州悼亡姬呈江念鞠太守》《自乔姬亡后，不忍听歌者半载舟中，无事侍儿清理旧曲，颇有肖其声者，抚今追昔不觉泫然遂成四首》《后断肠诗十首》等诗作哭悼乔、王二姬，挥泪为二人写了一篇《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希望二姬能复生、再来，情深绵绵，催人泪下。李渔之悲痛，不仅因为二姬在家班里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更因为在生活上是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形影不离的伴侣，在艺术上是最能领悟李渔文心并可以与之促膝交流、切磋的红颜知己。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