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国唐宋时期与日本平安时代典籍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1]中国早在殷商时期便出现甲骨文，使用龟甲兽骨作为书写材料，春秋战国，著书立言大都使用竹木简，每写完一篇，便用丝、麻或皮绳等材料，将“简”缀编成一长幅，这是我国早期书籍的基本形制。[2]隋唐时期，造纸术的改进推动了中国书籍装帧形式的发展与演变。而日本从公元600年遣隋使访隋开始，历经飞鸟（593-694）与奈良时代（710-794），唐灭隋后，日本又先后组织十几次遣唐使团，[3]大规模地学习并引入唐朝各行业的知识及技艺，从而促进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至奈良时代为止，此阶段文化主要移植唐文化，故被誉为“唐风文化”。奈良时代之后的平安时代（794-1185）横跨中国唐、五代、两宋时期，在唐风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萌生出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

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4]据敦煌遗书考证，在此时期内曾出现过被视为两宋时期册页装的原型、雏形或折中样式，但因使用时间短故尚未普及，现在无法对其进行客观描述与定义。这段变革期正处于日本的平安时代，当时日本学者大量学习及效仿从我国带回的诸多典籍。因此，本文考察日本平安时期典籍装帧方式后，对照唐末五代、两宋时期装帧方法式样以此明确两者的异同，关注和比较这段时期日本典籍的装帧方法，能够为我国古籍装帧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典籍装帧历史悠长,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多元化的装帧方式。其中包含有本土演变而成的类型，也包含少数经外来文化融合产生的类型，两者共同构建了我国古代丰富且具有特色的装帧文化。

1.卷轴装的概述及其装帧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缣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缣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2.卷轴装至册页装的过渡

唐末期，由于雕版印刷的出现及普及引发了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以经折装、旋风装为代表装帧方式，而后,册页装又演变出为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及线装等形式。旋风装产生于唐中期，唐王仁煦撰写的《刊谬补缺切韵》为旋风装的典型代表。旋风装将首页固定在比书页略宽的底卷上，第二页接首页，再将剩余页面右侧空白处粘裱于首页左侧的底卷上。收藏时由首往尾卷起，外表与卷轴装类似，但优点在于缩短了纸幅长度，又便于逐页翻阅。因此，旋风装不仅保留了卷轴装的式样，而且具有册页装的装裱特点。经折装的出现缘于隋唐时期佛教盛行，从国外译回的经典数量胜多，考虑到诵读方便，故将经典按一定的行宽数，左右反复折叠成长条形的折子，在首页和尾页又施加硬质材料作为封皮，以便阅读、收藏，[5]展开后仍保留卷轴装的形态。

此外，梵夹装不属于中国本土产生的装帧形式，它将佛经写于贝叶上，按顺序排列后，再用竹木板置于经书上下，夹好后在中间穿洞系绳。[6]由于梵夹装属于叠叶式装帧，阅读时需逐页取下，因此，这种装帧并未成为当时典籍的主流形式。[7]

3.册页装与宋版装帧

雕版印刷的运用是中国产生册页装装帧形制的主要条件之一，[8]北宋统一政权后，雕版印刷得到飞速发展。印刷时需将书分成若干版面进行制版印刷，书籍最初呈现单页的状态，蝴蝶装由此产生。具体将单页印字面为上，纸张两侧向内对折，集数页为一叠并戳齐后，印字页反面的折口为版心，在此处用糨糊逐页粘裱，再用硬纸粘于书脊处以作封皮，最后将书页上、下、左侧多出部分裁齐。

南宋盛行的包背装与蝴蝶装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包背装的印字面朝外，折口为书口也朝外，集数页戳齐后，不用糨糊，而在版心余幅空白处用纸捻穿订并砸平，再用硬纸粘于书脊并包起书背，故称为包背装。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1.卷轴装的传入与粘叶装的普及

平安时代初期，普及的装帧形式为卷轴装。发展至平安中期，出现册页装，多为使用写经体字样双面书写的手写本，具体将书页对折，在折口处施加糨糊制作而成，这种装帧方式被称为粘叶装。而粘叶装一词由江户时代（1603-1868）的藤原贞许命名。目前,在日本国内保留最古老的粘叶装手抄本为空海于公元806年从长安带回的《三十帖策子》，公元858年入唐返日的天台宗円珍和尚也使用此种装帧方法编写了《円珍入唐求法目录》。公元986年从宋朝返日的奝然带回的《系念人交名帐》以及《金刚界仪轨》《显密二教论》以及比叡山延历寺留存的《传述一心戒文》同样也是粘叶装的手写本。当时，除粘叶装之外，随后还出现了使用线绳装帧的缝缀法，缝缀又包括缀叶装以及大和缀。

2.平安中后期的缀叶装与大和缀

缀叶装也称列帖装，缀叶装是二战前由日本书志学会命名的新造词。与粘叶装一样，为双面书写，具体将多张纸重叠对折后成一帖，集数帖后用线绳固定折口，附上封皮将帖装订成册。现留最古老的缀叶装写本为1120年的《古今和歌集》，还有《金刚般若集验记》以及12世纪初的《日本灵异记》，后两本皆为天台宗大原来迎院所传的手写本。另一种用线绳装订的装帧方法为大和缀。大和缀为单页书，将每张书页对折戳齐，首尾页附上封面封底后，在书页的右侧靠近折口处从上至下打4眼，两眼为一组，每组穿缀线或缀带后再打成平结。从《紫式部日记》中查阅当时有关手写本装订的篇幅可以推测，大和缀的装帧方式在平安中期已经出现。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两国历史社会发展状况存有不同，这种不同具体从装帧步骤、装帧材料、文书版式等装帧形式方面得以体现。然而，探究两国装帧方式的相似之处存在的原因，需厘清平安时代日本代表性的装帧方式的原型，并考察它与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的继承发展脉络。

1.“唐风文化”影响下的卷轴装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参阅时，绘画从右向左、文字也从右向左展开，具有良好的时空表现。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摹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2.雕版印刷的普及影响两国装帧方式

比较蝴蝶装与粘叶装的版式及历史背景，可以发现，首先，两者的不同之处体现在蝴蝶装为单页印刷，相反粘叶装为双面且采用手写制书。进入北宋后，中国将雕版印刷作为官刊，其中以蜀地雕版发展较成熟，蝴蝶装也由此产生。宋版蝴蝶装为先印刷后装订，且为单页印刷，因此，装订成册后每页都留有空白，阅读时需连续翻过两次空白面，印字页不连续造成一定的阅读不便。而粘叶装在制书先后顺序上，先装订后书写，与蝴蝶装截然不同。由于先装订的关系，无需考虑书页间的排列顺序，所以粘叶装呈现双面页的特点，比起蝴蝶装更易于阅读。其次，虽然蝴蝶装与粘叶装同为使用糨糊作为粘接材料，但粘接位置上略有不同。与前者仅粘接折口处相比，粘叶装因使用雁皮、黄瑞香等树皮制作成厚纸，所以粘接位置为折口的外侧，书页软度上远不如蝶装书页轻薄。第三，日本粘叶装书籍与蝴蝶装乃至包背装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字体方面，宋朝雕版印刷体的字体方正、横细竖粗且棱角分明。但在平安初中期，日本未流行印刷术，典籍主要仍为手写本，采用字体为写经体，字体相对比较柔软。

至于“缝缀”一词，来源可追考《王氏谈录》，同时北宋藏书家王洙也将其定为“缝缀”，而《墨庄漫录》中将此又记为“缝缋”。《墨庄漫录》中并未提及它的装帧方法，但在《紫式部日记》中却有记载，缝缀为“缀集”，指使用线绳缝之而成，此点与使用糨糊粘接的粘叶装、蝴蝶装不同。属于缝缀之一的缀叶装除了粘接材料、集数帖为一册装订法外，其装帧位置与粘叶装、蝴蝶装类似，都为中缝装订。然而平安中期出现的另一缝缀形式——大和缀虽与宋版包背装的右侧装订方式相似，但在装订材料和封面封底处理上却截然不同，包背装使用的为纸捻，但大和缀则为线绳。对于封面封底，包背装使用一张整纸，但大和缀却使用两张单独裱纸。据前文所述，日本缝缀的大和缀属于单页书且印字面外折，折口即为书口，与其相对处缝缀。这说明，由于平安中期日本上流社会仍热衷收集宋版图书及效仿其装帧方法，因此类似蝴蝶装的单页印刷及包背装书页外折的装帧方式逐渐渗入日本社会，大和缀正是宋朝雕版印刷册页装传入日本的映射。为此，可以推断，大和缀效仿了宋版装帧包背装之后，逐渐在国风文化的影响下，采用和纸作为封面并使用组纽系结固定，由此大和缀才算真正定型并得到推广。

另外，关于版式书页，两国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典籍无论是卷轴装、蝴蝶装或包背装，大都设有边栏框格，段落间不设空栏，但日本的典籍原则上不设框格，段落间设置空栏且文字连绵。关于这点，可从文字、语言等方面得到启示。中国使用象形、表意的汉字，使用句读段文因此无需设空栏，日本平安时期使用手写制书，除表意文字外，还混合表音文字，所以段落间必须空栏。

四、从敦煌遗书看粘叶装、缝缀与宋版装帧的渊源

为考证日本平安时期出现的粘叶装、缝缀是否源于我国的装帧方式以及判断这两者的固有文化属性，因此作者将5～11世纪敦煌遗书中所出的写本、印本作为主要参考对象，比较其装帧方式，明确两国装帧方式的内在联系。

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唐末五代时期粘叶装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9]因此，学术界也有粘叶装为蝴蝶装的原型这一说法。根据敦煌遗书得知，对粘叶装的装帧方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单面写字，印字面内折，按书序集为一叠，空白面相对涂抹糨糊装订，与北宋时期的蝴蝶装装帧方法相仿，因此可以认为，粘叶装为蝴蝶装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一种将纸张对折形成四个页面，除首尾页外，每一页面均写字，最后按序排列后在折口两侧涂抹上糨糊，这种方式与日本粘叶装十分相似。而这两种装帧方法的不同或许缘于书页纸张质地厚薄的不同。前者为单面书写，所以可选择质地较软薄的纸张，印字背面经粘接后能够提高书页的硬度和强度。后者选用较厚硬的纸张，考虑到书写利用率的关系，故采用双面书写并且仅在折口处施用糨糊以作固定之用。

由此可见，平安初中期盛行的粘叶装受到唐末五代时期册页装的影响，所以产生出与中国粘叶装、蝴蝶装在粘接方面相类似的装帧特征，但由于两国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导致制书的先后顺序、纸张、字体上萌发出具有日本特点的装帧风格。此外，粘叶装一词并非出现于平安时代，早期被称为“胡蝶装”“缀叶装”（“列帖装”）。幕府末期及明治时期，这种混乱局面达到顶峰。但明代辞书《通雅》中解释，“粘”与“糊”同义，因此排除了粘叶装为缀叶装的说法。而后，日本学者也因粘叶装与宋版蝴蝶装存有不同，故采用此名。

对于缝缀的装帧，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其方式不止一种。其一，书页对折且双面书写，在折口处采用粘叶装的方法先用糨糊固定书册，然后使用绳线将整个书背缝住；其二，将单页印字面内折，折口为书口，书口相对侧打3眼穿缝线，此类书籍已具备线装书的特点；第三，将书页集数张为一叠对折成一帖，集数帖后缝合折口作为书背，用线绳反复缝缀，由此可见，也就是这种手法与日本缝缀之一的缀叶装相似度较高。

此外，敦煌遗书中发现了蜀地印刷的唐代雕版刊物以及翻写蜀版佛典的卷轴书，也存在采用缀叶装与包背装混合型装帧方法的五代写本，从中可以推测当时蜀地与敦煌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交流，这也是蜀地写本装帧方法传入敦煌地区的有力证据。因此，可以断定，五代时期蜀版装帧方式传入北宋后逐步演变成为宋版包背装，这种装帧方式进而影响了周边国家的书籍装帧。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纵观典籍装帧的历史，唐末雕版印刷开始出现，因而相继取代了写本的卷轴式装帧法，而后进入印刷时期，典籍装帧方式由蝴蝶装向包背装演变，发展脉络按时代特征、印刷术及造纸术的更新而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具有代表性的装帧方式，总体而言，装帧方式演变呈现规格化、标准化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日本的装帧方式转变相对平稳，同一历史时期内，多种装帧方法共同使用，不具备明显的更替特点。这是因为比起我国，日本进入雕版印刷时代较迟缓，平安初期至中期，卷轴装以及写本未被完全取代。由此可见，平安时期的日本装帧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历史特征，因而导致该时代对于册页装典籍的装订以及文书形态并没有严格定义和区分，装帧名称相对笼统、混乱，存在不明确的称呼，以至于在近代才被具体定义。

五、结语

唐、五代、两宋是中国的书籍装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关键时期，其中，两宋时期在雕版印刷的影响下，蝴蝶装与包背装先后成为当时装帧的主流方式，但两者的源头还需追溯至唐末五代时期以前，或是同时期的周边国家。然而源于国情、社会发展状况及语言构成、阅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从中国传入的装帧方式在异国被保留并普及，更有甚者更演变为具有异国特色的装帧方式。这种演变发展方式充分彰显了我国书籍装帧史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比较分析这些装帧方式，不仅是为了促进我国书籍研究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推广，为当代书籍装帧提供设计参考，开拓设计思维，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王晔过伟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