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A制裁俄罗斯背后：技术生态中的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继俄罗斯被踢出国际金融领域的SWIFT（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后，2023年9月1日，国际航空业的SITA系统也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

SITA概况与制裁的浅层影响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11家欧洲航空公司于1949年创立了国际航空电信协会（SITA）。经过70余的发展，SITA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务动态电报网络，覆盖全球约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航空业主体，其中650家航空公司系SITA会员，全球95%的机场使用SITA系统。俄罗斯航空（Aeroflot）早在1959年便已成为SITA合作伙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签署了相应协议。

SITA系统主要用于航空公司、机场、空管等航务主体之间的动态信息传递，其信息传递格式为SITA报文，包括起飞报、降落报、延误报、取消报等动态电报，以及飞行预报和飞行放行电报，此外还有出票电报、货物仓单电报、旅客中转报等等。每架飞机须在飞行前（领航计划报发布前）在SITA系统内提交飞行计划，包括运行安排、航路、航线、空域、机场、时刻等内容。

当然，飞行计划也可通过传真或当面提交，但SITA系统为信息传输提供了更加便利、更具互操作性和协调性的方案，各航空公司的用户终端通过集中器连接至SITA干线网络，SITA服务器中枢再向系统内国家发送相关信息。总之，SITA系统广泛服务于航空通信、航班操作、边境管理、移动应用、数据分析等领域。

SITA的退出意味着俄罗斯与他国之间的航务信息传递效率将大幅降低。俄罗斯飞机飞往国外机场、外国飞机飞往俄罗斯时，双方航务主体不得不寻找其他替代性方法互通信息。如果沟通不顺，包括存在有意或无意的沟通延迟、拒绝沟通等情况，那便意味着双方飞机无法降落在对方机场。但即使沟通顺利并获得降落许可，旅客下机、行李提取、边检等程序的行进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SITA退出并不意味着俄罗斯飞机被完全封锁在本土。因为俄罗斯仍为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成员，也签署了《芝加哥公约》（《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和《华沙公约》（《统一国际航空运输规则公约》）等国际航空公约，俄罗斯飞机仍有权飞越他国领空。

因此，SITA退出俄罗斯可以视作对俄罗斯的“软封锁”，即俄罗斯依然在国际航务网络中，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各个航务节点的信息传递权利和路线并未被切断，但这个网络中最高效的、用户量最多的信息传递工具——即SITA本身不再允许俄罗斯使用，俄罗斯不得不使用其他低效的替代方式联络，而如果其他国家的航务节点不愿使用替代方法，那么俄罗斯便可能在操作上被事实上封锁了。

这对于普通旅客最直观的影响包括俄罗斯航班信息可能会从接入SITA系统的航旅平台消失，出入境速度可能大打折扣，某些目的地的航班可能临时甚至永久取消。

目前，俄罗斯正加紧与友好国家建立替代性信道，俄罗斯航空业向国产通信系统迁移的工作也在加速进行。据俄交通部信息，由数字技术企业组成的专门从事数字产品进口替代的“工业能力中心”（ИЦК）已经研发出俄罗斯国产的航空服务平台，该平台使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和联合国的EDIFACT通信格式，并已引入俄罗斯国内外的5家航空公司和39个机场以及特定国际航班。此外，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开发的Leonardo和OCR公司的TAIS订票系统亦已投入运营。

SITA技术生态与制裁的深层影响

尽管如此，SITA系统的退出对俄罗斯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因为SITA已建立了一整套技术生态。

首先，技术生态依赖内部软硬件的技术支撑。从技术本身即内生态上看，航空通信技术在SITA“技术族系”里繁育和发展。其技术迭代和上下游技术之间存在融合、承接和嵌合关系，技术的结构和功能具有一定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带来严重的跟随依赖效应。

例如，SITA Zamna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护照、签证、健康信息等旅客数据的验证和处理方式；SITA Smart Path利用生物识别技术实现值机、托运、边检、安检和登记的自动化、非接触化和无缝化；SITA Safety Line提高燃料使用效能，减少碳足迹；SITA PAX Check以非接触式数字方式检查旅客证件；SITA Flex通过智能设备随时随地完成值机……

总之，SITA正不断利用创新技术，提高航务流程一体化程度与安全性，引领整个行业的数字化和低碳化转型，缩减信息处理时间和相关基础设施，简化边境例行检查，提高旅客数据安全性。

其次，技术生态也与外部环境共生，从技术-社会关系即外生态上看，技术的发展与演变是在社会中实现的，技术的开发、设计、生产等并非单向线性的机械过程，而是要求技术与社会的协同和匹配[1]。SITA退出俄罗斯市场意味着俄罗斯供应商被排斥于SITA产业链的供给关系之外，俄罗斯的技术经济文化、政策和国家创新体系等社会环境不再能够影响SITA技术生态建构。

总之，SITA并非仅仅在航空信息技术领域拥有核心技术壁垒，而是建立了技术生态壁垒，即一个跨足多方的技术和信息网络，强调多国、多实体、多技术的合作性、协调性、互操作性与可持续性。

俄罗斯可能会因SITA的退出而错过由SITA引领、其会员国共同推进的技术进步机会，错过SITA框架下与航空业趋势、问题和创新有关的信息共享机会。若俄罗斯依靠自主技术开发和创新来满足航空信息技术需求，那么SITA的退出则会可能导致俄罗斯的技术标准与SITA标准不一致，从而影响兼容互通，与SITA技术生态的连通可能涉及大量复杂的人工改写工作，并出现安全漏洞。

如果一国在技术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排除它可能导致技术生态中的一些部分无法正常运作，进而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但俄罗斯在SITA技术生态中并未如美欧、中国、阿联酋等航空产业枢纽那样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将俄罗斯排除出SITA系统，并不会对SITA技术生态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

技术帝国主义 vs 技术民族主义

事实上，技术全球化背景下，技术生态一旦形成，意味着几乎不存在某种单一技术或社会力量能够直接对其国际技术组合进行“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有效冲击。技术生态的建立即是“技术帝国”的建立，蕴涵着相应的技术霸权。

类似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作为技术生态构建和演化主导者的“技术生态主”亦统治着技术空间。帝国通过武力、政治、联姻等手段扩大势力范围、管制贸易流动并塑造国际秩序；“技术生态主”通过垄断关键技术、制定技术标准、建立合作网络等方式塑造全球技术规程和信息流动秩序。帝国疆域内的劳动分工根据地域禀赋形成；技术生态也由各具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技术和组织构成。帝国疆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技术生态各参与者也面临技术不平等。帝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不同“技术生态主”之间也竞相投入资源争夺领先地位。帝国将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引入其扩张的领土；“技术生态主”通过技术平台和应用将自身文化价值观灌输给其他技术生态参与者和用户。帝国掠夺殖民地的自然和人口资源；“技术生态主”则以数字殖民的方式掘取和收集他国数据资源。帝国压迫殖民地并激发民族主义反抗，“技术生态主”的霸权行径也导致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

经济全球化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及其塑造的舆论氛围虽然降低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可见性，但近代历史表明，技术民族主义高涨多发生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和新技术革命的活跃期[2]。此次俄罗斯的例子再次印证了这一规律。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貌似在全球化语境下实行着技术全球主义路线，但其内核实则却是日本学者山田墩司（Atsushi Yamada）所说的“新技术民族主义”[3]，即技术生态参与者通过全球性技术闭环实现民族利益。正是这些披着技术全球主义外衣的技术民族主义者构成了技术生态的帝国主义。

反观俄罗斯，其当代民族主义滥觞于苏联解体后其试图融入西方遭到遇冷以及西方试图将其矮化和降级之际。今天俄乌冲突中的瓦格纳集团兵变也根源于俄军政内部保守民族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之争。未来，不止于先前的对外政策或社会思想领域，西方对俄从实验室合作的中断，到经济社会中的产业撤离，从操作系统的停更，到资金、民航通讯空间的软封锁，使俄罗斯政治无论走保守还是激进路线，对抗技术生态帝国主义都将成为俄罗斯科技发展的主线，俄罗斯技术民族主义意识和技术民族化程度将水涨船高。

“斯普特尼克时刻”vs“加拉帕戈斯现象”

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及地缘军事的多重压力下，凭借不小的市场体量、深厚的科技禀赋和悠久的航空业体系，俄罗斯打造出自主航空通信系统的难度不大，其技术民族主义可能展现出“斯普特尼克时刻”那样惊人的爆发力。但研发系统易，构建生态难。类比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针对计算机操作系统所说的，“操作系统的成功关键在于生态系统，需要搭建起完整的软件开发者、芯片企业、终端企业、运营商等产业链上各个主体共生的生态体系。”

因此，若要打破西方技术生态壁垒、打造自主技术生态系统，需要俄罗斯释放自身核心资源、能力和价值信号以提高自主技术生态的吸引力，降低自主技术生态的门槛以争取到早期参与者，打入其他生态系统以弥补自身劣势并搜寻潜在参与者。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非西方地区中的软硬件技术或人口大国或将成为其关键支撑。

否则，即便有能力自给自足，其航空通信技术生态恐将“加拉帕戈斯化”。在俄语中，“自给自足”叫作“aвтаркия”，这个词同时还有“闭关自守”和“经济封闭”的涵义。正如生物学家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所发现的，由于资源匮乏和竞争不足，孤岛生物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化，大型动物几代之后会进化得更小、而小的会变得更大。进入автаркия状态的技术生态虽然拥有绝对技术主权，但其发展则面临较低的天花板。

日本较早使用“加拉帕戈斯化”这一概念形容其制造业过分专注于独立发展，但面对适应力和竞争力更强的外国产品时出岛便死的局面。俄罗斯科学院物理数学家谢尔盖·叶格列夫已然在俄罗斯大科学装置领域发现了“加拉帕戈斯现象”，即它们在愈加封闭的条件下发展，得到的资源愈来愈少，来自外国同类产品的竞争愈来愈少，大科学装置的产出和转化愈来愈少[4]。叶格列夫不无忧虑地说，“这些装置将成为像沙皇炮、沙皇钟那样大而无用的象征。”

（华盾，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泽林，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飞行总队飞行员）

注释：

[1]孙恩慧,王伯鲁.“技术生态”概念的基本内涵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38(03):36-43.p.37

[2]Atsushi Yamada, “Neo-techno-nationalism: How and Why It Grows,” Columb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Online, Vol. 123, No. 17, 2000, p. 30.

[3]余南平,戢仕铭.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以全球半导体产业为例[J].国际展望,2021,13(01):67-87+155-156.

[4]Егерев С. В. Уникальные науч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как объек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укой: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2020. Т. 2. № 4. С. 1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