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也是产业协同示范带 创新才能向价值链上游突破

本文转自：长江日报

云端会客厅聚焦制造业梯度转移：

长江经济带也是产业协同示范带

创新才能向价值链上游突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建伟教授：

武汉产业基础条件好，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如钢铁、石化、装备等产业，打造更具增长性和带动力的区域产业增长极。在生物医药、氢能源等领域，武汉也可以积极探索创新，争取在新赛道实现追赶超越，进一步提升产业的显示度和竞争力。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戴俊骋教授：

推动东中西部产业的有序转移，长江经济带正是产业协同发展的示范带。长江经济带覆盖东中西部，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和平衡各地区发展，为国家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整个大区域板块之间的传统产业、现代产业，以及不同技术能级和要素能级区域的协同发展提供重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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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吴曈

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当前，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作为支撑。

从整体看，在愈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必须进一步优化制造业空间布局，强化区域间分工协作升级。面对这一时代必答题，从国家到各地方都开始了新一轮谋划和行动。

近日，《云端会客厅》邀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建伟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戴俊骋教授两位业内专家，围绕我国制造业发展相关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全球竞争优势依然强大

长江日报：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迎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徐建伟：从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雁阵模式”描绘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全球产业分工合作的基本架构。发达国家更多地承担了“头部功能”，例如研发设计、高精尖制造、供应链管理和产业链治理等。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担“尾部功能”，通过发挥低成本优势，嵌入国际分工体系，承担一般的加工制造环节。

正因为发达国家借助“雁阵模式”，将大量加工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也带来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问题。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相对不高，多数都在20％以下。对比之下，我国制造业比重保持在较高水平，超过27%，这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经济大国中是比较高的。

从另一个指标来看，“雁阵模式”分工最典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电子等。当前，日本纺织品与服装行业占增加值的比重在2%左右，韩国为3%左右，德国为1%左右，而我国在10%左右，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

通过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虽然由于扩大投资、靠近市场、整合资源等考虑，有部分低端产业和低附加值环节出现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的情况，但我国保持了较高的制造业比重，也维持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不论是高精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抑或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都保持了相对合理的比例。

因此，我国通过发挥国内产业体系优势和强大的市场支撑能力，国内外产业的循环协作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使得中国制造业在配套协作、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上具有独特而强大的发展优势。

戴俊骋：从最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转移。

从“雁阵模式”来看，我国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在全球产业格局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不像过去那么突出。要保持和提升持续竞争力，还要通过科技创新向制造业价值链上游突破。

从机遇层面来看，我国依然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随着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牢牢把控制造业的高科技领域，即“雁头”部分，抢占领先优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要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深刻变革中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有序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优化产业协作既要有问题意识，更应具备战略思维

长江日报：在优化制造业区域空间布局、加强分工协作方面，需要哪些新思路、新观念？

戴俊骋：首先，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不断完善国家产业转移政策，着力推动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在合适区域落地实施，从政府层面引导各地差异化、特色化有序发展。

另一方面，需要抓住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以及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大趋势，挖掘地方内生发展动力，打造制造业龙头集群，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进而加强区域合作和产业协同。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不仅要考虑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格局，更要站在全球高位进行全球化布局，强化我国发展动能，提升在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转移能力。

徐建伟：优化国内产业协作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问题导向，二是战略导向。

从问题导向的角度来看，过去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领域、核心环节，我国对外部依赖较为突出。在新时期，我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提高国内产业的配套协作水平，既包括区域之间，也包括产业之间的畅通循环协作。

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在国内产业体系中拥有高位竞争优势，关键是要提高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动力、产业链治理能力和供应链管理能力，通过龙头引领带动作用，推进国内产业协作。中西部地区更需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国家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并通过差异化、特色化策略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从战略层面来看，国内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产业发展基础以及市场需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为推进国内产业转移合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产业转移主要有成本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等类别。对成本导向型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仍有降低成本、增效率的空间，这会对成本导向型产业形成有力吸引。对于市场导向型产业转移，像成渝、西安、武汉等大城市周边地区，市场需求规模较大，对规模效应明显且需要贴近市场布局的产业具有较强吸引力。

总体来说，各地在发展方向选择上既要有宏观层面的整体视角，也要有结合地方实际的适当取舍。如果相互之间能够形成错位优势和分工梯度，这样就会有更多产业合作空间。

长江日报：在优化制造业区域分工协作中，政府和市场如何形成合力？

徐建伟：企业是市场竞争合作的主体，会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以及各地要素禀赋条件，进行投资布局决策。政府的作用更多是聚焦深化分工合作，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存在的制约、堵点。

比如，政府可以搭建产业分工合作平台，提高信息畅通性，助推产业精准对接。另一方面，在转移协作中，各地政府要提高产业配套条件、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更好满足企业发展需要。

在公共服务中，优质人才供给是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中西部地区仍存在人才培养短板，需要政府大力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技能水平提升。

戴俊骋：从问题导向来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越位问题，二是缺位问题。政府如果过多地替代市场，扰乱产业相关要素的配置，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和要素，会阻碍产业的有序推进和转移；另一个层面，在功能平台、营商环境、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以及监管和标准体系等方面，政府则不能缺位。

总体而言，在优化制造业区域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政府需要在平台建设和公共服务共享方面多发力，而市场要在具体分工协作中发挥关键动力的作用。

■ 中西部制造业要寻找差异化、错位化发展空间，实现“换道超车”

长江日报：沿海地区是我国制造业布局的集中地带，这种规模效益是否会进一步加强？

戴俊骋：当前新兴产业的发展，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都有迫切的发展诉求，各地企业都需要提高其高位竞争能力，特别是在链主型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方面抢占先机。

中西部地区努力的方向，要更多地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或要素条件，与新产业和新技术良好嫁接，从而找到差异化和错位化的发展空间。

以苏州为例，苏州电子信息产业是一个产值过万亿元的产业，对整个产业要素的吸引、产业配套以及平台建设都会形成较强的支撑能力和吸引能力。因此，其他地区在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时，需要与苏州的发展形成差异错位。例如，可以围绕汽车芯片、光通信等细分领域推进。

徐建伟：对中西部地区来说，要明确自身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定位，找到与各自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结合点，与东部地区形成错位，避免不切实际、贪多求全。比如，西北地区利用清洁能源优势，与电子信息产业深度嫁接，在电子信息上游材料上可以有较大发展空间，如果在电子信息产业进行全产业链布局，对一些地区来说未必合适。因此，只有立足自身区位和资源禀赋基础，扬长避短，才能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真正的产业优势，才有可能做到“换道超车”。

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部地区还要苦练内功，对标东部地区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在优化产业发展生态上求突破。

■ 长江经济带也是产业协同示范带，武汉要努力占据链主地位

长江日报：和沿海相比，长江经济带制造业有哪些显著特点，如何把握未来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徐建伟：长江经济带贯通东中西，产业体系基础深厚、梯度清晰，为整个流域的产业分工协作提供了良好支撑。

从全国来看，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循环的主动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在沿江上中下游地区都有较好布局，对国内产业循环协作的示范引领和支撑带动作用非常突出。

从重要性上来说，推进长江经济带上下游之间的产业链协作有助于提高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高全产业链协同竞争力，增强应对各种风险和冲击的能力。

在长江流域，已经建成了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级和省级科技创新中心。如何发挥这些创新高地的作用，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也是需要破题的方面。

因此，长江经济带要坚持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提高重点和关键产业的循环协作水平，同时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发展，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较为重点和关键的方面。

戴俊骋：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制造业格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制造业与现代制造业相互交织。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从技术端、资本端、劳动力端都存在较大差异。

推动东中西部产业的有序转移，长江经济带正是产业协同发展的示范带。长江经济带覆盖东中西部，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和平衡各地区发展，为国家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整个大区域板块之间的传统产业、现代产业，以及不同技术能级和要素能级区域的协同发展提供重要示范。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技术研发仍是制造业的核心。对于中上游地区，如何强化承接地技术的消化能力，也是实现技术溢出与技术最终落地的关键。

长江日报：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上，武汉如何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联动，实现优势互补？

戴俊骋：首先，武汉应该发展链主业务，一是抓住链主型企业，二是发挥链主结网的作用，这将有助于发挥交通区位优势。无论是要素连接，还是产业链的连接，武汉都要努力占据链主地位，真正成为要素转化和转移的重要枢纽。

提高品质同样重要。武汉在许多领域都有深厚积淀，关键在于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以及工业基础软件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要在这些方面实现攻关转化，真正打造有竞争力的产品。

与此同时，武汉还应该提供强有力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数字武汉建设。

徐建伟：武汉科技创新资源丰富，是国内重要的教育科研高地，有基础、有条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未来前沿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打造科技创新的源点，实现更多颠覆性、原始性的创新突破，提高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能力。

同时，武汉产业基础条件好，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如钢铁、石化、装备等产业，打造更具增长性和带动力的区域产业增长极。在生物医药、氢能源等领域，武汉也可以积极探索创新，争取在新赛道实现追赶超越，进一步提升产业的显示度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