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寄自北新关的明朝书简

本文转自：杭州日报

运河寻踪之①

一封寄自北新关的明朝书简

李郁葱

紫塞分寒影，清江入暮深。

遥怜失群翼，还似独游情。

匝月疑衰苇，迷烟滞古城。

南归书帛杳，为向故园鸣。

——罗洪先《发北新关初闻孤雁寄东窗叔》

罗洪先的入关和出关

在距今大约不到500年的明朝嘉靖年间，一个文人写了这一首《发北新关初闻孤雁寄东窗叔》，然后寄给了自己的好友，这也是那个时代文人间相互致敬的方式。他叫罗洪先（1504-1564），江西吉水人，是心学传人。一生主要成就在理学和地理学上，被后世称为地理学家、地图学家、思想家，江右王门学派代表人物。

据说他从小就是严肃的孩子，端庄持正，别的孩子在嬉闹玩乐，他都在看书或者思考。黄弘纲、何廷仁、李中，这三位心学门人是他早年所追随的老师。对罗洪先少年时的评价和推断，我们可以当真，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故事听，传记往往由朋友或者学生所撰，美化是意料之中的事。

这里还有必要说下江右王学的概念，当时阳明心学传播于世，江右王学是其中重要的支脉，这一脉的主要理论是：“由功夫以悟本体”，认为通过渐修可求良知，纠正了“见成良知”的泛滥。后人总结这一学派总的变异轨迹是变“不睹不闻”为通过视听而格物明心，由静养工夫走向人生日用，体现了心学与理学日渐调和的趋向。

从罗洪先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对于自身的规划也大抵如此。他所仰慕和一生追随的王守仁（即王阳明）病逝于嘉靖八年（1529），这一年他25岁，也正好是他中进士的那一年。

他考中进士的名次极高：殿试第一名，万众瞩目的状元。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

中进士后，罗洪先得授修撰。他已经踏上了青云之梯，本来应该有一个锦绣前程。可是数月后，别人也许还没有从高中的喜悦中平静下来，罗洪先却找了个理由回家了。因为嘉靖皇帝朱厚熜迷信道教，求长生，虽身居禁宫，但政治手腕极为出色，朝廷稳定，却腐败横生。罗洪先此举应该深思熟虑过，也符合他格物明心的自我追求：理想中的庙堂和他此时所在的庙堂格格不入。嘉靖十八年（1539），他短暂地被召回任春坊左赞善，却又因上疏议获罪，削籍为民。到了后世恶名昭著的严嵩为相时，曾召罗洪先复出为官，但他坚决不肯出山。

从罗洪先的生平去看，《发北新关初闻孤雁寄东窗叔》应是他被罢官后所写，当时他回归故里时路过杭州北新关，至于是出关还是入关已经不可考了。当时他的头顶有孤雁清唳，也许让他想到了一生的抱负如水东流，不觉悲从中来。

1450年设立的北新关，标志着明代税收制度的成熟

过关，终归让人有所感慨。何况在罗洪先这样传承王阳明心学的弟子这里，王阳明格竹（王阳明年轻时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曾格了七日七夜的竹子，希望格出圣人之理的典故）是他们心中的传奇和神话，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启示，于心学子弟而言，无疑是一种理想。

罗洪先和北新关的关系，大抵是因为在水路出关或者入关。所谓关隘，通常就是指险要的关口，在交通要道设立的防务设施，又称关卡。有趣的是北新关，它的全名叫北新钞关,杭州人习惯性地把它叫做北新关。从今天的位置去看，坐落在大关桥北面，余杭塘河、小河与大运河三河交汇的运河东岸。

罗洪先的师爷王阳明当年也一定有过出关入关的经历，但就和运河的流水一样，很多时候，一滴水融于一江水中，不会有波澜掀起。

“北新关商贾云集，千艘万船……征税量居全国二十五个税关中第五位。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关收税银十万两之多，约占全国各关税银总额的百分之八点八……”

“北新关遗址”碑上刻着的北新关往事，尽管是清朝的，但可以看出北新关的功能和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在罗洪先的时代，它还处于成长期。

杭州原有的北关在武林门外，陆游等人都有诗作写过，而北关夜市很多年里是市井繁华的标志。北关北移，北新关的设立，根源在于元末张士诚开辟了运河的新河道。

明开国后，运河漕运十分繁忙，漕船、盐船、粮船及民间商船仿佛过江之鲫，“帆樯如林，货物如山”是当时湖墅一地真实的写照。但偏偏明朝理学盛行，一方面商贾如织，另外一方面商人的社会地位颇为尴尬，“士农工商”转变为“士商工农”，但依然为士大夫阶层所不屑，这在冯梦龙的小说中可见一斑，也符合明朝的海禁政策：表象的“片板不能下海”（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和暗中的走私猖獗。

钞关在明代倒是瓜熟蒂落了——作为明代榷关中最主要的一种（“榷”，原意是拦在河水中的横木，后来引申为税费的征收），榷关正名为钞关，税收制度开始成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北新关自明景泰元年（1450）设立，上为桥，收陆路商贾之税；下设水门，收水运商船之税。关以桥名，隶属户部，又称户关、户部分司、北新钞关。

在成化年间（1465-1487）一度又被罢置，其根源在当时官场的相互推诿和权力的归属。到正德年间又复设，而俗名改称北新关也是在此时，成为浙江省内最重要的钞关。

北新关从这时开始存在了414年，到清同治三年（1864）告终，自“道光元年，裁浙江盐政，改设杭州织造，兼管南北新关”。

从北新关内部的管理体系去看，赫然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内部设：书班，负责关务全面工作；书记员，负责收取税款的记录、发放、监督、审核等；稿生，鉴别收取钱钞、银两的真伪；更快，即押钞员，确保钱钞、银两的安全流向；钞户，负责保管钱钞和银两；杄子手，负责查验丈量货物。此外还设有督验等职务。

船入北新关，关关严谨。“待船入关，给黑筹，定编号数，照单给筹，按次验收”；商人填写的清单内，要报告所载货物，出入地点，或货物销往何处，如“某所属县商户某人”“缎绢箱几十号，一号某缎几匹，某缎衣几副”；船户也要填写清单，要注明所载货物名称、数量。船单的格式是“某县船户某人，今报某船一只，载某货物若干”，中间不敢瞒报，所报是实。

此外，相关各户、过塘主人、船埠头都要报清单。“说明出关货物、店户收买、店户递数；出关船埠头代写埠头递数，出入货物，经某处过塘，则过塘主人递数；其余丝牙、绸牙、青姜、白果、靛青牙人，亦各递数查考。”

商人缴纳税款后，税官给商人货票。“票中填注：本商户报到货物，该纳钱钞折银，除发该官吏收缴外，合格的给票执照，交关务员验实裁角，缴纳税款后，给红筹，船出关。”

按照明清时的规定，普通船只在计算税款时，税官除了要查验核实清单，还要量船量筏。而官员的船、太监的船、进士和举人的船过关可以免税。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特殊阶层，拥有很多豁免的权力，状元罗洪先当然是其中之一。

在罗洪先的年代，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北新关设立170年里，其所收的关税一直很稳定，每年船料商税银为四万两。而之后的天启元年（1621）到天启四年（1624），每年新增银二万两，到崇祯二年（1629）北新关新增银八万两。

这种增长里面大有奥妙，如果细细去分析，略作敷衍，大可以写出一部《官场现形记》。在明代杭州北新关制定《北新关商税则例》，到清代，佚名编纂《北新关志丛钞》和许梦闳编纂《北新关志》，均对北新关的地位、税收规模、流程等有详细记载。

今天大关桥之名的由来，也源自于此。对于南来北往的寻常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关口：只有交了钱，你才能过关，而囊中羞涩的人，过关便是一道考验。

我无从推究在北新关的罗洪先想到了什么，总归他给我们留下了“遥怜失群翼，还似独游情”这样略显孤寂的声音，也许，运河水还能记得他孑然一身的背影。

北新关的兴衰和罗洪先过“关”

罗洪先过关了吗？商贾云集，千艘万舶，往返不绝的北新关，他要过的，也许是内心致良知的那一关。

当时的罗洪先肯定不会想到，在日后，北新关下设分址多处，又设稽查口20余处，征税量居全国25个收税关口第五位。到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关收税银达十万两之多，约占全国各关税银总额的8.8%。

这里提一句北新关的消亡，到清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奏请“将北新关暂缓开设，按月由厘捐酌拨，以抵关税一折”。后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朝廷准其奏，此关改为厘局（旧时管理征收厘金的机关）。

但它的消亡并非没有波澜，此后，清廷户部曾多次欲恢复此关征税，但终究压力太大，反对意见众多，没有成功。

在罗洪先的一生中，他的“关”在别处，他的人生理想也颇为特别：精研舆地，考图观史，凡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无不精究。

他对于地理学的兴趣，是因为发现当时的地图多疏密失准、远近错误，于是外出调查收集资料，以“计里画方”之法（中国古代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创立地图符号图例。历经10年，在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绘成《广舆图》，不仅继承了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的制图法，还加以发展，使地图更为科学实用。《广舆图》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较为完整的全国性综合地图集。

而和罗洪先同处于16世纪的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G. Mercator），于1569年创立了墨卡托投影（一种等角的圆柱形地图投影法），对后世地图投影方法影响深远。他们俩可以称为东西方地理学的一时瑜亮，尽管两人之间无从交集。

不知罗洪先过北新关时，是否已经在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目标了？

另一位明代隐士史鉴写过一首《醉桃园·寄刘邦彦》词：“北新桥下雨催诗，春归人也归。多君重约再来期，春来人未知。花扫地，笋翻泥，还家时节移。青山南望渺天涯，美人相见稀。”

这大抵是人在旅途中寂寥的感受，而“关”一地，让人想到的更是一种割裂：时间延续性中的一次分割。这从伍子胥出关、关羽过五关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可以得到结论，就像“清初六家”之一的施闰章在《从游诸子追送至北关》中所写：“命楫日将夕，言发一何难。亲交并集送，临期犹未还。行行越湖墅，众星粲以繁。殷勤二三子，出饯此河干。临流启高馆，四座闻秋兰。疲策昧饥渴，对俎不能餐。聊为尽斗酒，以解离别颜。行矣各努力，先民有遗言。”

江右王门学派的罗洪先，研究的是王阳明“致知”那一面，一般而言，是离开人的社会性而谈抽象的人性论，但离开官场以后的罗洪先，推究其一生的行事轨迹，由虚而实，从空谈转入到对地理实际的勘探和著述，这是他对于格物的理解和实践。

隆庆元年（1567），61岁的罗洪先去世了。诏赠光禄少卿，谥文恭。这是主流社会对他的认可和肯定。

罗洪先过世20多年后，明代另外一位伟大的行动者徐霞客出生了，他将定义一种不同于当时主流社会所实现个人价值的人生途径，徐霞客多次到过杭州，在他过北新关时不知道会想到什么，《徐霞客日记》中几乎没有记载，而徐霞客以行走丈量世界，罗洪先的学识对他的帮助估计会很大。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今天的北新关仅仅留下了让我们凭吊和怀古的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有了不同于明清时候的功能和华彩。这是一种城市之美的时代化，在北新关的周边：珠儿潭、香积寺、旃坛寺、大浒弄、封鲸观……它们的过去和现在，有一些一直延续和呈现着，有一些已经隐身于故纸堆里，但即便是已经消逝的，它们也曾经有过高光和华丽的那一刻。

这种流逝和流逝之间的光泽，把城市中隐匿着的光透了出来，让它落在今天的高楼和街道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一种在恍惚和踏实之间的城市之重。

在城市之北凝眸运河之时，我们所看见的水，或许正是千年前、百年前在这里所流淌过的：这是让我们得以耐心倾听的源泉所在。

五百年前的罗洪先所写下的文字依然让我读出了他对家园的热爱，在他人生的旅途中，他一直践行着他所感知的这个世界的良知，就像在旅途中他所写的另一首诗《逆旅主人》：“逆旅问主翁，日暮未有遇。同此如寄身，彼此莫为虑。人生无百年，区区惜所据。颓檐与华甍，终当俱委去。达士久不闻，末俗多愚误。此翁未足疑，吾道自堪惧。”

这让人想起另一位和杭州有着密切关系，被后世无数人缅怀的老市长苏轼的那阕《临江仙·送钱穆父》：“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阕词正是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杭州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途经杭州的老友钱穆父（名勰）而作，没有一般送别诗中的伤感和缠绵，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很符合苏东坡旷达放逸的性格。罗洪先写《逆旅主人》时，应该是想到了苏东坡在杭州送别友人所写的这阕词。

只是在苏东坡的时代，还没有北新关，但苏东坡有诸多的“关”要过，而钱穆父如果走水路北行，苏东坡送别之地，还是在运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