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周延儒：从状元到亡国宰相的浮沉人生

自古贤臣名相要么辅佐“圣君”开辟一朝之盛世，如汉之萧何、唐之杜房，要么拯危济困，不负重托，似那蜀之孔明、晋之谢安石。

然而历史上却有一位“贤名远播，深受帝宠”的宰相，本是罕见的状元及第，犹如那南宋文天祥、明初胡广一般，才高八斗，雄辩超群，又生得一副风流倜傥的模样，竟也曾博得绝代佳人青睐投怀，真可谓人中之龙凤，亦不为过也。

更有“一代明君”对他错爱有加，隆宠至极，曾两度起用他为相，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不想他却卖弄状元之才，挥动锦绣文笔，将“圣主”忽悠以至亡国，真是可恨亦可叹也！而他究竟是何人呢？

此人名叫周延儒，字玉绳，江苏宜兴人，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会试、殿试皆第一，也就是连中两元的科考状元。当时他只有二十岁出头，被皇帝任命为翰林修撰，也就是翰林学士。他长得非常英俊，常常有点自鸣得意，与同年出生的天启朝礼部侍郎冯铨是好朋友。

后来神宗、光宗皇帝先后驾崩，著名木匠皇帝朱由校即位，也就是明熹宗天启帝，周延儒被晋升为左中允学士，掌管宫中的书籍经典，没多久又被调任去南京翰林院做主事。

后来明熹宗的亲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也就是著名的崇祯皇帝。周延儒被召入京师任命为礼部右侍郎。此时的他非常会察言观色，做事相当机敏，极会揣度他人的心意。

崇祯元年，抗清前线辽东锦州城发生兵营哗变，著名的督师大人袁崇焕奏请朝廷给辽东将士补发军饷。朱由检在文华殿召集群臣询问此事，大臣们都说要皇上将万历皇帝当年设立的“内帑”（当年万历爷嗜财如命，就弄了这个皇帝亲自掌管钥匙的小金库，）中的银两拿出一点来摆平此事。

这时周延儒却独自对皇帝说：“辽东边关之前是替朝廷防患满人进犯的，如今怎么却成了朝廷要防患他们兵变了呢？宁远镇曾经发生过讨饷哗变，朝廷用国库的钱满足了他们，如今锦州又哗变讨饷，是不是将来辽东一线十几个重镇都可以这样来威逼皇上和朝廷呢？”

朱由检听了这话，认为说到了他心坎上了，立马就问周延儒该怎么做？周延儒说：“打仗急需的是粮饷，而不是银饷，山海关各兵镇并没有缺粮少米，却一味向朝廷要钱，如此哗变必有隐情，袁督师一介文官奉朝廷之命领统辽东诸将，可辽东诸将难道就不会为了贪财，故意煽动士卒胁迫督师向朝廷讹钱吗？”

朱由检连连点头，认为这话又说到他心里去了，他最平时最疑心的就是边关大将养寇自重，要挟朝廷要钱要权发国难财，听周延儒分析得如此到位，瞬间对他十分欣赏，于是就有重用他的意思。接着当庭痛骂群臣无能，之后又留周延儒一人在殿中细细商谈了一番国事，才肯罢休。

不久之后，内阁首辅，也就是宰相刘鸿训被朱由检罢免，接着朝廷开始推选新宰辅，当时一共有十一名勋贵大臣候选，而周延儒官小位低并没有被人举荐上去。

而周延儒也假装毫不在意，没有四处打听，更没有选边站队，攀附任何重臣，崇祯帝得知之后，对群臣更加恼怒，而对周延儒愈加欣赏。当时百官们认为最有可能做宰相的应该是京师礼部侍郎钱谦益（科举探花出身），而南京礼部尚书温体仁却非常不乐意让钱谦益上位，二人便在皇帝面前相互攻讦。

这时候，周延儒突然倒向温体仁，助他排挤钱谦益，崇祯帝这才有了主意，在朝堂上当场发怒，指责钱某大搞朋党欲揽相权，于是将他罢黜出朝，所有举荐过他的官员也全部失去了升迁的资格，并受到了严厉的训斥。

紧接着没过几天，周延儒又被单独召进文华殿，和崇祯皇帝聊天聊了一整宿，天亮时分都没有停歇，当中密议何事就无人知晓了。这时满朝文武感觉到周延儒可能要入阁为相了，不久御史黄宗昌、李长春竟向皇帝揭发周延儒私风不检，以此弹劾他。

周延儒得知之后，亲自向皇帝辞官请求还乡，崇祯帝坚决不允许，认为这是有人因嫉生恨，刻意打压他，且周延儒俊秀儒雅，又是状元出身，难免个人方面风波难平，也属情理之中，皇帝因此劝慰他不要介意，只要忠心事主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周延儒感动得立马效仿诸葛亮受命托孤一般，使劲将脑袋往地上痛磕，嘴里千百般泣谢君恩，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之类的话洋洋洒洒倾泻而出。

弄得崇祯帝竟大为感动，甚至将自己也臆想成了千古圣君。后来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又上奏道：“周延儒与前朝阉贼魏忠贤党徒冯铨是密友，如果延儒为相，势必会让魏阉逆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当时周延儒也在殿中，立马将北宋欧阳修的《朋党论》和苏洵的《辨奸论》滔滔不绝地吟诵于御前，并借此力证自己绝对不会因私废公，也绝对不会结党藏奸，崇祯帝听了之后，大为赞赏，又命钱允鲸立马闭嘴，并轰出金殿。

同年十二月，崇祯皇帝特旨下诏周延儒晋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议军机，并加太子太保衔。次年二月，又改文渊阁大学士。六月，周延儒又将温体仁拉入内阁作为副宰相。九月，崇祯帝又加授周延儒太子少保，并改武英殿大学士。

周、温二人同阁为相，一时间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且二人都是极为阴柔，又能揣度圣意之人，崇祯帝也常常被这两个“老狐狸”忽悠得云里雾里。而这个温体仁本来官位在周延儒之上，却被他后来者居上，心中也颇有不满，于是一面使劲向周延儒曲意献媚，一面又蓄谋夺取相位，而周延儒自认为人生已达巅峰，竟没有留意身边这条中山狼。

没多久，温体仁竟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要为“魏阉”党徒王之臣、吕纯如等人翻案，有人将此事告知延儒，周延儒大惊道：“这是皇上最痛恨的事情，如果为逆党翻案，我作为首辅，皇上必定会归咎于我的！”

后来崇祯帝果然找到周延儒责问他道：“你怎会替王之臣等逆党翻案呢？”周延儒也不辩解，而是答道：“王之臣如果是臣重新起用的，那么崔呈秀也可以为其昭雪吧！”

智商不低的崇祯帝一听，立马明白这不是周延儒所为，原来崔呈秀是魏忠贤最为亲信的心腹，曾经掌握过大明半数的兵马，被人们称之为“魏阉五虎”之一，魏忠贤被扳倒之后，崔呈秀也被诛杀。如此大逆之人，怎么可能被“昭雪”呢？周延儒一番巧辩，居然将崇祯帝的猜忌化解得无影无踪。

温体仁则更加着急要扳倒周延儒了，崇祯四年，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状元及第，而他又与山西大同巡抚张廷拱、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是好朋友，温体仁就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陈于泰的状元得之不正，且周延儒在朝中安插亲信，又在地方上结交巡抚大员，欲架空圣躬，把持朝政。

而周延儒家中子弟又在乡里暴虐横行，乡中父老居然放火焚烧了他家的先祖墓庐，并将坟墓都给挖开了。这些事情被御史得知之后，立马传到了崇祯帝的耳中。后又有周延儒的哥哥周素儒私穿官袍，被授地方千户之职，同族子弟周文郁也无端做了副总兵，一时间各种“小鞋”应有尽有全往周延儒脚上套去。

崇祯五年正月，李自成的闯军攻陷山东登州，兵部侍郎刘宇烈往前线督战无功，御史们又都上书指责周延儒用人不当，并包庇刘宇烈失责之罪。六部给事中两位官员，监察院七位御史同时多次上书弹劾延儒，还告发周延儒收受了天下闻名的盗贼神一魁的贿赂。就连宫中派出去监军的太监邓希诏也对周延儒颇为不满，认为皇帝应该罢其相位。

周延儒见满朝文武都在针对他，于是多次上书要求辞官而去，崇祯帝虽然也对他进行了抚慰和挽留，但人言可畏，众口铄金，本就多疑的他，心中更是犹豫不决了。

没多久，周延儒让陈于泰给皇帝写了一封名为《时政四事》的奏书，宫中太监王坤却经温体仁授意，向崇祯禀报说延儒有意培养陈于泰做他的心腹。

而给事中傅朝佑和副都御史王志道都为周延儒说好话，直指宦官不当弹劾首揆（宰相），这是在轻视朝廷和太祖遗训，并疑心宫中阉宦结交奸邪外臣。崇祯帝却为之震怒，直接将王志道罢官，周延儒吓得不敢作声。后来温体仁见崇祯已经对周延儒大为不满，就煽动多位朝臣反复攻击延儒，以致崇祯屡屡大怒，并将延儒任用的官员非罢即诛。

周延儒见势不妙，还上门找温体仁，求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说情，可温体仁却不答应，使得延儒整日惶惶难安。没过多久，他就向崇祯以病为由请求辞官，崇祯赐他白金和彩缎若干，并遣人护送他回乡，之后温体仁终于登上宰相之位。

周延儒早年经常和一向以清流名士自居的东林党人出游交往，后来他和温体仁一起整垮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因此被东林名士和学子们仇视至今。如今罢官失势，见到了当年他提拔的东林党进士张溥，内心大为惭愧，而温体仁却比他更加骄横，后来过了五年体仁病死在任上。

崇祯帝又用张至发、薛国观相继当国为相，可没一人能让崇祯帝满意，后来张溥对在家的周延儒说道：“公若再为宰相，一定不能和从前那样，必须爱惜自己的名声！不要再被人抓住把柄了！”

原来周延儒曾经得到过了个绝色美人，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秦淮八艳之一的风尘才女柳如是，后来周延儒为保官声，将柳如是逐出家门，不想这个柳如是后来又做了周延儒“老对手”钱谦益的妾室，直到钱谦益降清之后，这个深得状元（周延儒）、探花（钱谦益）垂青的柳如是竟毅然自缢身亡，也真可谓风尘才貌无双的奇女子、烈女子也！

后来由于张溥的好友吴昌时与宫中太监有交情，通过这层关系，周延儒的情况经常会传入皇帝的耳中，又加上冯铨的谋划，使得崇祯帝对周延儒倍加思念。到崇祯十四年的时候，皇帝终于下诏让周延儒返京，复任为首辅，并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又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当时张溥希望周延儒好好做一个真宰相，延儒慷慨激昂，大放厥词道：“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之恩！”他一回到朝堂，就把温体仁所行的弊政全部革除，崇祯帝都欣然接受。

周延儒又将一些老臣子请回朝廷任职，一时间朝野都称他为贤相。崇祯帝也非常高兴，并以极重的礼仪来对待延儒，甚至都要以师生之礼向他作揖了，并当众对他说：“朕以天下事皆听之于先生！”从此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州府官吏，没有一人不敬重延儒的。

然而周延儒实际上却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且十分贪婪。当时辽东被满人侵袭，边关告急，李自成的闯军又进入到河南，张献忠的西军又在荆楚、巴蜀之地肆虐，天下大乱，周延儒却没有为崇祯帝搞定一件大事。

而周延儒为皇帝选用的督师将领，全部都是不会用兵的庸才，而延儒却毫无忧虑，他的门客到处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也不介意。他的半个学生张溥的好友吴昌时，对他复起有功，因此倍受他的亲信，然而却十分骄横，且与东厂太监及残酷的锦衣卫都有往来，朝臣们对他非常忌惮。

当时熊开元、姜采两位朝臣向皇帝状告周延儒纳贿，崇祯帝听不进去，当场震怒，将二人廷杖下狱。有向熊、姜二人求情的官员，全部都被皇帝罢黜，而周延儒也没有体现出一丝宽仁的态度向皇帝说情，以至于士林当中又开始非议延儒。不久之后，居然有十几个御史反复向皇帝陈述吴昌时“挟势弄权”的罪状，搞得周延儒这才感觉不安起来。

后来周延儒突然向皇帝奏请剥夺东厂和锦衣卫擅自缉拿人员的权力，京师之人闻之大为喜悦，东厂和锦衣卫手中没有了权力，朝臣百姓都不再向他们行贿，厂卫之人都对延儒大为怨恨。

当时就有一个叫骆养性的锦衣卫，本是延儒所荐入卫的，可此人狡诈凶狠，背底里却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到处刺探延儒的肮脏龌龊之事。

到崇祯十六年的时候，清兵打到了山东，离京师非常近，皇帝非常忧心，能征善战的大将都带兵在外，京师没有将才，崇祯帝诏命边关大将勤王，却没有一人赶来，因此他不由大怒道：“边将不足恃，边抚不可依，更恨邮牒无闻，塘报不发，两抚一镇，悉逮而系之狱，当尽诛之！”意思就是说四方的大将、巡抚不但不发兵来护驾，现在就连奏报消息也没有了，将来要将这些人全部下狱杀光！

无奈之下，崇祯帝宣布御驾亲征，而周延儒却毛遂自荐要替皇帝领兵出征，击退清兵。不想崇祯帝立马“甩锅”，当即任命他为讨虏行军大元帅，要他速速退敌。

退朝时，崇祯帝还不忘叮嘱他说：“一出朝门，即向东行，慎勿西转！”原来军营在东面，而周延儒家在城西，朱由检如此吩咐，难道是怕周延儒不肯出征，溜回家去？实在匪夷所思。

周延儒厚着脸皮接过诏书，带着御林军出城，行至通州时，听到远处炮声，就吓得不敢前进了。接下来的事情，简直就比《鹿鼎记》中韦小宝奉旨征剿神龙岛还要让人瞠目结舌，为了不犯险和清兵交战，周延儒居然宣称要收京畿四镇的四大将领为相府门生。

这四位将军陡然间获此青睐，自然也是受宠若惊，于是在周延儒理所当然的建议下，四位将军开始在自己的营地为周老师大摆拜师宴，这样一来，吃喝玩乐就过了四天。

接下来，他又做还礼宴回请四位将军，又玩了四天，这样整整八天时间就过去了，后来为了让皇帝派来了的随征四大臣，和陆续从外地赶来的另外四镇兵马将领安心，周延儒又为他们轮流摆宴，一下子又过去了八天，这一来至少就在吃喝当中消遣了大半个月，而他们除了听到几声炮响，庆幸连一个清兵也没有见到。

除了整天和幕下宾客饮酒作乐，又为了让身在宫中忧急如焚的崇祯帝放心，周延儒又大展自己的状元文采，以自己的锦绣好文笔，每日杜撰一篇激战退敌战报向京师告捷，崇祯帝读了之后，还信以为真，并下手诏褒奖。

后来清兵没有来到京城附近，就自己退去了，周延儒立马向皇帝报告说自己已击退清兵，并请兵部赶紧为全军上下记功。原来清兵一开始以为京师有备，就绕道南下至山东莒州地界进行劫掠，后来抢东西抢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决定班师，而没有靠近所谓“壁垒森严”的京城，这也真是周延儒命大！

不久，崇祯帝论功加封他为太师，他的儿子也被授予中书舍人一职。周延儒想到北宋的蔡京、南宋的贾似道，还有本朝的严嵩，就不敢接受太师的高位，崇祯帝也没有勉强他。

可没过几天，崇祯帝就得到了骆养性和东厂太监的密报，将周延儒“英勇退敌”的谎言全部拆穿，崇祯大怒，立马下诏有司彻查，并将周延儒治罪。吓得周延儒立马光着身子，只裹了一条草席在身前去谢罪，并自请流配戍边。

崇祯心想他是一介文臣本不会打仗，早该料到此人岂能击退凶悍的清兵。于是冷静下来之后，又对周延儒道：“卿有报国之忱，朕心知之，始终勿潜！”就命他回老家去，还赐予了一百两黄金作为路费。

当时朝臣们对这样的处置都表示不服，并要求廷议，崇祯帝发怒道：“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议！”其实崇祯很明白，你们这些朝臣除了相互倾轧，啥也不会，恐怕还不如一个敢替朕“背锅”出征的周延儒，因此我不再跟你们来什么朝议，受你们的摆布！

后来还有几个官员提出要严惩周延儒欺君谎报军情之罪，可崇祯帝都不肯听从。直到有御史上报说，周延儒的亲信吴昌时贪赃之数非常巨大，又说吴昌时经常为周延儒买通宫中太监李端、王裕民，泄露宫中机密。崇祯帝这才怒不可遏，亲自在禁宫大殿之上对吴昌时用刑审讯。

当时还有两位早就想扳倒周延儒的官员在场，刻意激怒崇祯帝道：“金銮御殿之上，无用刑之例，实我朝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祯帝更加恼火，厉声骂道：“吴昌时，周延儒等辈，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于是在太监的帮助下，亲手使用刑具夹断吴昌时双腿，依旧不能解恨，勃然大怒之下，又将御案都掀翻了。

后来，吴昌时及许多周延儒党羽都被判死罪，不久崇祯又下诏命锦衣卫缇骑将延儒逮捕入京，削夺他的全部爵位。周延儒被押送至京师正阳门外古庙，他在此上书哀乞皇帝饶他不死，他愿去西域戍边。

此时的崇祯帝再也不讲任何情面，下诏将吴昌时在菜市口斩首示众，又勒令周延儒自裁以谢天下，并抄没家中全部财产。明末之时，朝堂之上就连周延儒这样的宰相都是如此“衣冠禽兽”之徒，难怪崇祯帝在煤山上吊之时，留下遗言说道：“即日朕死社稷，大明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诸臣所误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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