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才是明朝灭亡的罪魁，这是历史污蔑还是真相？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件和人物，都在历史上出现过两次。」

马克思听了这句话之后，又为它补上了后半句：「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这句话笔者十分赞同，因为我发现，历史上的大多数事物总是因为某个神圣或者高尚的理由诞生，然后以背离初心的方式发展，最后以荒诞的结局收尾。

就以我们今天文章的主角，东林党来说。

东林党在成立之初，自称为“清流”，标榜的是一身正气，忧国忧民，大胆进言，针砭时事。

但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似乎建立之初的内核已经完全丢掉了，被贴上了抱团内斗的标签，成了误国误民的代名词。甚至后世学者认为，东林党是明末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

那这个高阶知识分子团体的性质，真有这么恶劣吗？需要为大明的覆灭背锅吗？

以笔者浅薄的历史观来说，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这个说法，属于偷换概念，事实上，东林党没这么大的能力。

如果你了解这段历史的全貌，你就会看透事情的本质。

第一，所谓东林就是个帽子，哪里需要哪里扣，哪里需要哪里搬。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越读历史，越是能发现一件有一些诡异甚至恐怖的事，就是历史的真相往往与后世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印象有很大偏差，甚至截然相反。

比如现在提到明朝灭亡的原因，大众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和“东林党误国”。

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说，这两者与大明覆灭几乎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吴三桂投降的细节，我前面的一些文章有提到，这里就不再赘述，而关于东林文人的真相，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讲。

因为，其中有太多规律和教训需要总结。

首先要明确的是，在1630年，袁崇焕因为军事战略上的失误入狱，被浙、楚地方派系势力借题发挥，将袁案做成‘谋逆’大案，然后牵连上东林党，成功将东林内阁干翻。

随着最后一任东林首辅韩爌下台，直到1644年，在明朝走向灭亡的这最后14年里，朝堂上几乎没有再次出现东林人的身影。

所以，从古至今，“通敌”的这盆脏水都是最好用的，只要你看某人不顺眼，只管往上泼就行了，疗程短，见效快，连实质证据都不需要。

那也就是说，至少在大明最后一代人的时光里，让王朝在毁灭的深渊里加速下坠的，并不是东林党。

真正的病灶，大明腐化到极致的官僚体系。

根据史料的记载，明末的腐坏已经到了黑色幽默的程度。

当兵的想要军饱，先孝敬朝里的大人，拨100万少说拿50万孝敬，喝兵血成为常态。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至少仗是真的打了。

还有更离谱的。

直到清军进京的前几个月，内阁首辅周延儒还在朝廷头上拉了一坨大的。

当时清军南下。赵光汴负责守御蓟州，但是指挥不利，蓟州失守，赵光汴也被免了职，等待发落。

在这种家国存亡的危急关头，首辅周延儒眼里看到的，却是发财的机会。

他派人对赵光汴说，我能帮你平事，只需5000两白银可以解君忧。

赵光汴听了，赶紧上下打点，前后一共花了2.5万两白银。

不但免受惩罚，并且还官复原职。

与此同时，周延儒得知范志完已经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他想抢头功，就坚决要求亲自带兵出镇通州。

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之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奔报疏报捷”并，于6月25日返京。

然后，他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清军的战役，崇祯帝听了他关于明朝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封赏。

而这样一场根本不存在的大捷，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就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这样的王朝，不亡都对不起满朝文武的演技。而总导演周延儒，其实早跟东林已经扯不上太大的关系了。

那为什么后世会留下一个东林误国印象？

这要归功于南明那帮只会内斗的饭桶了。

北京城陷落之后，留在南京的官僚们为了拉帮结派，清除异己和给自己脑门上贴金，选择用“东林”这个曾经辉煌过的名号自封。

而由于这帮人搅屎棍级别的历史表现，让南京弘光朝灭亡的极度难堪，所以后世就给东林文人留下了一个总体差评的印象。

关于南明这帮人，我们后面有时间再聊，简直是蠢得无可救药。

其实，真正的东林中坚份子，早就在天启朝被魏忠贞物理消灭了。

所以，我说东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有人看到这里会说：“你这是在给东林洗白。”

不不不，我并无此意，我只是想还原事实而已。

而对于所谓的东林党人，我的看法是：可惜。

这里并不是因为这样一个王朝末期的士大夫团体的消亡而感到可惜。

而是为东林D所代表的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感到可惜。

这种趋势我在开头就点明了：“事物总是以神圣的理由出现，然后以背离初心的方式发展，最后以荒诞的结局收尾。”

东林兴起的时候，正值张居正去世，明神宗亲政，变法维新被废除，大明面临朝政混乱、军事衰败、财政据的困境。

东林大会发起的初心，也确实是源于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改革弊端的朴素情感。

东林八君子在书院里讲学论政，天下有识之士不顾路途遥远，纷来沓至，人数之多，这叫神圣的开端。

然而只经过十年不到的发展，对中立人士和其他社团大搞打击报复。

比如复社创始人张西铭就死于东林之手，为了保护江南工商集团和矿主的利益，极力阻止朝廷征收工商和矿税，理由是“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但这些民并不是农民，而是自己的小舅子、大侄子、二女婿，这叫背离初心的发展方式。

到魏忠贞上台，东林二字成了阉人清除异已的工具，看谁不顺眼谁就是东林人，“东林点将录”109人，而满打满算，根正苗红的东林人，其实一半不到。

再后来到了南明，又被异化为拉帮结派时戴在头上的高帽，被后人唾弃，这叫以荒诞的结局收尾。

而历史上这样背离初心的例子实在太多。

比如说，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机构建立之初是为肃清朝野，整治贪腐，结果，这些机构监察震慑作用没起到多少，反而向上绑架，得大明整个朝纲都特务化。

慈善组织初心是兼济天下，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结果往往变成一部分人大肆敛财，荒淫腐化的温床。

北边老大哥初心是解放全人类，结果却是在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留下满地狼籍后分崩离析，折腾了世界也折腾了自己。

这些历史上反复发生过的故事似乎是在向人类发出一个疑间：

这个世界会好吗？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东林也好，或者江南大地主，还有地方派系势力，但还是不知疲倦的互相吞噬。

从理性的角度看，大明亡了对这些人没有好处，为什么不先停一停，解决外部危机？

这个问题，我在历史书中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却在物理书中发现了线索，曾经的诺奖物理学家薛定谔曾经写过一本巨著，叫《生命是什么》。

这本书用负熵理论很好的的解释了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从生活常识中能知道，物体的热量总是从高到低流动，比如一杯开水放在空气会变凉，一杯冰块放在空气中会化掉。

也就是说无论一杯水的初始温度是多少，只要放在常温环境里，那水和空气的热量差一定会被抹平，流动性彻底消失，达到熵的最大值，形成一片死寂，也就不可能形成生命。

而人或者组织是有生命性存在的，生命为了不“凉掉”，就需要保持流动性，来抵抗自然流失的部分，减少熵增，这就叫负熵理论。

理解了这个理论，你就能知道为什么历史上的人和组织总是表现得如此贪得无厌，不知满足。

因为这种心理是高于理性的存在，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

我现在够用了，但是我未来还用啊，我未来够用了，但是我子孙后代还要用呀，所以越多越好，最好万世不竭。

明朝据今也就三百多年，而能将这个财富传递给今天后代身上的，我估计一个也没有。

因此证明，这种行为是一种本能的体现，而并非理性判断的结果。

那有人说，生存同样是人的本能啊。

明朝末年，国都快亡了，敌人的骑兵都站到你家门回了，为什么不愿意先出钱出力，先生存下去再说呢？

这又涉及到了一个宇宙文明公理：猜疑链。

我们假设，前线缺军饱，朝廷向各大家族募捐，老王家会想，假如他把家产全捐了，但是别人只捐了一半，那战事过后自己一穷二白，别人岂不是还能继续逍遥快活。

不能接受，那如果自己捐一半，别人是不是有可能不捐，那本来平起平坐的人凭空比自己搞了一头，也不能接受。

最后互相猜来猜去，干脆都不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朱由检最后伸手要了一圈，只拨到了几根毛，一点肉没见着。

时间往后拨300年，老蒋起初的不抵抗政策，不也是一样的逻辑？就怕自己出力把外敌赶跑之后，此消彼长，让另一方占了便宜，干脆两手一摊装乌龟。

万幸的是，当时有个组织突破了本能的桎梏，真的不做保留的抵抗，才让明末的历史没有在华夏大地上再发生一遍。

大家当然知道我指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