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样的好官，为什么总被小人攻击？

1、

你看，在中国历史中，有想法有担当的名臣宰辅总是会被人算计，常常面临生死与贬谪的危险。比如宋代，那是一个文臣璀璨又宽容仁和的时代，但是我们耳熟的名臣，如范仲淹、韩琦、苏轼、文彦博、富弼等等，也照样不止一次命悬一线，被小人反复算计。

年少时，我们认为这是正邪之争，小人陷害君子的经典戏目。

可是，小人为什么一定要与君子死磕呢？

如今，才有了点理解：这其实是利益之争。

拿苏轼来举例子，苏轼是四川山区的一个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二十年的天才苦读，从平民跃龙门进入中央政府。接着就是干工作啊，干工作是为什么？为人民服务。

而苏轼的敌人呢？其中主力之一类，也是同样天才苦读，从各地来到中枢。他们没有那么高的修养抱负，当官就是为了当大官，就是为了富贵。

宰相只有一个，实权高官就那么若干位置。大家本就是激烈的竞争关系，为什么不算计你苏东坡呢？

你看，苏东坡这样的乡下人来到中枢，他周围是什么人？有一群同样天才的同僚，有前辈上司高官，有巨宦子弟，有皇帝的外戚，有皇帝的心腹内人。他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分子，只是诗文更有名一点而已。

而苏东坡这样有抱负的人，天然想做实事，做实事就要公平公正，就要改革不公正得利者的利益。这群人是谁？全是权贵。

你苏某第一令人妒忌，第二找你办事老是道学面孔，异类怪胎；第三还老是想着坏权贵的好事。怎么可能不算计你？不贬谪你？不弄死你呢？

2、

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去当官，面临的就是这样铁板一样的局面，很难：

要么成为权臣，权柄捏在我手里，谁都要听我的。这需要机缘：王安石是得力于少年宋神宗的全力支持；张居正是明神宗太小，只有十岁。鳌拜也是如此；魏忠贤是因为明熹宗太弱，不喜政务……他们借助这样的机缘，得以代行皇权。

要么成为郭子仪这类人，我与人为善，只办好事。朝廷让我出将入相，我就去干活；朝廷让我回家养老，我就回去喝酒赏姬。业务能力我很强，出大事了不得不靠我摆平。但是我不当范仲淹、张居正，不作根本性改革，不得罪人，不考虑王朝百年后的事。

要么成为于谦、李沆这类人，一心为公，铁骨铮铮，忠臣直臣，不考虑个人利害生死，活着就干，死了就了，像日月一样光洁，无愧于心。

要么成为张廷玉这类人，皇帝是主心骨，我是骨头上的肉，骨头伸到哪，我反应到哪。我不结党不营私，业务能力极强，话不多说一个字，一辈子不犯一个错。

能成为这四者的人，那都是天上星宿贬谪人间，是人中龙凤，手、胆、才华巅峰出众。

而绝大数的官，即使是高官，也只是一个职业，一碗饭。坏人不想当，但饭碗还是金的好，随波逐流一世荣显一家平安子孙出息就已足够好了，夫复何求？

3、

不知你看出来没有，人真的是形势的产物。

王安石如果不遇到宋神宗，那就老老实实当翰林院院长吧；

魏忠贤如果不遇到木匠皇帝，他还想啥九千岁的梦想，当个司礼监大太监就是巅峰；

张廷玉如果不遇到雍正、乾隆这样乾纲独断的英主，何尝不能当个腰杆子更硬、声音更大的硬宰相？

……

4、

儒教经典讲的就是四个字：君子、小人。告诫后世的读书人：如何做君子？如何不做小人？

但是我们有很大的误解：君子小人并不只是道德要求。更多的是职业要求。

君子就是贵族阶级，你有权，能对一定范围内的人施加影响，有这个权力就要有相应义务，你就要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凡事一步三思。

小人就是工农阶层，你要糊口，要照顾好老人小孩，对你不作那么多责任与道德要求。

两者因为生活工作环境的巨大区别，就有着相应的不同表现与要求。

5、

如上述，做官是个高风险的事。以史为镜，如何能规避风险？

持心公正、为人宽和、生活简朴、业务精熟、广济贫弱，少说话多做事。

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