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伐罗：一次战略转移的失败

公元前698年，也即鲁桓公十三年的春天，楚莫敖屈瑕领兵征伐罗国，由于骄傲自满，不听劝谏，导致全军覆没，兵败身死。这次战争，楚国失败，屈瑕自杀，众将被囚，是楚国统一江汉平原期间遇到的重大挫折，影响十分重大。

但是，由于鲁桓公十三年《左传》中关于这场战争记载简略，又着重表现了斗伯比之忠，邓曼之智，屈瑕之愚，而关于战争细节记述不多，后人难窥全豹。比如疑惑如下：

一、这场战争，楚国国都何在？楚军是一路北进还是向南讨伐？

提出这样的问题，关键在于历史上罗国所在地与楚国都城所在地均存在不同的解释。而不同解释之间，其地理位置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比如罗国，有宜城罗国说，枝江罗国说。从《左传》看，罗国应该在彭水、鄢水之间，也就是今天湖北谷城县南河与宜城蛮河之间。鲁桓公十二年，由“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可知，楚军伐绞，必渡南河，而罗国应在附近。鲁桓公十三年，由“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可知，楚军伐罗，必渡蛮河。

蛮河晨曦

楚军两次出征，行军范围应该都在汉江以西。何以见得？南河与蛮河，均是汉江西侧支流。从军事上看，渡汉江难度更大，但未见提及，如半渡汉江而击之，胜算更大。如果楚军从淅川丹阳由北向南行军，则必渡汉江。因此估计，这时楚国已经离开淅川丹阳故都，向南迁移了。

那么此时楚国都城应在何处？按照“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来判断，此时楚国都城应该已经迁到江陵。因为，在江陵附近，有地名荒谷和冶父，如果要治罪屈瑕和群帅，应在楚王眼皮底下才对。加之楚国近年活动之地如沈鹿、蒲骚、轸、贰等等，均在长江沿线，故可判断，此时楚都，应该已经南迁，而据此北伐，沿汉江之西，渡彭水，济鄢水，便顺理成章。

二、罗国应在何处？为何罗国要与楚国作对？楚国为何要倾全国之力伐罗？

罗国，是楚国同姓国家，子爵，在湖北宜城市有罗川镇，据说是罗国故都。传说罗国之人，从西周开始一直跟随楚国南迁，后来定居于汉江与蛮河之间的宜城市附近。古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就是战斗力。楚国南迁，按理罗国也应跟随。不料罗国之人定居宜城日久，不愿相随，因此人民争夺，成了楚、罗的主要矛盾。楚国伐罗，可能也和迁其民于江陵有关。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就能解释为何楚国要在这年春天伊始，由莫敖屈瑕率领，倾全国之力讨伐罗国，也只有倾全国之力，才能实现大规模向南移民的目的。虽然这次伐罗失败，但最终在公元前690年，也即八年之后，楚武王灭罗，迁移其民于枝江，终于实现了大规模南迁罗人的目的。

三、《左传》文中赖人是具体某个人，还是一个国家？

《左传》中“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春秋左传正义》解释认为，这里的赖人是指在楚国做官的赖人。据我判断，这种说法可能不确。赖人追之，应该是一种增援行为，军事活动，如果一个人去追，不但意义不大，屈瑕也不见得听从。斗伯比的意见，其实只是增援，只有增援，才能从军事上解决问题。其次，《左传》文法，大凡说“人”，皆为一国之人，一国军事增援，才有实际意义。赖国，姬姓，周文王之子姬颖被封在赖地，即今天河南省禹州市。此地距罗国太远，作为增援，似不可能。但在随州也有一赖国，此国另称厉国，离宜城还不是太远，存在可能性。春秋所谓国家，就是有城邑而居、有军队能战的氏族集合，不能用今天的国家概念同等视之。当然，也许“赖人追之”这事就压根没有。

四、邓曼与斗伯比之间是否存在配合？

上文《谁说女子不如男，请看邓曼》中提到，斗伯比与邓曼之间存在配合关系。这是猜想，但更符合历史场景。斗伯比不敢直言进谏，必有苦衷。委婉建议增兵，如果不能被楚王听从，就毫无意义。因此，如果邓曼与楚武王的一席话是历史真实，那么邓曼就必然知道宫外军事行动的细节，而相关细节，如果从斗伯比这样的宗室大臣中得知，则顺理成章。如果是斗伯比事前通报，也更入情入理。

邓曼

因为，邓曼地位特殊，在楚国以智慧著称，故只有邓曼建言，才能被楚王采纳，这是万全之计，也是避嫌之智。邓曼与楚王之间的对话说明，邓曼清楚屈瑕已经表现出的问题，如果是出征前就知道，邓曼应早就阻拦楚王，屈瑕之行或已作罢。邓曼建言在后，只能说明斗伯比与邓曼存在沟通，如此才有楚王与邓曼之间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能够传之于世，又非斗伯比后人不能。

当然，这次建言最终也没有起到作用，但楚国之败或许存在。按照后来楚国发展情形，屈瑕不可能以全国之力讨伐罗国，“楚师之尽行”或许纯粹就是为了夸张。大概率的真相是，楚国伐罗真有其事，但没有那么严重，斗伯比后人为了夸耀祖先智慧，在神话斗伯比的同时，连带把邓曼也一起神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