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可能快死了”，不是年轻人的锅

（图/《薇塔与弗吉尼亚》）

✎作者 | 赵皖西

✎编辑 | 谭山山

“千万不要堕落成一个女作家。”大一到中文系报到前，同样出身中文系的母亲叮嘱马凌。

从小，母亲就给马凌营造了一种开明的阅读环境——不会强迫女儿看任何书，但不管女儿看上什么书，她都会花钱买。所以，马凌很早就获得了购书自由。

然而，在那个时期，女作家普遍被污名化。“记得当时开始流行一个概念，‘身体写作’，好像只要是女性作家，就必然是写自己的隐私，写得七情六欲，写得涕泗横流。女作家，尤其是漂亮的女作家，人们总以别样的目光看待她们，似乎她们是动用了身体资本，才取得了文学成就。”

《一个人的战争》

林白 著

花城出版社，2015-3

出于对女儿的爱护之心，母亲鼓励马凌去当一个女教授，因为女教授的道路要平坦、容易许多。

读文学读到硕士毕业，马凌觉得学校图书馆文学部分的书看得差不多了，便将眼光转向与文学左近的史学。在史学研究界浸淫几年之后，她开始对“历史的初稿”发生好奇，转而学习新闻传播学。

如今，马凌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成为一名以赛亚·柏林所说的“狐狸型学者”。但文学从未离开她的生活。

作为最早那批豆瓣用户的一员，多年来，马凌在豆瓣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书评。如今，这些文章结集为《多年爱书已成精》。从毛姆、张爱玲、伍尔夫，到梵高、高更、香奈儿等，她以一个“书虫”的阅读妙趣和“学院派”的学养视野，带领读者走近这18位作家、画家、艺术家。

《多年爱书已成精》

马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10

5月20日，腾讯新闻在上海举办了主题为“从她说起”的女性成长故事分享会。马凌作为分享嘉宾，做了题为《以她们为镜，看见自己》的主题演讲。她从自己的文学经历讲起，聊到文学史中女性作家和女性作品，以及自己身边的典型女性创作者。

我们跟马凌聊了聊，对话涵盖中国现当代作家、女性文学、地域文学等多重视角。

马凌在“从她说起”分享会现场。（图/腾讯新闻）

文学能让人更加悲悯

新周刊：你拥有文学、史学双重学科背景，又在新闻学院任教，如今写书评。以前这些积累，对你有什么助益？

马凌：我很开心自己是从文学起步的。每个人可能都一样，长期从事一个门类，就会感到厌倦。我当时确实对文学比较厌倦，才去搞了史学，然后又搞了传播学。但回过头来看，文学是我一生的基础，文学给我提供了人文主义的视角、达成对他人同情性的理解。

在文学作品当中，一个人即便是贼、抑或是被社会所不齿的妓女，一旦进入文学，叙事伦理就决定了这个人会成为主角。作为读者，你要试着去理解他，在理解他的过程中，你知道他的故事，知道他是怎么在具体情境中做选择的，于是多半会与他共情；哪怕他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也会表现出若干人性的闪光点。

文学能让人更加悲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种悲悯，既对自己、也对他人。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理解世界，我们就会变得温柔起来，而且不偏狭了，宽广了。所以，文学一直是人生最好的一层底色。

《罪与罚》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汝龙 译

译林出版社，2021-5

年轻时读文学作品，我现在回顾起来会觉得，因为当时阅历有限，未必能特别透彻地了解它们，甚至有好多情节设置都没能理解。但当我有了阅历之后，回头再读，就像喝茶喝到第二泡，滋味就出来了。

好的文学，应该是在人生当中反复阅读的，可能读一遍、两遍还不够，有些好的作品需要读三遍、四遍，甚至伴随你一生。这也是为什么，我已经离开文学和史学，到了新闻学院，现在愿意回过头来重新阅读文学，并努力把一些感受表达出来。

新周刊：近几年，你为什么专注于图像学研究？

马凌：我从小就爱好美术，也曾经想考中央美院的美术史论系。在命运的捉弄下，我去了中文系，就放弃了美术史。我一直觉得爱好是最好的老师，真正的爱好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抑制的，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于美术史的自学。

等到我成了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总体氛围比较自由，我可以把我所掌握的知识打包成一门课，就开了“图像学研究”课程。这样一来，我的爱好变成了专业，可以向学生普及这些知识了，我挺开心的。

另外，在传统史学研究当中，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左图右史”，但实际上，“图”被大大忽略了。我们可能只关注了极少数图像，比如河图洛书，但更大量的图像被忽视了。图像是文化传承的介质之一，也是重要的史料，近些年，国内外的史学同行们都在一起复原它。

如今，来到视觉的世纪，图像变得非常重要。但普通大众的图像素养通常都不高，我们不知道如何理解所看到的这些图像，所以图像学或者说图像研究一下子成了一门显学。

目前国内研究图像研究得最好的，应该是计算机学科，他们发的论文，在知网上用“图像”作为关键词搜索时，占到了95%。人文学科如果再不紧紧跟上，可能就完全落伍了，甚至可能就被新生产出来的图像操控了。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图像学补一下。

《图像学》

［美］W.J.T.米歇尔 著，陈永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3

“一间自己的房间”

新周刊：你在演讲中提到伍尔夫那句名言：“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马凌：我们可能对伍尔夫这句话太抠字眼了。当她提到经济独立、提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更多女性作者想的可能真的是一间自己的书房，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如果看伍尔夫的传记，她过着很多女性所向往和羡慕的生活，她的老公对她言听计从——感觉是那种“宠妻狂魔”。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点撒娇的，她也确实在后院里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用来写作的房间。

1912年，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莱昂纳德·伍尔夫结婚。（图/Wikimedia Commons）

我觉得她真正想说的“房间”，指的是物理空间加心灵空间，而且更多是从精神层面来讲的。外界对你有各种各样的压迫，你要在心中筑一间小屋，这片空间是你独享的、不受任何东西侵占的。

像我喜欢的、最近刚去世的爱丽丝·门罗，她直到生命后半程才有了自己的“房间”。她常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每天都要为孩子们预备午餐、做晚饭、打扫和打扫。她就是一个百分百纯正的家庭妇女，但依然写出了特别杰出的著作。

所以，我们不要硬去抠“一间自己的房间”，它指的更多还是女性心灵上有了一片独立天地。女性可以在这片天地进行建设，她想把这个房间变成什么样，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一间自己的房间》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瞿世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4

新周刊：如今，一个女作家要想写出好作品，不仅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还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清晰的、诚实的、不自我欺骗的道路和声音。作为一名书评人，你如何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即找到叙事主题，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并将其固定下来？

马凌：关于一个作家是否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个话题太大了。个人风格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能划上等号。就文体来说，作家太多，风格太少。

而且，我觉得大量经典作家，比如伍尔夫，都是历史建构而成的。他们可能在大浪淘沙后留存下来，却不一定是那个年代的写作者当中写得最好的。一些当时很优秀、但不被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家，他们不一定写得很差。

基于历史原因，比如除了作品众多之外，伍尔夫与她丈夫有自己的出版社，她属于一个知名的文人圈，还有她悲剧性的自杀，这些让伍尔夫最后留了下来，其他人可能就被埋没了。但也许再过个50年、100年，有些作家重新被挖掘，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拿当代作家跟经典作家比，本身就不公平，因为前者还没有经历过淘洗的过程。当然，机会很重要，像伍尔夫有机会被大家看到；但与此同时，她能够沉潜、历练自己，先把作品写好，这也重要。

妮可·基德曼在《时时刻刻》中扮演伍尔夫。（图/《时时刻刻》）

作为一个书评人，我秉持“差序原则”——不是把所有书都放在一个体系当中评判，而是一流作品对标一流作品，比如真正成名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们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有的文豪五星，有的大牛四星，也有我觉得名实难副的，三星。至于年轻作家、素人作家，是另外一个评价体系。我不会把他们跟经典作家比，那就太不公平了。

每一种写作都有各自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一定非要从文学的艺术层面来衡量。举个例子，很多经典著作，农民工朋友未必愿意看；但他们看了一部关于月嫂、保洁员的作品，被深深触动，认为讲的是他们能够理解的故事，那这种写作的价值就在这里。

我们不能拿一个恒定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文学作品，就像不能给雨伞和飞鸟排队。作为书评人，我是比较灵活的，因为我在心中已经把书分为若干领域，把作者分为若干梯队，评价好与不好，是相对来说的。我认为书评人可以犀利，但大多数时候应该更温和、更人道。

《我的母亲做保洁》

张小满 著

光启书局，2023-11

新周刊：你觉得艾丽丝·门罗对于国内写作者有哪些影响？

马凌：门罗作为家庭妇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是：没必要追求世界广阔，而是可以挖掘小宇宙的纵深。门罗写她周围的、庸常的、加拿大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也就是村里的、镇里的生活，但她写得非常深刻，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深度。

过去，国内有一些我认识的、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文艺女青年，觉得自己不到北上广就没法写。可等她们真正来了大城市，会发现自己原来只是戴着想象的眼镜看大都会。当你的根不在这里，你写的只能是浮光掠影。如果只写你个人在城市受挫的各种遭遇，这能有什么好的文学？

门罗的启示在于，她坚定地从日常生活当中取材，她会构造得非常精彩，特别能深入心理和认知的幽微之处。

艾丽丝·门罗，摄于2013年12月。（图/Chad Hipolito/AP）

女性写作不能再走男性写作的道路

新周刊：费兰特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曾说：“因为历史原因，女性的写作传统没有男性写作那么丰富多彩，但也留下了一些水准很高的作品，有的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作品，比如说简·奥斯汀的作品。”从世界文学版图来看，如今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相比，是否有了与之匹敌甚至超越的迹象？

马凌：对于在“写作”前加上定语，我是很反感的。我认为，不应该把一种写作叫做男性写作或者女性写作，好的文学是不分性别的。

如果回到古希腊，荷马的史诗当然好看，但萨福的抒情诗一样好看。如果把她的性别抹掉，也不妨碍她的作品真正打动人。我们给她贴上女性标签，跟社会的其他方面相关。我觉得这是暂时现象，也就是说在一些地区，以及在一些年长者心中，还有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所以目前才会有各种各样、加了标签的“女性写作”，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得到普遍尊重。

但还是回到那句话，在我心目中，真正好的写作、到了一流水平的写作，性别不必考虑在内。如果你说一个作家，因为她是女的，才能达到那个地位，对她未免是一种变相的贬低。以我喜欢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为例，她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她就是写得好，不是因为她是女的才说她写得好，这点很重要。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肖海生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99读书人，2021-2

新周刊：从目前国内的写作市场跟体量来看，似乎还没有达到不在意、不区分男性写作及女性写作的阶段。如果从1919年算起，中国现当代女性写作才走过100多年的道路，女性写作者的写作传统肯定比一些经典男性作家短，也没那么丰富。我们在这种意义上强调女性写作，强调的是女性写作者以及女性读者需要一起共同努力的部分。

马凌：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在我看来，中国妇女的地位还蛮不错的，毕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一直能顶半边天。像铁凝、王安忆、迟子建、陈丹燕这些女作家都是长销冠军，她们的书一直卖得很好。

《剑桥的星空》

王安忆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文景，2023-11

一方面，我们不要太着急，希望女作家的作品一下子就能顶半边天。这一时也难，原因也简单，女性作者确实有母职——如果她有孩子，她是要付出一定时间的。我知道目前有一种意见，以主动不育来换取自由，可是如果不当母亲、没有生活，写作的版图难道不会少点什么？

另一方面，从基因的角度来说，要承认男女的差异——二者的大脑回路、激素种类和水平都不一样。我觉得应该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既不要强行要求男性做他们不擅长的事情，也不要盲目地让女性在某些方面跟男性比拼。女性不要只想着攻破所谓“男性文学”的堡垒，应该自然地、自发性地找到自己写作的领域，比如说男性作者很少写女性之间的关系。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大量女性文学作品，写到了过去没有人写到的领域，像母女关系、女性之间的友谊、母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

要写得真正富于深度，要把细致、晦暗之处写出来而不是简单地歌颂或者批判，并不容易。我觉得这是近些年女性文学一个不错的方向。

（图/《我的天才女友》）

新周刊：有这样的说法：国内很多青年女性作家深受外国经典女性作家影响，比如艾丽丝·门罗、费兰特等。你怎么看？

马凌：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不仅影响我那一代人，好几代人都深受影响。莫言、余华、孙甘露……哪个不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果要说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继承中国古典的文学脉络，可能真得是《繁花》这样的作品。

（图/《繁花》）

青年女性作家受外国经典女性作家影响，我觉得既是必然的、也是暂时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伦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家庭观，毕竟还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正是这样曲折前行——可能有一个阶段我们会接纳很多东西，到下一个阶段就会转换，换成我们自己的声音。

在我的视野中，有一些女作者已经走向世界了。年轻人可能会有各种想法，也不太受束缚。她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或者觉得对方只是在给自己提供灵感。她们从东方与西方吸取养料，结合自己的想法来写作。我觉得这都挺好。

新周刊：这么想来，国内青年作家其实特别难，一方面要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摆脱男性写作的传统。

马凌：我们对于男性写作的理解是：它是一种精英化、功利化的写作，是有成名想象在里面的。在过去，一个男性作者成名，凭借自己的著作产生影响，赢得社会地位和声望，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我觉得女性写作不能再走那条路了。如果完全按照原来那个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模式去竞争、去筛选、去再生产，那又倒退了。女性写作应该减少对于名望的渴求，抵制市场的过分干预，真正达成自主和自由的写作、也达成相互的理解——那应该是女性力量的所在。

换句话说，那么多年来，我们把文学当作什么？现在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文学？非要拿文学趣味来划分阶层吗？非要拿文学奖项来奠定某些大师的地位吗？非要让文学本身承载那么多教化功能吗？不一定的，因为文学有多种面向，未来的文学应该更有想象力。如果彻底改变女性对待文学的观念，那将是真正革命性的。

《东北故事集》

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1

“长篇小说死了”

新周刊：你刚才提到金宇澄老师的《繁花》，这几年一波波的文学潮流，像东北文学、沪语文学、新疆文学，似乎都是依托地域性而出现的写作风潮。假如文学潮流都由地域的异质性来推动，对于文学来说，会不会不可持续？

马凌：文学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模式——钟摆性运动。钟摆摆到一端的尽头，势必回荡；摆到另一端，再次回荡，它就是在不断摆动当中进行的。

西方19世纪文学，一开始是浪漫主义，浪漫到大家受不了，就转向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让人受不了了，就转向唯美主义；唯美主义不行了，又回到自然主义文学——就是这样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

当我们看到这一波地域文学特别多的时候，下一波可能就是某种完全不同的、去地域性的文学；如果去地域性文学太多了，又会摆动回来。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不用太过焦虑。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宜跟风炒作。如果看到大家都在写地方，我也写地方，那你写完可能就过了风口，还是得写自己真正熟悉，并且想写的东西。

同样，在我看来，写地域也并不是不好。李娟的散文，确实写得蛮好的；还有东北作家群中的杨知寒，她的作品我也挺喜欢的，她的那种狠劲，比那几个男作家还猛。我们不必给文学作品贴标签——既不用贴性别标签，也不用贴地域标签。同样写地域的，就有写得好的，也有写得不好的，我们要看到好作品的价值所在，这就可以了。

（图/《我的阿勒泰》）

新周刊：如何看待社交媒体、短视频时代的女性写作，比如萨莉·鲁尼的作品？这种与当下时代情绪强相关的文学，是否能凝结成一种特定时代的文学风格？

马凌：我们确实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比如，交往方式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

过去，人们面对面交往、面对面谈恋爱，去看个电影、吃顿饭，是很常见的。如今，我的很多学生每天都泡在网上，大量沟通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就难免会出现很多误解。因为表情在传播当中占比很重，你只看到对方打的字，即便加上表情符号，也不够精准——都是剥离语境进行沟通惹的祸。为什么现在好多人恋爱不成功？一定跟用了太多社交媒体有关。

《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

［爱尔兰］萨莉·鲁尼 著，钟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群岛图书，2022-6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到了互联网时代，一定会有新的文学样式出现，甚至应该有新的文学题材出现。我总觉得，长篇小说属于19世纪，它可能快死了。我一直喜欢读长篇小说，但如果年轻人不喜欢，更愿意刷短视频，我也挺能理解。小说毕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文体，它从18世纪发展而来，真正成熟于19世纪，现在已经走向没落，以后可能会有新的形式出现。

新周刊：“长篇小说可能快死了”，怎么讲？

马凌：我们作为读书人，可能还会读长篇小说；但我的学生这一拨人，已经很少读长篇小说，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看了某部电视剧，倒逼他们去看原著。

举一个例子。我几乎每星期都会给学生分享书，就是我看过觉得没必要保存的，会转送给他们。我把书放到一个长桌上，让他们自取。最后剩下的，都是长篇小说。短小的、手册性的、知识性的、趣味性的书很快就没了，但长篇小说是没有人拿走的，白拿都不要。

新周刊：但是有些作家会把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当成写作道路上的关键节点，当作自己笔力的证明。

马凌：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依然被那种所谓男性文学、特别是男性传统写作规则束缚。为什么一定要拿长篇来证明自己？艾丽丝·门罗写的大量中短篇小说也一样好看。其实，短篇小说作者不必要自卑，写好短篇没准比写长篇还要难。

作者丨赵皖西

编辑 | 谭山山

校对 | 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