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骑上电瓶车送外卖：骑手“投喂”你，同时也在“投喂”算法

写字楼、高校、新老社区环绕而成的中关村商圈活跃着一个800余人的外卖骑手“兄弟连”。“青铜”新手、深藏不露的“单王”大姐、手握神秘“权力”的站点调度员、身兼多职的“扫地僧”……他们是中国几千万名外卖骑手中的一部分。

2018年，陈龙骑上电瓶车，加入“兄弟连”。

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是劳动社会学。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陈龙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每天送外卖，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劳动者又是如何做的？三年后，陈龙的博士论文《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由世纪文景出版。

只身进入骑手世界

2018年3月初，陈龙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开启了长达5个半月的外卖小哥生涯。那个团队是北京最早出现的骑手团队之一，当时的站长说过一句话，“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

刚进到团队的时候，陈龙跟着保利（《数字疾驰》的主人公）一起送外卖，没过多久就发现了问题。团队的骑手认为，陈龙没必要跟着别人跑，送外卖不为赚钱，很难得到大家的信任。

还有一点，有一次陈龙跟着保利到欧美汇大楼里取餐。坐电梯上行时，陈龙注意到保利额头上的汗珠不断往下流，“我们俩跑的距离是一样的，他怎么会这么累？”保利当时告诉他：“龙哥，我不是累的，我是急的。”因为他当时手里有4到5个订单需要取。这让陈龙意识到，光这么跟着送外卖，自己并不能切身地感受到骑手的紧迫感。

于是，陈龙决定自己送外卖。

为什么送餐会超时

2018年6月，陈龙送外卖已经快3个月了，有一天早晨，所有骑手送餐都超时了。为什么会全部超时？陈龙介绍，“我们平时送外卖大概对去某一个地方多长时间，心里面是有数的，但是那天明显感觉，预计送达时间要比我们心里的预估时间短了很多。”

后来，经人介绍，陈龙咨询到了负责外卖平台公司算法的技术人员。陈龙问，“预计的送达时间究竟是靠什么计算出来的，为什么那天突然把所有送餐时间都压缩了？”技术人员给出的答案是，压缩时间主要基于大量骑手跑单的历史数据，这也是他们一直在收集的。数以千万计的轨迹数据产生以后，平台就可以进行优化。别的骑手可能10到15分钟送到，预计送达时间给35分钟明显就是多余且没必要的，所以时间被压缩了，因为别的骑手做到了。

这也让陈龙意识到，该研究什么问题往往不是研究者在办公室、在下田野之前就能想清楚的，反而恰恰是在“田野”中调查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知晓的。

“挂单”怎么变难了

除了优化送餐时间，外卖行业还有一点特别能体现数据的力量，那就是“挂单”。单子不多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一单去北大的，按道理骑手拿到单就去取它然后派送。但骑手通常不会这样做，而是选择“挂单”——因为跑一趟只送一单，才挣8元不划算。

所谓“挂单”，就是骑手先不移动，直接点确认到店。然后等着，看有没有同样去北大的单子，如果有的话系统一般会派给同一个骑手。这样他一趟就能送两个单子，运气好的时候，第三单、第四单跟着就来了。

也有运气差的时候，等了10分钟还没挂上单子，这个时候骑手就会着急，因为这一单可能需要35分钟内送达，等了10分钟，只剩25分钟，再不送就来不及了。这种情况下，骑手可以在系统里报备，比如以餐厅没有按时出餐为理由，要求延长20分钟。慢慢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律了，“挂单”就越来越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骑手都这么做，超时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差评也随着“水涨船高”。

到陈龙送外卖的时候，系统就修改了报备的条件：“要写清楚，你现在离这个店有几分钟，在几点之前能到店”。如此一来，类似操作变得很难。这就是骑手的数据让系统做出的改变——数字控制更加精细化了。

“很多人说送外卖很自主、很自由，刚开始可能确实是这样，因为平台掌握的数据还不够多，随着数据越来越多，骑手的自主性就会非常有限。想要自由就赚不到钱。”陈龙说。

“单王”是如何炼成的

“刚送外卖时，每个骑手都希望成为单王，因为能赚更多钱。但是跑着跑着会发现，你永远成不了单王。为什么会这样？想成为单王就要送很多订单，这个前提是系统给你派很多订单。可骑手等级一样的情况下，系统派的单子却不一样。”在陈龙的送外卖生涯里，只拿过两次特别好的单子，即送单时间特别短的单子。

成为“单王”就要尽量去拿好单子。有一次陈龙手里大概有两三个订单，系统又给他派了3个送餐到爱奇艺的单子，“爱奇艺大楼可以坐货梯上楼，货梯一开手一伸，旁边就有一个货架，连电梯都不用出，单子就送完了。所以爱奇艺的单子特别好。”但调度打来电话，以陈龙单子多为由，将爱奇艺的订单调给了张三。陈龙后来才发现，“我们有个调度叫张四，跟张三是亲哥俩。”

外卖团队里是有关系网的。6月初，陈龙发现很多外卖骑手请假，站长还意外地全部准了。“我当时特别不解，后来才知道，河南和山东6月要收麦子。”站长在晨会上说过一句话让陈龙印象深刻，“你们回到村里以后，有人想来挣钱，你就把他带到我这来。”站长给骑手放假，也是希望这些人给他招兵买马。“大多数的‘兄弟连’也好，外卖团队也好，其实都是靠老乡带老乡的方式组建起来的，一定有关系网在里边。”

算法的边界在哪儿

送外卖的过程中，陈龙也意识到，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通过智能手机和上面安装的配送软件，可以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住址楼层以及等待消费者取餐的时长等。

这些数据来自于外卖员、商家、消费者。骑手送餐晚了，有的消费者会给差评，有的则连续几次都不会给差评。平台就开始测算，根据消费者是否“好说话”，给出不同的送餐时间——正常送餐时间或额外加上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投喂’，所有的数据、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让系统去学习和吸收。平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再用数据去给你规划怎么取餐、送餐，怎么给每个订单定价。我最后写的也是这一点，这样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有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是把所有一切都纳入可以计算的程度，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

数字控制的强化意味着劳动者自主性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陈龙想说，这个空间不会一直缩小下去，“算法和数字控制是有边界在的，总是留有空间给骑手发挥。从那些老骑手身上能够感受到高技能，一个叫隐性知识，如对红绿灯变换时间的了解程度，另一个叫匠心精神，如给摆放在公司外卖台上的外卖做个‘标记’，再拍照片发给顾客，便于对方寻找。”

陈龙实际体验之后了解到，送外卖其实是一份手脑并用的工作，是他心目中的好工作，相反不需要动脑的工作很糟糕。陈龙认为，和他有同样想法的大有人在，这也是外卖员优先选择这个职业，而不是到工厂“拧螺丝”的原因。

文/本报记者 祖薇薇

统筹/满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