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如何打通产业帮扶“堵点”

本文转自：人民政协报

善品公社的9年探索——

社会组织如何打通产业帮扶“堵点”

本报记者 顾磊

《&nbsp人民政协报 》 （&nbsp2024年01月23日 &nbsp第&nbsp10&nbsp版）

舒兰市双禾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供图

静宁苹果、蔚县小米、普洱咖啡……春节临近，一场名为“善品助农年货节”的公益直播活动拉开序幕，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善品公社产业助农项目（简称“善品公社”）众多特色年货登场，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记者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获悉，截至2023年底，善品公社项目累计筹款1.97亿元。项目启动9年来，惠及全国22省（区、市）149县（区、市）的209个合作社，农户数达到85392户。

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一直是个难点。一方面，参与商业竞争非其所长，助农增收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探索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保证机构使命不偏移，业务凸显公益性。善品公社自2015年启动至今，为上述难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答案”。

■■■ 搭建一个助农平台

“产品很棒，全家人都爱吃，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回购了。”谈起刚刚购入的“稻花香2号”舒兰大米，北京市民柳女士说。她的网购选择，为千里之外吉林省舒兰市双河村137位合作农户的增收作出了贡献。其中的“桥梁”，就是善品公社。

善品公社探索通过市场化方式增加农户和村集体收入，与电商平台合作销售，曾令四川雅安一个村庄的猕猴桃一售而空，村民直呼“不可思议”。

“小农户参与市场经营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单家独户难以形成规模，没有能力以合适的价格生产市场可接受的优质产品；其次，企业或土地流转大户的地标产品及其产生的价值，难以惠及小农户，导致小农户被排挤出农产品市场这个‘牌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说。

为了让农户能坐到市场环节的“牌桌”上，善品公社帮助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加入合作社，选出“能人”带领农户学会市场化经营生产，为合作社提供资金、培训、设计包装、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支持。目前，部分合作社已经具备市场化运作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8年以前，我们村是全县苹果种植的落后产区，外地客商和专家常说我们是‘守着金窝子，过着穷日子’。”四川省盐源县龙东湾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兴志说。在善品公社的帮助下，如今，合作社社员从19户发展到213户，种植规模达7000亩，合作社销售额年均稳定在1500万元。

善品公社发展9年来，成立之初面临的规模、质量、信任度三大难题已得到显著改善。刘文奎透露，项目正在完善善品公社、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机制，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 打造一家社会企业

“让全国人民都尝尝咱们的大米。”这是双河村农户们最大的心愿。善品公社的存在改变了过去小农户无力应对收购商压价的困境，以合作社基于市场实际行情制定的合理、统一售价出售产品，甚至在销售之后还能获得二次分红，这给了农户充足的信心。

善品公社以实现社会价值而非逐利作为机构的主要目标。这种有别于一般农业企业的形态被称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一般被认为是通过商业手段实现社会价值的机构，但其认定标准存在分歧。

“我认为，根据我们的实践，社会企业有非常清晰的定义和边界。”数年前，刘文奎就提出了社会企业的3个标准：首先，机构宗旨或设立的目标必须具有明确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导向；其次，必须是真正的企业，这样才能分红，进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再次，必须通过制度性约束保障使命不偏离，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股权约定，确保三分之一以上股权归社会所有。

第三条标准源自公司法：“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015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独资成立北京中和农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此后又成立四川善品公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8年通过成都市“社会企业认证”。这一模式影响深远，例如，北京市2022年出台的《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规定：“鼓励基金会采用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多种方式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9年来，善品公社的从农产品电商销售企业转变为如今的优质农产品供应链社会企业。刘文奎说：“作为一个社会企业，我们虽然不一定以上市为追求目标，但会有足够的收入维持公司运转，让员工有体面的工作和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合作社农民在善品公社的支持下，每年春种秋收，通过生产优质农产品获得合理的收入，过上美好的生活。”

■■■ 探索一条核心经验

善品公社发展至今，得益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余年来在产业帮扶方面的长期探索。它的成功既依托于成功的经验，也得益于失败的经验。

早在2000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大凉山地区开展的扶贫探索，通过“集中在一个村里做大项目”的方式，筹集了1000万元资金，按照每村投入200万元的规模，实施了环保、教育等25个子项目，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并没有帮助村民脱贫，反思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产业上”，不搞产业，项目是无源之水，难以持续。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四川省绵竹市的民乐村开启了产业帮扶项目，确立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发展产业，二是建立合作社，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然而，项目也失败了，教训是：“片面依赖外来能人，难以融入村庄，得不到村民信任，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和失败风险。”

2010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甘达村开启新的探索。项目做到了两点：一是建立合作社，二是村里能人带着村民自己干。两年后，投入的300万元就赚回来了，合作社搞得红红火火。

“从2000年到2013年，我们在甘达村第一次尝到了成功的甜头。我们觉得终于成了，我们用了13年时间，证明乡村发展是有一条新路的。”刘文奎说。

甘达村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在其他地区灵不灵？能不能结出更多的果？从2013年开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尝试复制成功经验，产生了如今还在实施的百美村庄、善品公社两个品牌项目，取得明显成效。

如今，善品公社探索出的方法和路径，已被其他社会组织借鉴，这个局面也是项目设计者、推动者所希望看到的。刘文奎说：“我认为，乡村的发展应以产业为切入点，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公共服务实现乡村宜居，进而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