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奢从边城防务官变成了税务官，职业跨度很大

这一讲我们进入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年）。

《资治通鉴》在这一年里记载有两件大事，都发生在赵国：一是蔺相如伐齐，二是赵奢崛起。

蔺相如伐齐的前因后果很不明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最近几年间廉颇接连出兵，打完齐国又打魏国，战果喜人，似乎赵国正处在小小的扩张阶段。蔺相如伐齐却没能取得什么战果，不过这件事并不重要，这一年的关键全在赵奢身上。

《资治通鉴》记载赵奢出世的这段内容来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就是说，当初司马迁写《史记》，并没有给赵奢单独列传，而是把他的事迹——还有他的儿子赵括的事迹——附在了廉颇和蔺相如的传记里了。这倒不是因为赵奢的履历不够光彩夺目，而是因为他们父子两人的人生轨迹和廉颇、蔺相如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很难拆散来写。

但是，赵奢的前半生，《史记》却没有讲。从《战国策》的记载来看，赵奢早年远赴燕国，那或许是燕昭王高筑黄金台、积极延揽天下人才的时候，赵奢谋了一个“上谷守”的职位。上谷是燕国西北的一座边城，主要意义在于防范胡人侵扰。上谷城的位置在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大古城村附近，故城遗址还在，旁边就是著名的官厅水库，在那边旅游度假的人不难看到当年赵奢的工作岗位。

赵奢在燕国似乎没有混出多大的名堂，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了赵国，担任田部吏，负责征收田租赋税。《史记》就是从这里开始介绍赵奢的，《资治通鉴》也是从这里开始照抄《史记》的。但如果我们接上《战国策》的那段内容，就该想到赵奢从边城防务指挥官变成了税务官，职业跨度实在太大。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表明他的军人习气丝毫没有收敛，拿前线作战的风格征收租税。

事情是这样的：当收税收到平原君赵胜家里，竟然收不上来了，赵奢公事公办，抓来9名责任人，依法处决。

从这件事里，能够看出来赵国当时的一个制度特点。战国时代是个封建制度逐步瓦解，中央集权逐步成型的时代。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制度设计或者行为方式，只要有助于集权化，就属于顺势而为，很容易事半功倍；而相反的是，只要不利于集权化，就属于逆势而动，很容易栽跟头。所以战国诸侯的封君制度纷纷从封建模式转变为集权模式，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封君对于自己的封地并没有管理权，而只能享用封地贡献出来的税收。

如果平原君的封地是这种模式的话，那么赵奢收的税越高，平原君的收入也就越高，两个人不可能因为税收高了而闹矛盾。但显然平原君对于自己的封地有着相当程度的独立管辖权，自负盈亏，给国家多交了税，就等于自己少赚了钱。

这会使我们想起孟尝君的先例：当初孟尝君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封地薛邑拥有独立管辖权，结果在多年来的苦心经营之后，让薛邑脱离齐国，成为一个能跟齐国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齐襄王硬是拿他没有办法。

但赵国为什么不把集权搞彻底呢？这倒不一定是传统意识作祟，也有可能是出自故意的选择：

封建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对冲集权制的风险因素，比如在赵惠文王刚刚继位的时候，主少国疑，李兑掌握朝政，如果李兑弑君算位怎么办呢？平原君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同母兄弟，还有一个同母小弟赵豹上一年刚刚受封为平阳君。打虎亲兄弟，有可靠的人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国君的心里或多或少可以踏实一点。

但这样一搞，小家的利益和大家的利益自然就会出现矛盾。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确认平原君对封地的管辖权到底有多高，向赵国承担的租税到底有多重。大致推测起来，平原君的状况应该介于春秋以前的封建贵族和战国集权制度下的封君之间。

“战国四公子”都以养士闻名，私家班底强大，而要维持这种规模的私家班底，没有滚滚财源当然支撑不住。所以站在平原君的角度，不愿意向赵国政府交税也算人之常情。但这种事情，无论哪朝哪代，都被放在模糊地带。

就拿平原君来说吧，他只要头脑正常，就不会给手下人发布明确指令，让他们抗税不交。而手下人只要头脑够用，也不会因为没接到明确指令就照章办事，把主人家的财产拿出去交税，甚至也不会就这种事情请示平原君。他们必须在揣摩上意的基础上自作主张，万一出了纰漏就得自己担着。

而站在赵奢的立场上，如果遵循潜规则办事，那很简单，模糊地带的事情就模糊处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反正多收的税款也不会落进自己的腰包，怎么都犯不着为这点事跟平原君这种量级的人物结仇。但如果非要公事公办的话，标准做法就是像赵奢这样，谁违法就法办谁。拒绝交税的既然是平原君的9名门客，那就把这9个人抓来法办。至于这9个人背后有谁指使，有谁撑腰，一概不问，就当这9个人都是自作主张就好。

9条人命就这样交代了。平原君怒火中烧，嫌赵奢打狗不看主人，要杀赵奢，但赵奢讲出了这样一番道理：您作为赵国贵公子，如果带头违法乱纪的话，国法就会失效，国家就会衰落，列强就会趁虚而入，那时候赵国亡国了，您的富贵也就跟着一道完蛋了。而以您的身份，如果带头奉公守法，那么赵国就会强盛，您自己的富贵才会更有保障。

赵奢原话里的“奉公如法”后来变成了我们的常用成语“奉公守法”。

赵奢这番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平原君一点就透，不但不杀赵奢，还把他举荐给赵惠文王。赵惠文王委任赵奢治理全国赋税，于是在赵奢的经营之下，人民富足，国库充实。

看来法家观念在赵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假如退回春秋时代，赵奢会被当成离经叛道的坏榜样，连孔子都会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在法家土壤里来看赵奢讲的那些道理，明明很简单，按说一点都不难理解，但为什么历朝历代总会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呢，尤其在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大厦将倾的时候，他们竟然还在努力挖国家的墙角。最后大厦真的倒了，这些人也没落得好下场，辛苦挖来的财富通通埋在废墟里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傻，或者说，为什么平原君格外聪明呢？

答案是：平原君和那些贪官污吏其实都很聪明，都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平原君的特殊性在于，他在赵国举足轻重，举手投足之间真的能够影响国家的运势，那么听赵奢的话当然没错。而历代的贪官污吏们地位没这么高，无论哪一个人，拼了命也扭转不了国运，而就算自己不挖国家的墙角，也没法把亡国的时间点推迟一天。再看看周围，所有人都在挥汗如雨地挖墙脚，那么自己就算明知这样做是自掘坟墓，也只能先保障自己不吃眼前亏了，这就是“公地悲剧”的道理。

平原君举荐赵奢，可谓给赵国立了一件大功。现在看来，赵奢的前半生没能在燕国的军事岗位上做出什么业绩，大概不是打仗的料。既然在税务工作上成绩斐然，那么后半生就应该一直替赵王管账，做一名出色的财务官员。结果呢，在机缘巧合之下，赵奢竟然成长为一代名将。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