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宋基层士卒频繁变乱的成因及影响

基层士卒是兵权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以来它都是皇帝眼中兵权的重要血统。

基层士卒虽然看似普遍，但是身份成分和士卒待遇都是十分重要的标准。

唐朝时期的征兵制度吸纳平民，士卒社会地位有一定高度，可到了北宋时期，士兵却成为了三教九流汇聚的地方。

北宋时期在“兵”这个问题接二连三出现问题，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到冗兵冗官的问题压迫财政，这期间还伴随着基层士卒频繁变乱的现象出现。

大刀阔斧地改革能够直接影响官员们的利益迫使他们听话，但是基层士卒频繁变乱却一直都是皇帝久治不愈的一块心病。

一、征兵制度：源于五代十国

赵匡胤非常清楚自己能够成为九五至尊的原因，当初一场陈桥兵变拥立他为皇帝，他走上皇位的道路亲眼见证了兵权有多么大的权力，也正是因为对兵权的忌惮，所以赵匡胤坐稳皇位不久就有了“杯酒释兵权”。

这一举措确实让兵权回归中央，可也让赵匡胤正视了手中兵权的种种问题。北宋时期的征兵制度沿袭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方式，然而，除了方式被沿袭以外，这种征兵制度的缺陷也被遗传了下来。

五代十国时期在百姓的角度上来看就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一段时间，四处征战无法提供安稳的劳作环境于百姓，对于妇女儿童而言不亚于末世，但对于男性群体而言还有一条生存道路—当兵。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军队的成员组成十分混乱，三教九流都能自称一声“当兵的”。

可惜赵匡胤只看得到“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皆俯首听命而不敢较。”兵权能够直接决定皇帝的废立，可赵匡胤忘了看前者。

从当时的书籍信封中的只字片语，我们能够看到北宋士卒的荒唐模样。出入烟花柳巷是常事，据说进京的盗贼都可以轻易制服没有兵器的士卒，这样的日常模样也充分说明了北宋兵力令人堪忧。

士卒荒唐不过是个征兆，真正令赵匡胤头疼的是士卒频繁变乱。

“白日掠人妻女，街使不能禁。”

这样的情况在大街上比比皆是，就算皇帝三令五申也没有用，而引起这样的纷争并不只归咎于士卒人员素质偏低。

二、士卒：从社会边缘人士到士卒的假象提升

既然是各地频繁起乱的主使人员，引起这种行为产生的心理原因是探究这种现象的首要角度。

征兵制度下招收的兵役，可能是街边乞丐，也可能是罪犯，这样的身份被定义为社会边缘人士，但是当兵的身份似乎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可比较北宋的士卒与其他朝代的士卒，不难发现北宋士卒的社会地位较低，这不只是士卒作乱的原因，更在于大臣官僚对士卒的滥用。

赵匡胤曾多次下旨要求北宋官僚停止对兵役的滥用，可惜却是屡禁不止。

北宋财政入不敷出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官员对士卒的滥用，士卒在职期间经常被奴役，从修建宅院到种植蔬菜等各种活动根本不像是一个士卒。

这样的奴役不仅加大了财政支出，同时还让士卒的内心被不断压迫。

这样的日常生活同样不利于士兵的纪律管控，本应上战场作战的士兵却变成多方差遣役使的杂仆，这样的心理落差也容易滋生士卒们心中的不满，进一步激发他们心中的怨恨来自于北宋官方的制度。

北宋时期倡导使用人体部位刺字的方式来强行划分阶层，当时的普通奴仆和有罪之人都会被刺上字，这样的方式强行将这群人排斥在社会群体之外，同样也加重了他们心中的自卑和怨恨。

社会地位下降不过是一个总结性结论，北宋士卒的内心相较于其他时代早已经下滑无数，他们的心中所滋生出来的怨恨逐渐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报复，这也是频繁作乱的主要原因。

三、制度缺陷：更戍法与以文御武

在北宋将帅的眼中，他们的处境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从管教士卒而言，他们无法熟悉并培养士卒与自己的感情，将帅不知兵在北宋是个常见的现象，这对于北宋整体武装力量而言都是一大漏洞。

皇帝过分注重武装力量对自己的威胁，采取更戍法来制衡兵权可能对自己的威胁。

更戍法要求三年变更一次防守驻地，对于将帅而言，自己管的兵，武力如何很难清楚；对于士兵而言，将帅的脾性很难知晓。

难以培养出来的感情还需要将帅统领士卒，没有感情基础作为上阵杀敌的力量感情，将帅只能用生死来强迫士卒听从自己的话，而这样的做法也只能加重士兵们的怨气，作战也不会卖力。

北宋注重培养文官，甚至在管理武官的事情上也要求文官做主。可一面是寒窗苦读几十年的文人，另一面是自小到大耍枪弄刀的武人，两者井水不犯河水由皇帝主理，两者交杂一起就会出问题。

武官如何愿意被一群缺乏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的文人管理，因此，许多士兵也并不相信文人的管理办法，两者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也会转化成将帅对朝堂之主的愤怒，北宋不乏将帅撺掇士卒叛乱的情况。

上传下达也许并不及时，但是政策改变和主管人员的性质都会影响到士卒们。

这些本就没有教育意识的士兵常常被引起愤怒，文人又有诗社一吐为快，军中有士兵抱团分割，因此也扰乱了军队秩序。

四、士卒所在：军队内政腐化

北宋时期的各层武将当中不乏贪污腐败的现象，许多没有实际能力但却八面逢迎的人在武官当中滥竽充数，在人际官场当中左右逢源颇有一手，但却缺乏真正到战场上随机应变的本事。

这也是我们听到岳飞等良将被害时内心愤懑的来源，他们展现了自己良好的作战能力以后，反而被迫害致死。

这一切不过是皇帝心中埋下功高盖主的忌惮，周边奸臣深谙皇帝内心所以大肆宣扬，最后是当事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坚持。

这样的恶性循环，造成宋朝皇帝在面临收复失地的情况下，不敢依靠武将，这样的忌讳程度最终导致宋朝兵力孱弱。俗话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底层问题混乱的基础上还有赵匡胤在“徇私枉法”。

上文曾经提到过皇帝对大臣役使士卒的行为“三令五申”，还有对武臣的“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唯有剑耳。”这话就是警告武臣乖乖听话，否则就会有一把剑等待他们。

赵匡胤确实按照自己所说的处罚了一批人，但是对于那些自己十分器重和欣赏的人，他往往都会选择网开一面、格外开恩。

厚此薄彼的做法十分容易惹来官员之间的愤懑，甚至武将心中已经明白犯错的严重性在于自己是否在皇帝面前讨喜。

重若泰山的法令比空文还要轻飘飘，人们心中的敬畏感自然会因此逐渐减轻分量。

从上至下的大环境营造成贪污腐败的气氛迫使武将已经不能在这洪流当中做到独善其身，不贪污腐败已经是大义，能够冷漠看待算是善良一派。

总结

从北宋时期历朝历代的军政来看，皇帝忌讳军政是这一时期武将和士卒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原因。

从上而下蔓延的贪污腐败风气难以阻隔，皇帝明显偏袒文官，武官不受重视，一生所学比不上心思玲珑的人，这样的环境很难让武将保持心思纯正。

上方的风气直接引起基层士卒的不满，从社会边缘人士到士卒的假象认识加深了士卒的不满，刺字具有侮辱性的行为更是强行分化这群人与社会群体。

心中的愤懑和自卑感在不断焚烧，素质不平衡的士卒群体更是很难接受管理。

北宋的毁灭和皇帝对军队过分忌惮有强烈联系，发生三番五次的暴乱是北宋整体灭亡的征兆。

对比宋代与当今的认识，我们对士兵的尊敬有感而发，士兵自身富有的社会责任感更是让百姓对其十分信任。

军队不仅在现代意味着国防力量的绝对实力更是被我党牢牢管理，很明显军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地位的威胁。

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依仗于统治者的认识和管理，从封建时代的角度而言，军权和政治本就是双刃剑的存在，没有谁能够一下制服和平衡，一生为帝，一生都应在调试两者之间的平衡，北宋皇帝若没有投鼠忌器，也许不至于被后人辱骂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