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谈宋代士大夫对皇权的制约

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使士大夫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当一个群体的数量增多，与之相对应的其话语权也会随之加强。而自古以来，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换句话说也就是皇权与臣子间的权力就无法消弭，它们在各个方面互相制约，而宋代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上对皇权的限制尤为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他们的制约，促进了宋代社会的发展。

宋代士大夫阶级的发展

1.宋代士大夫阶级产生的时代背景

《宋史·太祖本纪》：“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

而宋太祖赵匡胤原是唐末五代后周的太尉，在陈桥发生兵变之后黄袍加身登上皇位。

唐末五代时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政权更迭频繁，百姓自然对政府极其不信任。而此时，宋代朝廷想取得百姓的信任必然要修身养息，重用文臣，减少武力对百姓的威胁。既然要重用文臣，因此国家需要大量文臣来稳定政治朝纲，从而宋代士大夫阶级孕育而生来顺应时代的需要。

宋太祖本人便是争夺兵权成功的一个典例，他害怕自己的统治过早破灭，因此他通过酒宴的形式，使跟随他的武将交出兵权。

《宋史·石守信传》：”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整个宋朝呈现出重文轻武的态势。他吸取前朝的经验加强对禁军的管理，并且将调兵权与领兵权相分离，采取兵将分离政策和内外维和制度，使将权进一步削弱，从而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来维护统治。朝廷之中，除了武臣便是文臣，武臣的权利被不断减少，自然而然，文臣的权利与数量不断扩大，文臣便是士大夫，从而士大夫阶级不断发展壮大。

2．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壮大

宋代时采用的是二府三司制度，二府指的是枢密院、政事堂，三司指的是度支、户部、盐铁，二府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武分权。

设“中书门下”掌握实权，但仅有民政权，又设政事堂为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门下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相当于设宰相的同时又另设副宰相“参知政事”与宰相共同议政，使宰相不能专权。在宋代初期把军事行将军权从宰相的手中分出来，设立枢密院，掌握全国军事。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共掌职权，号称“二府”。

枢密使和宰相的职权平等，凡军机要务，宰相无权过问。二个机构一文一武，互不干扰，分别向皇帝奏事。皇帝利用两者之间的异同，直接控制军权和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君主权利。二府三司制度虽然削弱了相权，加强了君权，但它有一个巨大的弊端就是造成了冗官现象，使后时期的宋朝经济负担加重，积贫积弱。

这弊端往后的事情姑且不提，回过神来，冗官现象的出现正为宋代士大夫群体壮大提供了十分舒适的环境与条件。正因为朝廷需要大量的臣子相互制约，士大夫群体才有了用武之地。从古至今，百姓便以读书做官为荣，社会好学风气盛行，从而士大夫群体越发壮大。

3.宋代士大夫思想的大迸发

宋朝时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思想学家，为宋代理学家，如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等人。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将儒教与佛教、道教等思想融合起来，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他们都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唯物派、客观唯心派或主观唯心派，都是“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发扬孔孟学说是他们的共同的志愿,维护三纲五常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核心,“存天理，灭人欲”、防止犯上作乱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他们参政议政的意愿强烈，宋代的皇帝大多愿意听取他人意见，所以即便是平民也可以议政。他们思想活跃，敢于发表任何言论，他们有着在这个宽松的历史环境中所孕育出来的勇气去抱怨不公，体现出社会责任感与自尊。而这些都是宋代士大夫参与政治的一种体现。

三、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1.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

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之后，君权与相权乃至于臣子的权利一直是一个无法消除的矛盾，有时君权过于强势，有时却又正好相反，他们互相制约却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促进。宋代的士大夫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极其富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如苏轼，他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不顾当朝的权臣是谁，他想要的只有百姓安康，他是宋代一批有识之士的缩影。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一方面的体现就是与皇帝共同治理着天下，在宋代，虽然是君主专制制度，但皇帝依然不能一人独揽大权，一人决断，在日常事务中，若皇帝的意见不被大部分群臣同意依然无法实行。

但这种现象，不只是在宋代，在唐代圣明的君主也会如此，如唐太宗曾想要下令修缮洛阳的行宫，但那时有以张素玄为首的部分大臣极力反对，唐太宗也就放弃了。

可这种极为圣明的君主毕竟是少数，可在宋朝即便是君主不那么圣明，但君主依然是要受牵制。如宋孝宗时期，宋孝宗在一段时间内独揽大权。

在《宋史·徐谊传》中“孝宗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谊谏曰：“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及论乐制，谊对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上遽改容曰：“卿可谓不以官自惰矣。”

但士大夫群体便勇于上言，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就连宋太祖也曾言“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的历史使命感在各个朝代是最为强盛的，也许是因为重文轻武的原因使士大夫群体倍感受重视，也许是因为宋代理学的蓬勃发展各种思潮的迸发。

总之，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总在限制着皇帝的权力，与皇帝共治天下。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宋代政治的民主化，天下不是一人所有，而是一人独断。当时的各种政策是在一群人的反复商议后所得出的那时便于更好地统治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佳决定。而君主与大臣这两个群体，他们彼此交融，目的一致，利益一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2.君主对士大夫群体的态度

从宋太祖建国之初，其对文人的态度都很友好，宋太祖以儒立国，宋仁宗“朕于士大夫无所负也。”宋高宗“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等等。

甚至在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杀大臣以及言事官。在宋仁宗时期，宋仁宗愿于纳谏与听取士大夫意见，有一次，宋仁宗与包拯谈事，包拯说到激情处，竟将唾沫喷到了宋仁宗脸上，但宋仁宗并没有怪罪于他。从这件事情的细微之处，便能看出宋代对士大夫群体的包容性。

宋代士大夫他不同于以往的士大夫群体，并不是皇权的一个附庸品，他们的意识强烈，情感充沛。对君主做的错误的地方，他们有着尖锐的批评，对此尖锐的批评，宋代的大部分君主仍然鼓励进谏与直言。仁宗曾言“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

宋朝君主对士大夫极高的包容性使士大夫们更加敢于直言进谏，从而产生了极强的社会效应，社会舆论导向不仅仅是偏向皇帝，在士大夫威望高的情况下舆论会导向士大夫群体，从而对君主产生一种压迫性和束缚，使皇权有了一部分的制约。

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朝的社会发展。宋代是我国古代人民最富足的一个时期，也是各种经济体制、发明最蓬勃发展的一个时代。若在宋代敢于进谏的大臣碰上善于听谏的皇帝，那便会创造一个盛世，就如宋仁宗时期一般，经济繁荣，文学百花齐放，各种思想迸发，而百姓也在安居乐业。

3.神学对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中的影响

从有了社会开始，中国先民就对神有着先天的敬畏。自然而然，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是如此。从西周时的敬天保民、君权神授到汉代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王朝对神学都有着一种敬畏感。

而士大夫群体自然也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利用此神学在更加地去劝导皇帝。他们不断加强皇帝对上天的敬畏对神权的敬畏，使他们的劝导能被皇帝接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将皇帝的品德与国家粮食是否丰收，有无恶劣天气联系起来。

在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滑稽之谈。但在那时，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几乎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士大夫们说“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诫焉，示之以像。”以此，来督促君主勤政爱民，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神学在宋代不只是一种古老的信仰更是一种士大夫用来约束皇权的工具。它使皇帝始终保持着对上天的一种敬畏之心，人有了敬畏之心就会善良一些。人若是失去了敬畏，他只会变得胆大妄为，更不要提做一位贤明的君主了。

总结

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促进士大夫阶级的发展壮大，他们要求话语权的增强，从而使皇权的受到了制约。宋代士大夫阶级具有主人翁的意识敢于直谏善用技巧，并且宋代君主对士大夫的态度较为友善，从而促使士大夫政治制约皇权。他们利用人民对神的敬畏，将神权加以利用，使皇帝产生敬畏之心。唐末五代与宋初的交汇点思想迸发，且宋代理学对士大夫阶层忠君爱国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士大夫群体敢于与皇权做斗争。在宋代士大夫对皇权的制约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代政治的发展，使宋代有了一两个盛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