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现象和方法的 “政治经济学”

本文转自：深圳特区报

■ 秦德君

提要

政治经济学不仅关心供需关系等市场问题，还关注包括个人和国家在生产与消费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使这门学科与政治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产生了诸多的学术关联。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对资本主义体系下商品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的研究。就“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来说，它源于18世纪对欧洲初露头角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国家出于王权和国家主导经济活动的描绘。政治经济学不仅关心供需关系等市场问题，还关注包括个人和国家在生产与消费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使这门学科与政治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产生了诸多的学术关联。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既可以理解为时代的产物，也可以理解为对地理学思想约一个世纪衰落的一种理论回应。它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地理学中获得声誉。在政治地理学中人们通常在三种方式上，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概念。一些学者用政治经济学去“拆解”地理学在殖民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些学者则用政治经济学去研究不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第三种方式是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非整体现象”，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开展批评。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有两种主要的思想学派，分别以18世纪亚当·斯密为代表和以19世纪马克思为代表；政治经济学两种最为主要的分析方法也分别由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及同代人所奠定。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将国家财富置于工业文明视域下来衡量，都致力于劳动价值理论分析，认为财富来自物品生产或获得所付出的劳动以及交换价值，这是商品真正的价值所在。

亚当·斯密认为，当市场允许“自我矫正”时，市场的功能可发挥最佳。假如一种特定产品的生产落后于需求，另外的生产者将出现以填补市场需求。同样如果一种产品超过实际需求，其价值就下降，生产者将转而生产其他有更高价值的东西。这种自我调节现象，通常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尽管这一术语在《国富论》中只用了一次。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论证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对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自发调节作用。主张政府的作用严格限定于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方面，减少行政权力的不当运用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履行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

亚当·斯密相信资本主义秩序是财富的发动机，因它依赖于劳动分工。《国富论》中有个被广泛引用的经典之论：“我们不是期望从屠夫、啤酒制造商、面包师的乐善好施中获得我们的早餐，而是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中获得我们的早餐”。就是说，尽管屠夫们斫肉、卖肉是为赚钱，但最终的结果，则使有更多的肉能供人们消费。

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曾谈到：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基本“定律”。“第一定律”是：在某种情况下，当个人仅仅考虑其自身利益时，集体理性结果会自动地产生。这就是指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第二定律”是指：在某种情况下，第一定律是会失败的，无论个人如何精明地追逐自身利益，社会公共理性也不会自发出现。此时只有借助“引导之手”（a guiding hand）或制度安排，才能求得有效的社会效果。“第二定律”为发挥政府作用奠定了空间。

1859年马克思出版了后来成为《资本论》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马克思称为《资本论》“初篇”），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开展了深入批判，从根本上抨击了当时罗曼语国家流行的蒲鲁东主义。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分析方法的形成，同时也为马克思彻底完成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奠定了重要基础。马克思认为虽然在以前的经济体系中，个人使用劳动去生产商品用于交换，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劳动”本身成为交换的对象。人们是为了工资而出卖劳动。由于劳动是利润的源泉，资本主义势必寻求新的方式，从劳动之中抽取更多剩余价值。随着时间发展，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将会日益严重。马克思深刻洞见了资本主义体系是天生性欠稳定的，是趋向于危机的，因它存在内在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

（作者为上海文化学者，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