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斗士”马军：我们不针对企业，而只是污染本身｜谈碳

「谈碳」， 36碳围绕“双碳与ESG”议题推出的专访栏目，我们会寻找业内大公司“双碳业务”的关键角色、明星企业 CEO、学界产业代表等人物，针对碳中和战略、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等话题，进行一场深谈。

以下是谈碳第十七期，36碳专访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蔚蓝地图的创始人马军。2006年，马军创建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持开发和运行中国首个公益环境数据库。马军曾被评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并入选《时代周刊》最具影响100人。他还有一个称号，是“环保斗士“。

如今，马军及团队的关注重心也早已跨越污染治理，瞄准了中国社会的减排降碳工作。他们基于过去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蔚蓝地图的数据维度，包括省市双碳指数，企业气候行动指数等，还与伙伴机构合作评价千家知名品牌和上市公司气候表现，推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工作改善。

近日，马军接受了36碳的专访。

文 | 吕雅宁

编辑 | 苏建勋

“今年我记录了365片天空。优：214天；良：109天；轻度污染：31天；中度污染：7天；重度污染：3天；严重污染：1天。“

2022年12月31日，一位名叫“猫姐”的用户，在「蔚蓝地图」APP中发布了一张由365张天空照组合而成的图片，并以上面这句话做配文，总结她这一年的环境记录。

在这个名为“蔚蓝日历”的栏目，用户通过拍照上传，就能了解到所处位置的实时环境信息，并记录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如今，「蔚蓝地图」已经覆盖八大分类，包含空气、水质、土壤等方面的污染数据，还囊括了企业环境监管记录、省市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数据等多个维度的信息。作为一个专注于环境数据的平台应用，它的用户已经达到300多万。

这张“包罗万象”的地图背后，是一个成立了17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以下简称“IPE”）。

IPE的创始人是马军，他还有一个更被公众所熟知的称号——“环保斗士”。

这还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马军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在各地开展调研时，他关注到触目惊心的污染问题，并意识到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开始走上环保之路。

2006年，马军创建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他和团队通过分析来自政府、企业的环境信息，以信息公开为杠杆，撬动更多企业走上转型之路。他揭露过上千家企业背后的环境问题，包括数家知名跨国公司。

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场和苹果公司长达一年半的环保“拉锯战“。马军和团队撰写多份IT行业报告、2份苹果专项调查报告，最后在加州总部会谈，推动苹果公司跟进在华供应链污染问题，并首度公开供应商名单，借助环境数据平台及时识别违规行为，促使数以百计大型“果链”供应商改进环境和气候表现，并带动行业绿色供应链建设。

十多年来，马军和IPE团队搭建起环境信息数据库，并用蔚蓝地图网站、蔚蓝地图APP两个应用平台，为企业、政府、公益组织、社会公众等搭建平等沟通的桥梁。目前，IPE自身数据库跟进的企业已逾1200万家，监控的各类环境数据达100多个品类。

随着更多显性的环境问题得到治理，中国的环境议题也延伸至节能降碳、应对气候变化的层面。IPE基于多年数据积累，将关注重心拓展到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企业气候行动中，打造数字化企业碳核算与产品碳足迹工具，通过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和社会监督，推动逾2万家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和改善。

“我们针对的从来不是企业，而是污染本身。“这是马军常常提到的一个观点。

近日，马军接受了36碳的专访，向我们介绍了他投身环保事业以来的种种思考。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蔚蓝地图创始人马军

以下为交流实录，经36碳编辑整理：

“环保斗士“不只靠斗，而是理性解决问题

36碳：了解到您曾经也在媒体行业有过多年工作经历，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成为您专注于环保事业的契机？

马军：我从1993年起在媒体工作，主要做中国环境和资源状况的跟踪研究。在各地调研期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实际看到的生态环境现状，与我们从小在诗词、文学中了解到的山川风貌，有很大差异。缺水问题触目惊心，母亲河黄河连年断流，最长一年达226天。

河流污染问题更严重。我们某次去山西，沿汾河调研，发现整段汾河都处于断流状态。之后当地开始下起了雨，有水流从一座座村镇中流出并汇入汾河。这些小河却没有一条是无色无味的状态，有铜绿色、铁锈色、灰黄色等等，汾河谷底仿佛像个大调色板，汇入汾河后成了一股黑色浊流，当时的景象特别令人心痛。

2007年，太湖上的捞藻工人。图片来源：马军

36碳：可以看到，二十多年前，社会各方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马军：是的，而且获取信息、发布信息的渠道也很有限。1999年，我结合多年调研和案头研究，写成了《中国水危机》这本书。之后的几年中，我从事环境咨询行业，系统性地了解环境政策法规、企业EHS（环境、健康、安全）治理体系，其后又在耶鲁大学做了环境治理体系的对比性研究。我意识到，环境问题规模巨大，成因复杂，解决需要公众广泛参与，而深度参与的前提环境信息公开。

当时还没有一个环境信息公开平台。2006年，我们创立了IPE，收集各地区环境质量、污染排放和企业环境表现记录，并通过PITI指数评价推动环境信息公开。为便于公众理解，我们将环境数据和地图结合，从中国水污染地图开始，扩展到空气污染地图、企业环境表现地图，见证了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历史性进步。

随着环境质量和企业排放的监测迈向自动化，我们的数据种类和数据量也都大幅扩展，当前每天收录的环境质量和企业排放数据多达百万条。

环境信息公开增进了政府和公众的信任。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成为建立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数据来源也趋于多样，不仅包括政府官方数据，还来自于经过官方确认的公众投诉。

用户可以一键向环保部门举报身边的黑臭水体污染，还可以并通过社交媒体@当地环保部门，数以万计的“微举报”，推动5000家最大的火电、钢铁、水泥、化工和石化企业公开做出回应和整改。

36碳：您提到企业自身的超标排放是污染的一大来源。IPE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企业绿色供应链这件事的？采取过哪些行动？

马军：我们从2007年开始，就关注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工作。IPE发布污染地图之后，涉及到很多企业的违规记录，包括不少在华设立工厂的跨国公司。当时一些国际企业来中国采购，只关心商品价格和质量，因此很多供应商用牺牲环境的做法去降低成本，以便赢得订单。

2007年，我们联合21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选择倡议”，呼吁消费者拒绝超标排污企业的产品，因为消费者的偏好是可以影响品牌本身的。2014年，绿色供应链上升为国家政策后，我们也启动了企业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对在华企业环境合规、节能减排和信息披露等供应链上的环境管理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并形成排名定期发布，为社会各方的监督提供量化参考。

如今，当前国际上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伴随碳关税、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到来，中国企业需要时刻做好准备，IPE会持续关注绿色供应链的工作。

36碳：当时您和苹果公司的“拉锯战”，能具体讲讲吗？苹果的供应链管理背后，经历了什么变化？

马军： 2009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金属污染事件。我们经调研后发现，29家国际IT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工厂都有重金属污染问题，随后我们要求这些企业评估在华供应商的环保工作。当其他28家企业都做出积极回应时，唯有苹果公司从信息保密的角度表示长期的政策是不披露。

之后的一年半时间，我们联合环保组织伙伴，持续开展调研，并发布两期报告。后来我受邀在苹果加州总部交流，通过5个小时的会谈，基于湿地调研和数据，揭示了供应链存在的问题，和对当地环境及社区的影响。

最终苹果公司改变了供应链管理政策，聘用专业机构跟进确认了NGO调研发现的问题，着手敦促产业链企业做出针对性整改。2012 年，苹果首度公布了156家在华供应商名单，开始系统性借助环境数据平台，及时识别问题，并推动解决。

苹果公司近年来不断完善绿色供应链和信息透明工作，不断向供应链上游延伸管理，同时推进供应链气候行动，因此在我们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评价中一直名列前茅，并成为CITI首家卓异品牌，对整个行业的绿色转型都起到引导作用。

品牌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总体得分情况（节选）图片来源：IPE官网

36碳：后来您也被媒体称为“环保斗士”的称号，您对此怎么看？

马军：我们的工作确实会触及到多方利益，包括百万级企业的超标违规、行政处罚等信息都在平台上公开展示。有的企业甚至还会直接或间接进行施压，希望删除记录，这些压力是我和同事们时常需要面对的。

其实我们对企业并无成见，我们揭示和针对的只是污染问题本身；我们希望以理服人，同时提供通道，促使环境问题真正得到解决。

回到“斗士”这个词，我认为自己还是有些惭愧。我和团队的工作更多是促进标准规则的制定，促进企业、政府和公众的良性互动。我也看到很多在一线基层的环保工作者，他们可能面临更突出的矛盾，几乎每天都是一种“战斗”的状态，他们的努力更需要被看到、被重视。

双碳目标落子，技术创新更加重要

36碳：双碳目标已提出两年多，落到各地方的效果如何？如何基于区域特性实现协同增效？

马军：双碳目标发布之后，中国持续构建1+N政策体系并落实，在2023年的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双碳工作着墨颇多。

但全球环境下，持续三年的大疫给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极大挑战。经济增长乏力、能源供应短缺、全球市场动荡和地缘政治紧张，导致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释放化石能源产能，全球碳排放在过去两年中不减反增。

我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借鉴中国过去十年环境治理的成功经验。为此我们开发了蔚蓝双碳地图，贡献于气候数据基础设施。2021年以来，我们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课题组联合开发省级和城市双碳指数。从连续两年的双碳指数评价中，我们看到多地取得的进展；但也深刻认识到能源转型和产业调整本就是极为艰巨的任务，而三年疫情更给工作推进带来挑战。

我们建议各地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推动风光水核等能源基地建设和相关基础设施和产业的发展。同时各区域间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形成多能互补，包括跨区域、跨电网的风、光、水电和火电之间互补，推动火电灵活性改造，逐步向系统性调节电源转型。

省级双碳地图。图片来源：IPE官网

36碳：在政府引导下，越来越多企业都提出自己的零碳目标，怎么评估才是科学的？

马军：的确，从巴黎到格拉斯哥，更多的企业做出气候承诺。但是如何落实，是需要加强公众监督的。IPE作为一个第三方机构，基于过去十多年污染防治的经验，累计了大量环境数据，能够更加科学地量化评估企业在气候转型中的表现。我们在中国环境记协和环科院的指导下，发布了企业气候行动CATI指数，对企业自身及供应链气候治理方面的行动开展动态评价。

2022 年，我们对CATI指数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将评价维度扩展为五个，即：治理机制、测算披露、碳目标设定、碳目标绩效和减排行动。我们发现双碳战略已经促使更多企业关注气候行动，推动中外企业相向而行。有超过90%的参评企业发布气候宣言，有近70%的企业已经开始测算并披露碳排放数据，摸清“碳家底”。后续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范围三、特别是供应链排放部分的管控，科学设定减排目标，并通过定期数据披露确定其绩效，引导落实减排行动，才更有公信力。

企业气候行动CATI指数。图片来源：IPE官网

36碳：从国际视角来看，您认为中国企业在气候行动中目前处于什么阶段？

马军：很多跨国企业从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之后，大幅加强了气候工作，当时中国多数本土企业尚未做出响应。不过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气候问题的重要性。

不过，本土企业要走的路还有很长。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企业气候行动指数排行榜单中，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欧美企业。而很多本土企业都处于全球产业链上，如果不能跟进品牌客户做出的气候承诺，就有可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特别是碳边界调节机制设立之后，碳关税将给企业成本造成相当大的负担。本土企业自身节能减排的主动性还要增强，而不是被动地回应这些外界变化。

从时间上来看，2030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即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年，也是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1.5度的关键节点年。不管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接下来的7年时间都非常关键。

36碳：既然本土企业处于后发位置，应该如何加速？最重要的是什么？

马军：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从资源依赖走向科技依赖。对于处于后发位置的本土企业，他们需要更多创新型的解决方案去提升转型效率，特别是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

IPE在数据服务平台上已经有了十多年的积累沉淀，我们在2020年与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合作开发了“中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平台”，协助企业识别在各个环节的环境风险。我们现在关注的企业有1200多万家，把各类正面、负面的信息都量化到企业环境绩效动态评价体系之中，目前多家大型国有银行和城商行使用我们的数据体系，对多达百万的贷款企业开展贷前尽调工作。

我们也正在合作建设产品全生命周期排放系数库，推动开源、高效、可信的碳标签，希望有助于打通B端和C端链接，让客户和消费者都能更加直观的看到企业的低碳表现，包括该企业产品的碳排放足迹，推动零碳供应链建设，赋能消费者绿色选择。

其实本土企业有一个特点：只要通过监管和监督给出清晰信号，并不束缚他们的手脚，企业就能做出快速响应。“双碳”目标设立后，很多企业已经做出改变，这让我们对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的未来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