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邻与清邻

本文转自：四川政协报

■庞惊涛

年年秋离冬归，年迈的父母在成都安顿好越冬的菜地后，又回老家镇上过冬了。

照理，成都比老家小镇冬天要暖和一些，他们理应在成都过冬，但他们愿意选择这个农闲冬藏时节回老家过冬，全因他们怀念场镇那个熟人社会。

这个常住人口不足万人的小镇，是他们大半生人际关系的中心和枢纽所在。出门买菜，或者沿河遛弯，相互照面的都是知根知底的人，嘘寒问暖、家长里短地聊半天，半天时间便已打发。串门作客，相互留饭，大家也多不客套。反观在成都的生活，出门忙事，进屋关门，住了很多年，邻居家里什么情况一概不知。经春历夏，入秋大忙，尚可各忙各的，入冬无事，就只有天天盼着我们归家，不然一天找不到一个说话的对象。

母亲曾想过用她的热情好客改造在成都的邻里关系，以增加在成都长期养老的动力，自家菜地种的菜便成为她的上门礼。但送了几季她津津乐道的生态蔬菜之后，她和几家邻里还是点头热络的关系，根本达不到和老家镇上邻里日常相处的亲热标准，大惑不解之后便无奈放下。在她看来，老家场镇的邻居就是亲戚，是“亲邻”；而大城市的邻居却是“清邻”，清汤寡水的，怎么都热切不起来。

父母亲的亲邻概念，来自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居住模式的影响，以及那一代人最理想和单纯的人际相处方式。自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也一度认为这种亲邻关系是完美无缺的：彼此声声相闻、事事相关；哪家吃点好的，就要端一碗来共享；遇到对方家里有点什么难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你家的东西我家的东西，随借随用，随用不还也没关系，我上门问就是；登堂入室或者随意串门更是不在话下，亲邻之间没有禁忌……

但随着我中年工作压力的增大、在城市生活时间久了以及个人事务的增多，我渐渐认识到这种亲邻关系的弊端：如果在城里复制这种传统亲邻关系，它则成为一种以打破乃至牺牲正常的人际边际为代价的伪亲热，甚至是颠覆正常人际伦理的坏亲热。它冲击的是随城市进化之后人际关系进化的正常伦理秩序以及规范，它试图让私人时空公有化，或者说，它试图把已经进化了的城市人际拉回到乡村人际的历史传统。

基于这样的认知，我是想进一步说明：并非所有的文化传统都值得提倡和固守，人际观念理应随时代更新。在我看来，受新的城市文化以及居住形态的影响，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必须与时俱进地适应现代都市生活。

如此，两种邻里关系的冲突，便在我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时空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母亲在小区里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共同收废旧物品的老大娘，和她一样，都是老来投靠儿女；另外一个，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们偶尔会搭伴去老家的一个庙里上香。

一次下班回家，收废旧物品的老大娘在我家客厅里和母亲聊得火热。饭点到，母亲留她一起晚饭，老大娘也不客气，说她儿子媳妇正好都出差了。吃完晚饭，母亲和老大娘继续在客厅聊，话题自然就扯到各自的儿女上，由是，我从事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一年收入多少、家庭负担多大、孙女在哪里读书等私人话题，在她们的聊天里全都没有了边际。我坐在一旁，应和不是，阻止也不是，只好偶尔尴尬而干瘪地“呵呵”两声。

送走老大娘，母亲感慨：好难得在大城市找到一个无话不谈的姐妹，在老家场镇生活的那种自在幸福感，似乎在这一晚出现了。我却大不以为然：我们的隐私就这样被毫无保留地曝光了，且老大娘上门做客完全没有见好即收、见机而止的分寸感。

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母亲的那位信仰同道，自恃亲邻关系，有一天居然开口向父母借钱了，而且母亲居然答应了。

“谁还没有点困难。”乡村生活数十年的经验和常识，让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次寻常的亲邻互助。来来往往、此去彼还、互帮互助，这就应该是亲邻关系应该有的样子。

这一次，我不得不出面干涉。但干涉的结果，是闹得我们极不愉快。在他们看来，这个原来很懂事的儿子变了，变得失了亲邻情分，也少了人际交往的热络和真诚。

我无意言说父母辈的亲清不分，但没有边界感和分寸感的人际交往，却确乎是我不能接受的。在我看来，城市人际主导下的邻里关系，绝不能和亲戚关系等同视之，更不能和传统乡村的邻里关系混为一谈。有边界和分寸感以及原则性的邻里关系，尤其是以尊重对方习惯、隐私和生活起居规律为前提的邻里关系，才应该是城市人际交往的主流。

我乐意看到亲邻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我更愿意或者说认同这种清邻关系：清风如水，透彻清明；因人因事随性随心，懂得进退，适可而止；如有不乐，绕道而行。

兔年春节前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让我带点水果烟酒，去那位常来我家的老大娘和借她钱的同道家里走动走动、亲热亲热。用她的原话说：这是为你在成都多交几个亲人。我说：她借你钱，不应该她买东西来看你吗？母亲还了我一句：敬人在先，你要懂这个礼数。

放下电话，我犹豫了很久。去还是不去，或许不仅在于我能否完成母亲给我交办的事情，更重要的在于，去与不去，更直接影响着两种邻里关系的走向：是我向母亲的亲邻观念妥协，还是让母亲慢慢认同我的清邻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