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魏晋庙制和祭祖礼

祭祖礼是王朝祭礼的另一主干内容。相较于郊祀的仅限于帝王，祭祖礼一直下达到庶人，因此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王朝的祭祖礼一方面追认着皇族血缘和政治上的正统，强调皇族内部的等级尊卑，另一方面起着为天下尊祖敬宗、凝聚宗族作表率的道德教化作用。魏晋时期的祭祖礼经历了类似于郊祀的的变化，下面便作些考述。

祭祖礼有两方面内容，一为庙制，包括列庙顺序和亲尽迭毁之法；一为按时祭祀之法。

魏庙制的建立，始于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当时在邺城以诸侯制度立五庙。黄初元年魏文帝十一月受禅，追尊父、祖为太皇帝、武皇帝，明帝时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都在邺庙所祠。《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记载太和元年夏四月甲申，初营宗庙，此时文帝的高祖处士（曹节）曾祖高皇（曹腾）、祖太皇帝（曹嵩）共一庙，魏武帝曹操一庙，曹操庙百世不毁。但此时的七庙制度并不完备，所祠的只是“亲庙四室（室指庙中牌位）”，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阳宗庙建成，最早的处士主对明帝而言已是往上的第五代，超过了高祖，于是以“亲尽”迁出，把明帝的高祖大长秋（高皇曹腾）以下的神主都迎来共一庙，庙中仍然设置四室（牌位）。这样，“亲尽迭毁”之制算是开始实行。曹魏还按照大儒郑玄的说法确立了天子七庙之制。郑玄《礼记·王制》注认为周代七庙是“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孔颖达认为七庙并非上溯七代世系，而是其中四庙为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另外三庙中，一为本朝始祖，其余二为有文治武功，不依照“亲尽迭毁”的制度永远保留其庙的文、武二宗。前四庙为自己往上的亲属，容易确认，后三庙（始祖、文、武不迁之主）则需要商议。《晋书·礼志》记载到景初元年六月，公卿们开始奏定七庙中缺少的这三庙，最终魏武帝曹操被尊为太祖（本朝始祖），魏文帝曹丕为高祖（文祖），明帝当时还活着，臣下们已为他定了死后的庙号烈祖，即七庙中的武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武）[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这样七庙便齐全了。但帝王活着就定庙号是从未有过的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对此的讥讽：“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以既没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

曹魏急着要立全七庙以奠定政治影响，只好在明帝还活着时便定了他死后的庙号，便招来后人的讥讽。不仅曹魏立七庙，曹魏的宗庙祭祖同样为后人讥讽。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因为洛京宗庙还没有造好，文帝曹丕便在建始殿祠武帝，“躬执馈奠，如家人之礼。”宋杨晨《三国会要》卷七引王朗曰：“今当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则建始殿为朝会等所用，相当于一般士大夫的厅堂，非宗庙显然。曹丕亲自拿了祭品布帛在建始殿祭祀，而不在有司的协助下进行，这在《礼记·祭法》中是庶人之礼，按礼制，从庶人因没有宗庙，只好在寝中祭祖，卿大夫应该在宗庙祭祖，且有有司协助。为此何承天讽刺到：“案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行之，非礼甚矣。”是讥讽曹丕不懂天子祭祖应有的等制，贻笑大方。以上是曹魏庙制和祭祖的大体内容。此些都是从周代就有的。此外曹魏还继承了从秦汉始有的园寝及上陵制度并有所改易。《宋书·礼志》魏武帝曹操葬高陵，陵上立了祭殿。黄初三年，文帝下诏把祭祀活动都安排在宗庙进行，还诏自己死后薄葬。这一诏书导致了陵寝制度的衰微，此为汉、晋葬制的重要区别。沈约说“自后至今，陵寝遂绝。”魏的上陵亦稀疏。仅有的一次上陵还发生了司马氏诛曹爽的高平陵事变，此后更无上陵之制。以上是曹魏的庙制和祭祖礼。

这里顺便谈一下吴、蜀的祭祖礼。与曹魏相比，吴、蜀庙制皆不完备。据《宋书·礼志》，孙权不立七庙，因为其父孙坚曾经做过长沙太守，仅在长沙临湘县立孙坚庙。孙权不亲祠，派太守祠。孙坚庙又被尊为七庙中的始祖庙，却不在京师。又用百姓所发掘的吴芮（西汉初的长沙王）墓的木材为屋，沈约的评价是“未之前闻矣”。孙权死后，孙亮即位。第二年正月，于宫东立孙权庙，称为太祖庙。沈约说：“既不在宫南，又无昭穆之序。”从这条记载看，东吴庙制与西汉韦玄成清整之前类似。东吴还继承了汉的园寝制度。《宋书·礼志》记载孙皓即位后追尊父孙和为文皇帝，并改葬孙和于乌程西山，称为明陵，置园邑二百家。还在乌程立了孙和的陵寝，使县令丞四时奉祠。宝鼎元年，乌程分置吴行郡，便派太守行事。据唐长孺先生考证，东吴在儒学上继承了汉代遗风，其典章制度承汉跟此亦是一致的，园寝制度继承汉是其中一部分。东吴的祭祖中还混着巫祝术。这些都是东汉以来的遗存。《宋书·礼志》：“刘备章武元年四月，建尊号于成都。是月，立宗庙，祫祭高祖以下。备绍世而起，亦未辩继何帝为祢，亦无祖宗之号。“由此看来，蜀汉庙制也很不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