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的增城千年史

【编者按】湛若水（1466-1560），号甘泉，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为明代岭南心学开篇者，他与“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相交甚笃，二人曾共执明代中叶理学界之牛耳，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作为广东乃至全国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影响力颇大的思想家，湛若水的学术成就亟待进一步挖掘、宣传，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系列稿件，探寻甘泉文化遗迹、解读甘泉学术思想，深化读者对这位先贤及其故里广州增城的了解与认知。

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有仙境三级：阆风、玄圃、增城九重。战国时期的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发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这是“增城”一词首次出现于文字记载。而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答道：昆仑山“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百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增城，作为昆仑山最上一级的仙境，在汉代“落入凡间”。《元和郡县志》岭南道广州下记：“后汉于此置增城县，按昆仑山上有阆风、增城，盖取美名也。”

“增城”诞生于诗歌，也孕育着诗歌。在古诗中寻找诗歌故事，打捞千年记忆，自然是领略增城文化的题中之义。

一

唐元和十四年（819），“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因上疏《论佛骨表》力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路过广州增城时，写有《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两首诗：

云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围。

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

海风吹寒晴，波扬众星辉。

……

舟行忘故道，屈曲高林间。

林间无所有，奔流但潺潺。

茫然失所指，无路何能还。

……

诗中除了表达韩愈的触景感怀外，也能依稀看到唐朝时增城纯朴古意的样貌。

其实增城历史悠远，建县于东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距今已有1800余年。增城原属南海郡，南朝宋元嘉中分增城置绥宁县，梁代又复并入增城。梁、陈两代移东官郡治于增城。至隋开皇九年（589）撤郡改州，增城属广州。其后各朝改州为郡、改郡为州，几经变更，增城隶属广州不变。明代划北部置龙门县，县境面积减少过半。民国时期，增城初属粤海道，后属省管。建国后曾属东江专区、粤中行署、惠阳地区。1958年与龙门县合并，仍称增城县，1961年各自恢复建制。1975年增城划归广州市管辖。1993年2月8日撤县建市，由广州市代管。2014年，撤销县级增城市，设立广州市增城区。

增城自东汉建县后，这里重峦叠翠，林木蓊郁，云雾缭绕，经济状况无从查考。

二

到了宋代，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增城的面貌不断改观。北宋诗人古成之（947-1007）的《忆罗浮》写道：

忆昔罗浮最上峰，当年曾得寄仙踪。

凭阑月色出沧海，欹枕秋声入古松。

采药静寻幽涧洗，寄书闲仗白云封。

红尘一下拘名利，不听山间午夜钟。

古成之是宋朝以来广东第一位中进士者，被誉为“岭南首第”。古成之曾在罗浮山隐居读书10多年，在他笔下，罗浮山此时已然成为“世外仙山”——古松苍翠、钟声悠扬，文化底蕴凸显，增城逐渐进入世人、文人视野，苏轼等文豪都写过诗歌与古成之唱和。

让增城进一步闻名于世的是南宋名臣崔与之（1158-1239）。崔与之，字正之，号菊坡，广州增城人。曾任四川制置使等职，为官廉洁奉公，练兵抗金，政声卓著。其言切于时弊，匡扶国势，淡泊功名，曾“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崔与之不仅勤于军政，在学术上亦有建树。他被称为“岭南儒宗”，其开创的“菊坡学派”被认为是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流派。此外，他还颇有词章造诣，开岭南宋词之始，有“粤词之祖”之称。

从崔与之开始，“增城”开始频繁出现于文人游历或者唱和的诗歌之中。如南宋士人梁文奎的《题增城进士单崔明清白传家巷》：

清如增江水，白如白石山。

羡尔清白人，栖迟山水门。

至清不可淆，至白不可淫。

传子复传孙，一心如一辙。

山同今古色，水同今古流。

载阅清白卷，山水两悠悠。

诗中可以看出增城山水的文化底蕴进一步提升，这里的山水都有了清清白白、绵远悠长的意境。

再如南宋曾丰的《为增城丞张元辅赋博见亭》：

……

今簸增城糠，冗不废舒啸。

数椽立江头，万象生木杪。

揆之高了机，抚掌成独笑。

工指罗浮尖，又出凤凰表。

尝度登罗浮，凤凰仅毫秒。

……

诗中的人文感怀与自然风光融合得更加紧密、自然，增城的景观已然广为称道。

南宋名臣李昴英（1201-1257），其祖父、父母居增城，他早年受业崔与之门下，主修《春秋》。他不仅是广东科举考试的第一位探花，也是宋代广东唯一的探花，官至龙图阁侍制，吏部侍郎。在任时不畏强势，曾弹劾权臣史嵩之等，性高洁，不随俗，宋理宗曾谓“南人无党”。

李昴英在增城留下诸多墨迹，还写下三首涉及增城人和物的诗：

《同刘朔斋游蒲涧谒菊坡祠》

晓随丝辔饭僧坊，丞相祠堂一瓣香。

试问神仙蒲九节，何如名德菊孤芳？

高山仰止堪模楷，百世闻之尚激昂。

我辈此来深有意，岂专泉石癖膏肓？

《古成之仙箕》

翁来灵笔舞龙蛇，翁去瑶坛锁暮霞。

旧事欲淡三百载，五云阁上望仙槎。

《北山证果寺》

久闻北寺最清幽，因看花田遂一游。

近国好山半烟雨，参天乔木几春秋。

香凝永昼添谈柄，风送长松爽茗瓯。

此境今才逢我辈，不留诗去鹤猿羞。

诗中，李昴英不仅赞美了增城先贤的高尚品格，更将增城美景描绘得已经高远，令人心驰神往。

三

及至明代，增城的文化地位进一步提升。大儒陈献章对增城先贤崔与之颇为尊崇，他曾迎崔与之画像至家中，隅坐瞻仰，如同弟子对待老师的礼节。陈献章还写了很多有关增城的诗篇，如《何宗濂书来推许太过复以是诗》：

后来乡里不如前，五日乾坤浪数年。

何地可扳文献驾，平生愿执菊坡鞭。

泰山北斗诸公地，明月清风病瘦天。

窃比圣门吾岂敢，汗颜窗下读来笺。

又如《梦崔清献坐床上李忠简坐床下野服搭飒而予参其间》：

清献堂堂四百春，梦中眉宇识天人。

报君西蜀清油幕，老我东篱白葛巾。

万里归心长短赋，九天辞表十三陈。

南风欲理增江棹，也借青山卜墓邻。

陈献章的弟子、思想家、教育家湛若水是增城新塘人，他对家乡的影响极为深远。湛若水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七十五岁致仕后投身教育事业，在增城创办或重修了明诚、莲洞、甘泉、读岗四间书院，其一生创办了近四十个书院，九十五岁时仍坚持讲学。此外，湛若水还制定乡约，重农恤商，对增城经济、文化的提升助益巨大。

正是湛若水的巨大影响，使得岭南学派在明清时期能够引领一时风骚，也使得增城的文化地位进一步上升，士人趋之若鹜。就连王阳明都产生了移居增城的想法，他在探访好友湛若水故居时，有感而发，写下《题若水居》：

我闻若水居，近连菊坡麓。

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

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

渴饮若水泉，饥餐菊坡菊。

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

这一时期中下层士人赞美增城的诗歌更是数不胜数。如曾任增城知县、浙江钱塘人金嘉炎在《留别增江父老（二首）》中写道：

木棉开放忆来时，荔子蕉黄赋别离。

庭树鹤栖巢护子，山村大吠足生牦。

半年鱼鸟情相得，此夕笙歌梦亦宜。

惭愧牵衣诸父老，月明小艇又轻移。

南来山水未应殊，双塔睛皋画不如。

千顷玻璃绕城郭，四国紫翠尽菑畲。

宦情颇类东坡懒，判牍空珍长史书。

闻说图经仙佛近，罗浮相对只蘧蘧。

诗中生活气息浓厚，诗情画意，颇具特色，令人心驰神往。

何仙姑景区。

四

崔与之、湛若水为增城带来的文化吸引力一直延续着。明末清初文学家屈大均（1630-1696）是对增城最为喜爱的士人之一。

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清初（1650）清兵陷广州，屈大均投身抗清斗争；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著作有《翁山诗外》、《道授堂集》、《翁山诗略》和《广东新语》等。

屈大均偏爱荔枝，他的诗歌有大量以荔枝为题材的作品，仅七绝《荔枝词》就有54首。如《尚书怀》：

六月增城百品佳，居人只贩尚书怀。

玉栏金井殊无价，换尽蛮娘翡翠钗。

又如《广州荔支词（其五）》：

端阳是处子离离，火齐如山入市时。

一树增城名挂绿，冰融雪沃少人知。

挂绿原产于增城沙贝四望岗，因产量少而少人知，但由于屈大均等名人的介绍，增城挂绿竟一跃而名闻天下了。

“岭南三大家”中的另一位陈恭尹（1631-1700）是增城新塘女婿，在新塘居住了二十余年。他在《漫兴三首（其一）》写道：

借屋增江口，悠悠十八年。

力穷群籍内，身老众人前。

曲巷来风满，闭门得月偏，

有生同是寓，终恋墓边田。

陈恭尹的父亲陈邦彦为明末岭南抗清主力，兵败被俘，被清军寸磔于市。陈恭尹逃至新塘，藏于坭紫村。从此他经常接触新塘父老乡亲，写下大量关心国运民瘼而又极富新塘地方色彩的咏史之作。如《西樵旅怀》：

罗浮风暖鹧鸪啼，山下梅花客未迷。

十里娇歌传玉笛，一弯残月泊沙堤。

生存华屋人何处，营垒千秋马独嘶。

扶病西州他日路，潘郎怀旧岂堪题。

陈恭尹青壮年时长期在新塘，晚年定居广州，也经常相约好友，往来广州新塘之间。他在《寄何孟门时客琼南二载矣三首（其三）》写道：

年年相约荔枝红，挥扇高谈几老翁。

挂绿凝冰知在念，未堪邮寄海船风。

荔熟时节，相约朋友聚会新塘，谈笑风声，增城俨然已是名士陈恭尹淡泊闲居的乐土。

荔湖长堤

五

从屈大均和陈恭尹的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初增城经济的大发展。

古代增城被称为省会“入惠潮水陆冲地”（见康熙癸卯《增城县志》序）。广州至粤东驿道经过增城县城通惠州、潮州；水路经东江上溯龙川转陆路接韩江通潮汕。清代时，县内河道运输繁忙。县城有客货轮开往县内各圩镇及广州、东莞、石龙等地。新塘镇是东江下游最大港口。据宣统县志载：“新塘以下，则汪洋巨浸，帆樯云集；海舶巨舰，不时往来。其货物运输可直通广州、香港，以及其他之海岸。”

增城远在宋元时代就盛产水果，尤以荔枝驰名，有“（荔枝）佳品多出增城”之誉（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卷七）。至清康熙年间，荔枝生产规模巨大。“增城自白沙冈一带二十余里，无非荔枝”（清崔弼《荔枝谱·注》）。大量荔枝外运，运销外省“载以栲箱，束以黄白藤。与诸瑰货向台关而北，腊岭而西者，舟船弗绝也”（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增城的蔗糖生产，在清初亦达顶峰。《广东新语》载：“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毕……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两洋，曰洋糖。次白者售于天下。”

此外，增城还是重要的粮产区，其著名的丝苗米远销海内外。宣统《增城县志》载：“米之精者，运至美洲，次者运至省会暨他处。谷则运至陈村、佛山。”1949年，增城的粮产仍“居广东省二十二个余粮县的第四位”（民国38年《广东基本工农业副业调查报告》）。

从唐时的开发不足到民国时的物产丰饶、经济繁盛，增城这一千年走过的是一条文化哺育经济、经济滋补文化的独特道路。崔与之、湛若水等增城先贤们“各领风骚数百年”，不断激荡着地方士人的思想、促进着地方文化的完善。或许，增城的飞速发展正如《增城县志》（卷二·风土）有云：“窃谓牛牯之灵，朱明洞天之宰，所以富裕苍生者，于增若有私云。”——享有仙境福地美誉的增城，人杰地灵，历久弥新，人才辈出，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