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逶迤百年的“虫草之路”

本文转自：中国中医药报

□ 邹赜韬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虫草，是冬虫夏草菌与蝙蝠蛾幼虫在高原草甸上携手造就的一味补肾益肺经典中药材。

回望百年前的雪山之脚、酒家之内，根根黄棕色的自然馈赠，好似勾魂摄魄一般，吸引着药夫、商贾、名厨跨越山河来“相会”。虫何以“草”？这是个生物科学问题。虫草何以“虫草”？答案还要到百年间的史料中细细探寻。

一条翻山越岭顺江漂流的“虫草之路”

且从登入大雅之堂的消费端开始，回溯虫草的漫长旅程。

1935年，《方舟》月刊叙述了当年虫草的国内消费市场分布：“闽、粤、（南）京、沪一带，富人颇喜食之”。善食敢食、注重“食补”的广东人，是近代虫草消费扩张的一股强劲推力。1937年，《铁报》报道称“粤菜馆有名贵之奇肴，一味曰‘冬虫夏草’，卅元以上之盛筵始用之”，这表明虫草既是添入粤菜的一件“稀罕物”，亦是粤菜体系里走出来的一种成熟选材。走南闯北的广帮老饕，也将使用虫草的粤地佳肴，传播至其他繁华大埠。《申报》广告记载，1924年末，广帮名企冠生园的上海北市支店，就试制、发售了一道“虫草炖鸭”，得到了沪上食客的欢迎追捧。

输入各都会的虫草，走过的是一条翻山越岭、顺江漂流的“虫草之路”。

1947年，《大众夜报》撰稿人就勾画了其中一条连结高山与大海的外销途径：西康所产虫草“由康定、灌县两地集中，经成都、重庆，而运销于江、浙、闽、粤、港、南洋”。各产区给虫草披上的“嫁衣”纷繁多样，但较常见的情形，还是用防水纸细致包裹。当时的《西北土特产概况》介绍了青海省玉树、都兰一带出产的虫草，提及当地商户多“用玻璃纸封，每封重四两或半斤”。当然，当时也有一些规模外销的虫草，会集聚多根，做成一簇簇的“扎把”。譬如1946年《陪都晚报》所刊重庆“连城国药号”广告，便称该铺供应“肥壮的扎把虫草”。不过囿于价格高昂，近百年前多数城市的虫草零售，还是以按根称重计价为主。

当然，百年前虫草之“贵”并未离谱到无人问津。大城市中产以上阶层的消费条件已可负担季节性的虫草进补消费。1935年，上海《长寿》周刊称“可吃数次”的一两虫草售价约一元，同时“在川帮店购办，或许更便宜些”。对照同期货币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一两虫草折合三十斤左右大米。20世纪30年代，国内主要城市的虫草零售价大体相当。譬如1938年的《中山日报》广告显示，广州某商家以“每两一元”的价格发售“四川冬虫夏草”，这与上海情形相差不远。

百年前，若非得自药铺，买主入手的虫草，多半会作为辅助食材出现在荤汤肉块间。1947年，《农之友》半月刊称食用虫草选择有“以之炖荤菜，或研末冲服”，后者是相对稀见的吃法。虫草伴肉，也是部分虫草原产地食客的心头热爱。一道虫草炖鸭，曾引得许多大厨名士竞相关注，这当中除了寻味心切的鼓舞，恐怕也少不了虫草金贵的加持。

一条敬畏自然的心灵“虫草之路”

在百年前的青藏高原，挖虫草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季节性农作。当时既有本地原住民上山采掘，更有不辞辛苦奔波而来的外地“药夫”参与其中。

翻阅1935年版《川西边事辑览》收录的《松理茂懋汶药材调查纪》，当年“虫草季”内理番县（今四川理县）的热闹景象，徐徐浮现在眼前：“拕夫多由川北之安岳、乐至、遂宁各县而来，人数恒以千计。其来也，大都在废历二月至三月之间，先挖虫草，再挖贝母。”由于“虫草、贝母为价值昂贵且生产成团之药品，川北药夫之来，多以虫草、贝母为目的。迨此二者拕毕即相率离山者，实居多数”。这些远到而来的“药夫”，往往能向高寒草甸求得可观收入，“彼辈入山一次，怠惰而技艺粗糙者，有二三十元乃至五六十元之收入。勤奋而工作娴熟者，有七八十元乃至百元以上之收入”。

掘虫草，是极其考验细心与耐心的“累活”。1941年版《西康省药材调查报告》载“川康一带土人采掘虫草者，须伏地而侧视之，始可寻获”，终日保持如此蜷曲姿态，恐非普通人所能忍受。况且虫草出售时格外看重品相完整，入山的“药夫”们在趴伏挪移之外，尚需屏气凝神。1937年版《羌戎考察记》记述了此般艰难作业：“挖虫草的药夫，都非常小心，轻轻地把四面泥土挖松，再连虫带草掘起来。”虫草不菲价格的背后，除了资源稀缺难求的抬高，也有部分挖取难得带来的溢价在起作用。

百年前，每逢“虫草季”，“药夫”群体中间便会结成若干专业组织，以此求得一定保障。1935年，《松理茂懋汶药材调查纪》作者见证了“药夫”团体结成的前因后果：由于上山“道路险峻难以言状”，须开辟临时土路，且饮食居住生活各项均需有专事后勤者供应，也就出现了特殊的牵头者——“棚老板”，或曰“棚长”。各片区棚长由“有相当之拕药经验及资本”者充当，他们“头年九、十月，向山主租得山厂，即纵火烧山，使药材易于繁荣。次年二月，即次第从事修路、搭棚、运柴，并购备面米、清油、盐巴、草履各物转运入山，以供药夫之需要。计物给值，由药夫缴纳若干药材于棚长为报酬”。

经过转卖汇总的虫草鲜料，需经历若干步骤的细加工，方可蜕变为市面上堪比黄金的虫草成品。1959年，《药材工作技术资料汇编》谈及了20世纪中叶虫草原料采收后的处理办法：“挖出之全草洗去泥沙（亦有不洗泥沙），置日光下晒至七八成干为‘毛货’，再晒至全干。然后用黄酒喷之，使软。用红线扎成小把，每把约七至八条。再将小把扎为大把，每把四两。再用炭火烤干”。在1930年至1959年间，藏、青、川、滇等地外运的虫草并无明确等第，但营销者与消费者间，确也有一套评价虫草好与不好的准绳：1958年，青海省药材公司组织编写的《青海药材》即清晰界定了高品质虫草的基本特征：虫草相连，外皮色黄、内肉色白，虫身肥大、条粗，无杂质且不碎、无霉烂变质。

一条“虫草之路”，串联起了深山高原与大江大海。与物质“虫草之路”同频的，还有一条敬畏自然的心灵“虫草之路”。

1936年版《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记载，当年理番县等地方政府，意识到虫草“药材生殖全恃天然，长此采掘，难免枯竭”，于是有意强化对辖境内虫草资源的统一管理、分配。通过向“棚长”征收“药产税”、维持收购底价等举措，有效介入了虫草生产的各个环节，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竭泽而渔”。恰似掘出虫草时那般轻手轻脚，人们对虫草资源细腻的敬重与呵护，终将为雪域高原、子孙后代，守好用之不尽的天赐富源。这是虫草的生态哲学，更是世人的生命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