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原作者：诺兰拍了一部卓越的电影

时光编辑部| 甄子

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新作《奥本海默》全球票房已接近9亿美元，有望超越《波西米亚狂想曲》，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传记片。

在中国内地公映18天后，影片也获得了3.76亿人民币的票房（截止发稿时）。

影片由诺兰改编自2005年由凯·伯德与马丁·舍尔温共同创作的传记作品《奥本海默传》（英文书名直译为“美国普罗米修斯”）。

这本曾获得2006年普利策奖（传记类）的《奥本海默传》，是由作者凯·伯德和马丁·舍尔温在25年间共同完成的。

舍尔温是历史学家，1979年就开始了对“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一人物的研究、调查，以及与奥本海默有关人物的访谈，收集了超过5万页的采访手记、信件、日记、已解密的文档、FBI档案、150段采访等等，在家里地下室堆满了箱子。

随着本书近日中文重译版本的面世，时光网与凯·伯德进行了专访。

Mtime:您在最初接触到堆积如山的资料时，对奥本海默这个人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凯·伯德：奥本海默一直是个复杂的人物，有太多关于他的神秘故事。孩童时期，他就开始对科学非常感兴趣——他收集各种各样的石头，热衷于学习化学。

随着他的成长，他的兴趣爱好也随之增加，比如他很喜欢英国诗歌、海明威的小说，并最终在大萧条时期萌生了参与政治的想法，所以他们称他为“博学的人”。

与此同时，关于他又有许多传说：他22岁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物理的时候，他有了某种“情绪危机”，几乎摧毁了他的神经。

诺兰与伯德

这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因为，奥本海默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实验物理学家——他的手指不太灵光，经常在实验室打翻东西。

那时他显然还没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天才领域其实是理论物理学,这种“情绪危机”差点让他从剑桥被退学。

这些故事都是很难去真正讲清楚的，也很难证明真伪。

Mtime:当您创作这本传记时，有差不多5万页记录在册的文件、150段采访，对您来说哪部分是整个创作过程最困难的？

凯·伯德：我们花了差不多四年半的时间写作，不光得写奥本海默这个人，他所历经的所有历史都要写，我们得研究出故事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的政治立场到底是怎样的？他与美共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他的妻子姬蒂曾在那段时间成为美共成员，但奥本海默是吗？他的弟弟弗兰克也是党员，但他到底是不是？

最终，从各种证据来看，我们发现他在大学身边的人，确实有很多都是美共成员，但他从未入党。

然后就是比较大的事件，二战：二战的历史、二战如何结束……在广岛和长崎引爆原子弹是否是日本投降的原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后来我们发现确实也有其他因素，最终形成日本投降的结局。

历史是很复杂的，就像是对“究竟发生了什么”永无休止的争论。

Mtime：为什么您会将审判奥本海默的“秘密法庭”作为整本书的中心呢？

凯·伯德：这场审判是在1954年发生的，那会儿正是麦卡锡主义的鼎盛时期——来自威斯康辛州、时任国会议员的约瑟夫·麦卡锡日渐掌权，开始了一系列听证会，质问各种人的政治立场、私人生活等，他毁掉了很多人的生活。

而1954年发生在奥本海默身上的是，他成了麦卡锡主义错误的“典型”——他是整个麦卡锡主义时期最大的名人受害者。

那是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就好像害怕那时小小的共产主义党派会将整个国家夺走，或颠覆美国的民主政治。

这太可笑了，那真是个疯狂、混乱、无序的年代。很多人都被摧毁、被羞辱，有些人失去了工作，这也是发生在奥本海默身上的事。

Mtime：这也是为什么这位“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博士的故事，放在现今时代仍有巨大的意义。

凯·伯德：其实这个故事之所以在当下仍有意义，不仅仅在于其体现的美国政治因素，更在于，奥本海默身为“原子弹之父”，他制造了的原子弹在1945年8月被投放。

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奥本海默完全转换了立场，在许多场合发表演讲，警告公众这种武器可能带来的危险。

他是在试图解释，美国不应该依赖于原子弹，不应将其用于军事行动，更不应用于保卫国家。这只是制造恐惧的武器罢了。

他其实想让人们了解应该禁止这项技术，或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限制原子弹的使用，他想让全球各国都承诺不去制造这种核武器。但不幸的是，这种忠告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后来的艾森豪威尔忽视。

我们仍处于一个充斥核武器的年代——这也是奥本海默带给我们的年代。最近电影《奥本海默》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说：“我认为奥本海默是从古至今最重要的人。”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令人吃惊，但我能理解他为何这么说，就是因为奥本海默开启核武器年代，延续至今，并可能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始终生存在这个原子能世界里。

Mtime：说到导演诺兰，此次他的新片正是改编自您所著的奥本海默传，并且在我看来是一次非常“忠于原著”的改编。那么看完电影后，您的评价是怎样的？

凯·伯德：我认为这是一部卓越的电影。诺兰是一位很聪明的导演、一位重要的艺术家。他确实将马丁·舍温与我所著的这本传记，非常“忠于原著”地改编了。

他试图去讲一些奥本海默生涯的高光时刻，我觉得他达成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作为一部电影，本片看起来星光熠熠；更让我觉得可贵的是，这部电影让观众看完后会对历史产生疑问，想要去问关于那段历史的问题。

Mtime：请您展开说说与诺兰导演的会面吧。

凯·伯德：诺兰是在2021年初拿到这本书的，在那个冬天读完了书。

在联系我们之前，他先开始在2021年春天和夏天撰写剧本，试图写出一版他比较满意的出来给我们。

直到2021年9月，我接到电话说诺兰想跟我聊聊。诺兰那时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写好了剧本，想要拍一部电影。

我们那个月在纽约见面，那次会面很长，大概有两个半或三个小时，我们共进了美妙的午餐。不过那时他并没有给我们看剧本，说他还在改进，所以还是机密。

不幸的是，在2021年9月那会儿，马丁·舍温的病情恶化严重，他患了肺癌，所以他不能出远门。

我独自和我妻子去了纽约，见了诺兰；我再回来跟马丁说我与诺兰都谈了什么，诺兰的意图是什么。我那时很乐观，相信诺兰可以将此书改编成一部有趣且令人信服的电影。

两周后，马丁就突然去世了，在2021年10月6日。这令人非常悲伤，但他至少在临终时知道这部电影的存在了。这点还是令人开心的，只不过我很遗憾他不能看到成片了。

诺兰为了完成这个故事，在2022年2月再次联系了我，我与他再次见面。这次他给了我剧本，我坐在格林威治的酒店房间里，花了将近4个小时读这个剧本，非常长！

我读得十分愉悦，剧本十分精彩，也让我回忆起我们在写这本书时所付出的努力。

然后几周后，诺兰就开始拍摄了，并在3个月内拍完了全部戏份——正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部电影，我了解到这部电影两周前在中国上映了。我想我是个很幸运的传记作家，这简直是个奇迹！

Mtime：您曾受诺兰导演的邀请去到片场，并且见到了基里安·墨菲。您觉得他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凯·伯德：诺兰确实邀请我们去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就是他们的拍摄地。我和我妻子飞过去待了一天，感觉很好玩。

那天他们正巧在忙一个两分半的镜头，把那两分半的台词、戏份反复拍了大概15次吧，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其中一条戏中基里安·墨菲在抽香烟；另一条则换成了烟斗，不断尝试一些小改变。

他那会儿的饮食极其严格，几周里每天只吃8颗杏仁。他必须减重，因为那时的奥本海默有将近1米88，却只有120斤出头。在休息间隙，有人带基里安过来，向我介绍了他。

Mtime：我们发现电影与书中有几处明显的不同，比如在书中，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的矛盾主要在核武器的安全问题上；但电影中，那更像是私人恩怨。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不同的？

凯·伯德：在电影中，你能看到施特劳斯和奥本海默有对于政策的不同见解，同时也有着政治上的分歧，他们的人物特质猛烈碰撞。

他们两个都是犹太裔，但奥本海默并没有在犹太传统中成长，而是被送到文理学校，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犹太血统太当回事。

但施特劳斯完全不同，会按时去教堂。而且他对奥本海默不重视自己的犹太血统这件事非常不满。政治上，施特劳斯非常保守，奥本海默更倾向于民主自由。

所以没错，他们在政策制定上有严重分歧，但奥本海默本身带有一种温和、耐心的特质，比如说在教学生的时候，甚至是对在街上遇到的陌生人；同时他在面对掌权人时，又可能会变得无礼傲慢。

而施特劳斯无疑就是那个掌权人，所以奥本海默在不止一个场合冒犯到他，可以称得上是无礼、粗鲁；而施特劳斯记仇了。这些是我们在书中的描写，但你说得对，在电影中，他们让其更像是私人恩怨，继而导向了那场审判。

Mtime：还有奥本海默小时候及“秘密审判“之后的生活，都没有在电影中展现。您会觉得想要看到这些故事吗？

凯·伯德：这部电影有3个小时，这已经很长了。你不可能讲完所有事，所以我能理解诺兰决定聚焦于奥本海默的青年时期、作为物理学家的职业生涯以及那场审判。我很高兴看到诺兰着重讲了那场审判，因为那很重要。

他的童年时期我们确实在书中着墨颇多，故事也很有意思，但我可以理解诺兰为什么想要去着重讲别的时期。我很开心在电影开始的时候，他讲了那个毒苹果事件，展现了时年22岁的奥本海默在剑桥求学期间的那次“情绪危机”。

Mtime：那么您如何评价片中对于奥本海默非常重要的两名女性角色呢？他的妻子，还有情人，您是如何看待这两个人物的？

凯·伯德：在电影中，她们都是小角色；但在书中，姬蒂和琼·塔特洛克都是非常重要的主要角色——她们有趣、强大、富有活力且美丽；同时，她们均受过高等教育，琼·塔特洛克是医学博士和心理专家，姬蒂则取得了生物学硕士学位。

这对于1930年代的美国女性来说十分罕见：拥有高等教育学位，并有自己的职业生涯。她们同样有着复杂的性格、政治立场。这些其实在电影中都有体现，但比重肯定比书里小很多。

Mtime：当观众看过电影后，他们就会对背后的故事感兴趣，继而会去读您的这本书。这本书的中文版马上就要再版，您觉得什么会吸引中国读者去阅读这本书呢？

凯·伯德：我觉得吸引中国读者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些会吸引美国读者的东西。这是一个充满人性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复杂又胸怀壮志的年轻人的故事，尤其是一个处在当时量子力学前沿的年轻人；但同时他又是个脆弱的人，经历了很多困难；他胜利了，却又跌落神坛。

我觉得中国读者会对这个科学家的一生感兴趣，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萦绕着各种科学和科技，电脑、AI、新的医学发现等等。

科学马不停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所以处在上世纪30年代量子力学前沿的，奥本海默的传记故事在当下仍有重要意义，甚至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这就是传记和历史的意义——去帮助人们理解世界，我们作为人类，在这一生中一定会去努力理解各种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热衷于对彼此讲故事。

而传记就是个非常好的，向我们自己解释这一切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