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是太子，常随李渊历练，咋还是败给李世民

一、李建成为何能成为太子

李渊进入长安后，特别是做了皇帝以后，有意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不是偶然的。有的学者怀疑，李渊对李世民说：“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并不真实。其实，这是误会。从太原起兵前后到做皇帝的过程中，李渊的倾向性已很明显，他竭力促使李世民的成长与发展，当然是有目的的。

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做了皇帝，六月一日，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七日，立李建成为太子。从这个过程看，可能是李渊为了实现其诺言，先欲立李世民为太子，因李世民“拜且辞”，故而改为尚书令，所以，7天后才立李建成为太子，是合情合理的。

“拜且辞”，绝非李世民的本意。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嫡长子继承制已成为传统，唐初的史学家批评隋文帝说：“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这就是说，隋文帝更换太子导致杨勇、杨广兄弟不和，最后形成大祸。这一点，高祖决不会忘记。高祖刚死不久，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要看《起居注》和《国史》，最后又要史官按他的意思修撰《实录》，主要也是害怕史官如实记载他杀兄夺嫡之过。

宋代史学家范祖禹也说：“立子以长，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众，古之道也。"由此可见，被视为“古之道”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早已深入人心。况且，这时李建成已取得了“世子”的称谓，实际上就是预备太子。因此，李世民在自己的条件还不是十分优于其兄时，自然不敢轻易去做太子。其次，是因为李渊虽然做了皇帝，但其势力范围仅限于汾水流域和渭水流域。

就这样一些局部地区，汾水流域还受到刘武周和突的威胁，渭水流域也随时有被薛仁杲进攻的可能。这就是说，高祖的地位还不巩固，还没有被视为是全国的皇帝。皇帝的地位如此，太子的地位当然也不像后来那样重要。

同时，削平群雄、统一全国，必须继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力量，壮大自己，正可为最后夺取太子地位创造条件。颇有政治眼光的李世民，决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从高祖方面来说，既然仅有局部地区，距离做全国的皇帝当然还任重道远，还需要建成、世民共同拼命出力，还不能明显地偏袒一方。因此，高祖按照古代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在李世民“拜且辞”以后，立李建成为太子是可以理解的。这时，李世民也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再者，从太原起兵到夺取长安，李建成也同样战功卓著，甚至高于李世民。

李世民既非嫡长子，也不具备凭实力、依功劳而为太子的条件。这一点，最为重要。

二、李建成的为人和能力

在统一战争中，李建成处于配角地位是否与其为人及其才能有关呢?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在各种古籍中，对李建成的看法多有偏见。《旧唐书》作者说“建成残忍，岂主鬯才。"又说：“建成、元吉，实为二凶。”《新唐书》作者说：他“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政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司马光也认为他是“庸劣”之辈。这些评论，都是受了许敬宗奉命修撰武德、贞观实录的影响，实际上李建成并非无德无才的“庸劣”之辈。

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决定进攻西河(今山西汾阳)，命建成、世民率军攻取。他们二人共同表态说：“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从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先军法。”

他们这样说，是因为当时“义师初会，未经讲阅，大郎(建成)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在行军途中，建成、世民，“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

军纪也非常严明，严禁军士扰乱百姓，结果是人心所向，“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而且又奋勇前进，最后攻取西河。这样有志气，有信心取得胜利，而且又表现出智勇兼备的将军，和“庸劣”的含义显然格格不入。

大业十三年(617)十月，李渊大军兵临长安城下。根据安排，建成所部负责从东、南两面攻城，世民所部负责从西、北两面攻城。

十一月九日，军头雷永吉等从景风门附近登城，突入城内。景风门是皇城东门，属于李建成部的进攻范围。非常明显，在攻取长安时，李建成的军队虽然少于李世民，但却取得破城的首功。如果说在指挥作战方面李建成决不亚于李世民，是有根据的。

武德元年(618)正月，李渊以唐王的身份命“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地东都。”另有记载说：“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二者的记载虽然不同，但都可以说明建成与世民在军事上的地位相当，甚至建成还高于世民。这足以说明，从太原起兵到攻克长安，李建成的军事建树相当可观。如果他连吃败仗或屡攻不克，这时是不可能再被重用的。

镇压刘黑闼起义，李建成也相当卖力。当时，建成与世民的矛盾已经明显，所以，他接受王珪与魏征的建议，请求去平刘黑闼。正好是刘黑闼又借兵于突厥，卷土重来，连胜唐军淮阳王道玄、原国公史万宝所部以后，李元吉也招架不住的时候。

李建成“督兵进讨，频战大捷”。最后，穷追猛打，迫使刘黑闼走投无路，彻底失败。在这次作战中，李建成对“获俘皆抚遺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闳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禽黑闼。”李建成对刘黑闼，既有军事镇压，也有政治上的分化瓦解，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能够取得胜利，正反映了李建成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

关于李建成的政治、军事才能，决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由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失败，他的所作所为被史书所歪曲或掩盖者必然不少。根据许敬宗褒世民贬建成的原则，李建成的功绩与才能是不可能被史书全面记载的。

同样的道理，李建成的为人也需要认真考虑。李建成刚做了太子，万年县法曹孙伏伽就向高祖建议：“臣闻性相近而习相远，以其所好相染故也。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择而任之。但是无德义之人，家门不能和睦，及好奢华驰骋，嫚游声色，不得使亲而近之。臣历观往古，下览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乱之。愿陛下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友，如此则克隆磐石，永固维城矣。”

高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毋庸置疑，高祖是要慎重选择李建成僚友的。

在建成的僚友中，李纲(太子詹事)与其不甚协调，但李纲对建成只是说：“日殿下饮酒过量，非养生之道。……不宜听受邪说，与朝廷生忿间。”至于“后太子寖狎亡赖猜间朝廷，纲频谏不见听”的记载，根据后来的事实，缺乏有力证据。

后来的事实是什么呢?应从魏征说起。魏征投唐后，被建成引为太子洗马，一直到玄武门之变，建成被杀，都是建成的重要僚友。魏征从政的主要特点，是善于进谏。贞观年间，他先后进谏二百余事。正因为如此，太宗把他当做一面镜子。这样的人，在建成身边，应当也多有进谏。但史书记载，他对建成的进谏仅有两次，一次是他和王建(太子中允)共同建议建成请求出师，去镇压刘黑闼起义，另一次是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矛盾激化时，他建议太子早日除去秦王，以致后来受到太宗的责备。

从进谏的内容看，都是政治、军事问题，未曾涉及建成的为人。

如果建成确实“荒色嗜酒”，或是“押亡赖，猜间朝廷”，魏征决不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从另一方面说，一些“亡赖”之徒也必然会和魏征这样的正直大臣发生冲突。这些内容，都未见于史册。即使是有些传闻，连古代的史学家也不敢相信。司马光说：“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识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既然是人们“莫能明也”的传闻，无疑是缺乏有力的证据。

由此可见，有关李建成为人方面的记载，既失之于笼统，也经不起推敲。这样一来，李建成在统一战争中处于配角地位的原因，就不能是他的为人与才能问题了。

三、李世民完全是李渊一手扶持起来

所谓玄武门之变，就是高祖的儿子们为争夺太子地位而进行的互相残杀，最后以李世民夺得太子地位而告终。

高祖共有22个儿子，其中为太穆皇后窦氏所生者4人，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李玄霸早逝，与玄武门之变直接有关者是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

隋末，当李渊任太原留守时，只带了李世民同往，李建成、李元吉都留在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如果说这是因为李建成已经成人(时年29岁)，可以独立活动，李世民年仅19岁，还不能独当一面的话，那么，李元吉也未曾在李渊左右又如何解释呢!

此事只有解释为李渊宠爱李世民较为合适。

为了太原起兵，实行改朝换代的需要，最可靠的莫过于其子。于是，李渊召李建成、李元吉都到太原。李建成、李元吉为什么被留在河东呢?因为“隋末，高祖被诏捕贼汾、晋间，留建成护家，居河东”。看来，李建成留在河东的理由名正言顺，但也不能排除高祖有不喜爱建成的心情而故意这样安排。

李元吉被留在河东的理由，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从其他方面推知，高祖是不喜爱他的。“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恶其貌，不举，侍媪陈善意私乳之。“这就是说，李元吉出生下来就不被其母所爱。

如前所述，李渊与其妻窦氏颇为恩爱，李渊的事业有成，也受过窦氏的很大帮助，因此，窦氏不喜爱的儿子李渊也不可能喜爱。

与建成、元吉同在河东的还有李渊的第五子智云。智云为后被封的万贵妃所生，时年14岁，建成与元吉赴太原时把他弃之河东，被隋官吏逮捕，送到长安，为阴世师所杀。按理说，建成既有“护家”的使命，就不应该把智云弃之河东，被隋官员所害。况且，建成到了太原，也未遭李渊的责备。

由此可见，李建成是不是因为“护家”留居河东，还值得怀疑；反而是因为不受其父喜爱而留居河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把建成与年幼无知的智云，生来不受父母喜爱的元吉放在一起，不能不使人想到建成也是不为其父所喜爱的长子。

攻取西河(今山西汾阳)，是开始一战，十分重要，李渊命两个儿子(建成，世民)同时出战。临行时，李渊告诚他们说：“尔等年少，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胆，咸宜勉力。”两人同时表态说：“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由于当时尚未定官衔，故而军中称他们二人为“大郎”、“二郎”。

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建大将军府，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在进攻霍邑的战役中，两人也同样肩负责任。这些情况，看来是李渊对建成、世民同样重用，但实际上小于建成10岁的世民并没有被视为必须追随别人的幼童，而是独当一面的将军。由此可见，把李建成、李世民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抬高了李世民。

李渊从太原起兵，西渡黄河以后，就兵分两路，一路是李建成、刘文静、王长谐等，率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东北)，守潼关，防备东方之敌；一路是李世民、刘弘基、殷开山等率军数万人，从渭水以北向西发展。这样分配任务，看来是各自一方，不分上下，但实际上是给李世民发展势力提供了有利机会。

东方之敌，最近的是河东(今山西永济西)的屈突通。屈突通在李渊军刚渡河后，即派桑显和率军数千人袭击李渊的王长谐所部，结果大败而回。这样一来，屈突通自顾不暇，不敢西进。另外中原的瓦岗军与洛阳的王世充更没有西向的意图。不难看出，李建成驻军永丰仓，只是象征性的任务，根本没有发展势力、建功立业的可能。

从总的方面看，李渊是要夺取长安，取隋而代之。李世民率军西进，正是发展势力，罗致人才，扩大影响，为夺取长安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李世民部刘弘基、殷开山西进至扶风(今陕西凤翔)，有众6万，最后南渡渭水，进兵长安故城(即汉长安城，在今陕西西安西北郊)。李世民由渭北向西又渡渭而南，沿途会合了平阳公主、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各部队伍，共13万人，屯于阿城(即秦阿房宫城，在今陕西西安西郊)。

后来，李建成军也到长安城外，屯于长乐宫(即汉长乐宫，在今陕西西安西北郊)。这时，李渊所有诸军共20余万。显而易见，李建成的队伍没有很大发展。从这些实际效果看来，李世民取得发展势力，建功立业的机会，完全是李渊的有意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