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忆那些年的范文

本文转自：烟台日报

□潘云强

1961年，我升入初中。

我喜欢邹老师讲的语文课，特别是范文课，即把班里同学写的最好作文拿出来作为范文诵读。班里的庄峰、林永光、朱云峰三名同学，被称为“三支笔”，他们是范文课的常客。

庄峰是个女孩儿，一头短发，大大的眼睛。她属于大侠性格，喜欢帮助别人，不但与女同学合得来，跟班里男同学也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

人都有两面性，再高尚的人，也有世俗的一面。庄峰看似大大咧咧，实则内心情感细腻。十五六岁的女孩，正是做梦的季节，她的文章表现出女性细柔的一面。她曾写过一篇有关猫的作文，那是一只流浪的小母猫，她把与小猫的最初邂逅、把小猫带回家、与小猫成为朋友的过程中，所有别人容易忽略的细枝末节，都交待得一清二楚。继尔，又把她与小猫相处的点点滴滴、小猫的通人性、小猫的善良以及母性意识，描写得真实感人。最后她写到小猫死于难产，用情之深，使人不禁潸然泪下。

那年五月，教室旁边的月季花开了，老师布置了月季花的命题作文，许多同学把好词都用到描写月季花开时的雍容华贵上了，而她独辟蹊径，采用拟人化写法，把花开花落，描写为少女、盛装的新娘和沧桑老者，读来很有新意。老师称赞她的文章有特色，不落窠臼。

林永光同学喜欢哲学，正因为如此，他的作文写得与众不同。他喜欢写政论文，语言运用很有特色，语气坚定，尖锐并有超前意识，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记得在初二时，他曾写了一篇对现代教育反思的文章，用名人的话、警句及一些比喻，佐证自己的观点。文中论点、论据、论证环环相扣，很有说服力。这篇文章曾被语文老师和政治老师大加推崇。

关于哲学，林永光的父亲曾对年幼的儿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哲学是研究宇宙，研究世界观的学问，学好哲学能更好把控自己的人生。正是这句浅显易懂的白话激发了他对哲学那些深奥玄妙理论的探索欲望。后来林同学果然不负父愿，博士毕业后，到鲁东大学担任了哲学系教授。我对林永光的父亲充满好奇，总以为他是个高明之人。有一次，我到林同学住的宴芳街，才发现他的父亲个子不高，头发稀疏，人很瘦，实在是一个很平常的老头儿。

班里另一位朱云峰同学，也是写作文的高手。年纪小的人读书，基本是看热闹，属于黑瞎子掰苞米——读一本丢一本，热闹看过也就过去了。而朱云峰不同，他看完后会认真写读书笔记，从文章的取材、结构到表达方式以及语言的运用，都会进行一番剖析与总结，并把好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朱云峰的爷爷是个老产业工人，很早就参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人运动，朱同学从小跟爷爷长大，受爷爷影响很深。他写的文章不光情感丰富，充满那种专属于少年的纯真狂想，而且难能可贵的是政治站位也很高。朱同学中学毕业后到了机关，算是班里唯一从政的同学。

我的作文从来没有成为范文。不是我不努力，而是一开始，我便进入了一个误区，认为作文是一门语言艺术，文章之所以好，别人爱看，是文章的语言运用得好，具体表现是形容词多，以至于我每读完一本书后，专注于形容词的搜集。在中学时代，我抄写的形容词达五六本之多。我写的文章，形容词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常有同学这样形容我的文章：形容词累累挂树梢。这样做的结果是文章空洞，缺乏实际内容。

邹老师发现了我的问题，他曾多次在我的作文后面留字。有一次，他留了一段建议：你可以把抄写形容词的时间用来写日记，一来可以锻炼你的写作能力，同时也能养成你观察事物的本领。我按他的话做了，而带来的变化是，我的文章开始有了烟火气。

中学语文课本有一篇短篇小说《项链》，作家描写了一个贪慕虚荣的女性，跟贵妇朋友借来一串钻石项链参加晚会，结果项链不慎丢失，只好举债买了一串项链还给别人。当她辛苦十年还清债务时，方知借来的是一串假钻石项链。文章读来令人唏嘘，既痛恨书中女主人公的虚荣，又为其所遭受的苦难而心存怜悯。由此，我围绕小说的谋篇布局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写了一篇读后感，大体意思是作家通过对比、反讽、夸奖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从而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与不公，以及人性的复杂性。

后来，消息灵通的同学告诉我，老师下周要在范文课朗读我的文章，我心中甭提多高兴了。要知道，这可是我的作文开天辟地第一次作为范文读。

那天我远远看见老师往班里走，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低下了头，心也开始怦怦乱跳，也许讨好的笑容发力过猛，导致我的脸下半部肌肉有些僵硬。结果老师慢条斯理地打开教案，宣布因课程进度原因，取消范文课，进行正常的语文课堂教学。尽管他语调极为平缓，但对于我来说，却感到有一瓢凉水从头上浇下来。沮丧，失望，头脑像一部机器在毫无目的地空转，以至于老师那天讲的什么，完全记不得了。

人的平常心是逐渐形成的。这样的事情又经历过几次后，我终于有了不同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