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义田义庄

本文转自：学习时报

江晨颖 何兵兵

范氏义庄旧址（今苏州市景范中学）

范仲淹一生乐善好施，有许多高风义举，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创建义田义庄。据记载，范仲淹一生置办了多处义田义庄，分别在苏州吴县、淄州长山、商丘宁陵等地，其中苏州范氏义庄最为典型和完善。

义田是指赡养族人或贫困者而置的田产，建义田需要耗费资产和大量精力，且不以回报和获利为目的。北宋政治家钱公辅曾著文《义田记》，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了他乐善好施、广利众生的精神。范仲淹为什么要建义田义庄？这与他从小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传承的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

史载，范仲淹的身世非常凄惨，两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改嫁淄州长山朱氏，他也改姓为朱。他年纪稍大后便拜别母亲，一个人住到醴泉寺读书。读书期间，生活极为困苦。多年后，范仲淹回忆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即每天煮两升粟米粥，冷却后用刀分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为食，然后将腌菜、酱菜之类切成碎末，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拌粥，如此苦读三年。这就是范仲淹“划粥断齑”典故的由来。这番艰苦的生活经历和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保持清廉律己的品质，并且同情贫苦百姓的境遇。

范仲淹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曾师从儒学名师戚同文，戚师为人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多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他曾经的上司张纶也是豪侠任气之人，为人恕，喜施与，在江淮一带，见漕卒冻馁道死者众，便“推奉钱市絮襦千数，衣其不能自存者”。这些前辈对范仲淹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由此也非常推崇行善之人。五代后周时人窦禹钧修身积德，帮助贫者，开办“义塾”，终得善果，范仲淹专门写了《窦谏议录》一文，赞其品行。

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年逾花甲的范仲淹赴杭州上任的途中经过苏州，目睹了家族中一些贫困成员的生活状况甚为痛心，想起自己早年的孤苦经历，不愿族人再受到孤苦的困扰，欲帮助解决此问题，便与自己的兄长范仲温商讨创立义庄之事。

不久，范仲淹在苏州的长洲、吴县购置良田十余顷，作为族中公产，后又买下离城区很近的田地千亩，设立义田且置义庄，义田上获得的米则为义米。范仲淹将义田每年出租土地所得的租米分给族中各房，按照人口数量分给衣食，分发用于婚丧嫁娶等事宜。还设立义宅供范氏家族聚族而居，并建有义塾供家族子弟接受教育。

为了避免“因人废事”的情况发生，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深思熟虑后，亲自制定规则共十三条。如在义庄内设立专门的掌管人，这些人都是由族人从各房中推举出来的，需要接受各房的监督，若行为有失公允，则可要求掌管人赔偿相应米粮。规定也注重公平，体现差异化的关怀，如遇到丧事，按年纪和辈分的不同领取钱财等。

范仲淹将这些规矩刻在木板上，挂于祠堂的墙壁上，要求族中所有人必须遵守。但他去世后，一些管理者带头破坏规矩，使许多族中子弟陷入无所依靠的境地，他的次子范纯仁便上请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得到官府介入协助后，情况得到扭转，义庄也成为官府承认的组织。

范氏后人继续对义庄规矩进行废除、修订、增补，仅北宋时期的修改就有十次。南宋时期虽然经历长期的战火，但范氏家族子弟也努力地维系范氏义庄，续订规矩。尤其是增加了许多约束性的内容，如“限制族人在规定的粮钱外要求额外的支给”“家族中的尊长，不得倚仗辈分插手管理事宜，不然就报官府处理”“家族中若有强奸、盗窃、赌博、斗殴等行为者，罚米一年，若再犯则开除族籍，永不支米”……随着时间的推移，规矩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宗族管理到个人行为规范，从经济生活到日常生活，包括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

范仲淹一生清正廉洁，大部分收入都用于修建义田义庄。因此，他虽位高权重，但“贫终其身”，去世的时候，家里没有钱财为他办像样的丧事。范仲淹的儿子们继承了父亲的志向，除了早逝的长子，其他三个儿子都参与了义庄的事务。次子范纯仁更是范仲淹诸子中对义庄投入精力和财力最多的人。范纯仁曾两度出任宰相，但依旧主张廉洁家风，自己也做到廉俭如一，所得俸赐，都用于义庄的发展，将义庄扩大至三千亩。南宋楼钥在《范氏复义宅记》中感叹，“天佑范氏，三子鼎贵，皆以宏才高谊上继父风，后人得维持凭藉，以保其家”。其后的范氏后人也多热心义庄事务，使得范氏义庄能代代相传，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民国年间，仍可以正常运转，延续了八百余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义田义庄的善举正是范仲淹这种忧乐观念的一种体现。范仲淹心怀世人、济贫扶难的人格品行值得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