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民哥哥

本文转自：郴州日报

□ 袁小平

一天，连队送来一封急电：“你哥病危，速回家。”

第二天，我回到家里，只见母亲抱着一个裹着红布的盒子痛不欲生。

一个月前，我随首长到广州开会。首长说：“我在这里开会三天，你抽空回家看看母亲。” 当晚，我和哥哥睡一床。天蒙蒙亮，哥哥说：“昨天我和七叔借了牛，今天早晨要把冬水田犁了，明年好把它做秧田。”我说：“清早好冷，上午有太阳再去。”哥哥说：“不行，上午七叔家要用牛。”

早饭后，我叫哥哥去代销点买包烟，买半斤纸包糖——回家了我也去看看叔伯婶娘，下午还要返回部队。代销点来回只需半个钟头。哥哥去了半晌，不见回来。我焦急地跑到路上去喊，不见回音。远目望见哥哥埋头坐在山坳上，我顿感不妙，立刻飞奔下山，把哥哥扶了起来。我瞧见哥哥面如蜡色，上气不接下气。哥哥说：“近来，胸闷气短，去时走得太急，回来全是陡路，走到山下就上不来了。”

我把哥哥搀扶到家，泡了杯白糖开水，叫他喝下，得见哥哥形色慢慢恢复原样。

临走时，哥哥拎着一包南瓜子塞进我的挎包，一句话没说，把我送出家门口。我知道哥哥的心情，他舍不得我离开。我对哥哥说：“等我这次开完会，就回来接你到部队去看病。” 谁知这一别就成了我兄弟俩的永别！那年，哥哥才24岁。

母亲告诉我：“你回部队后，你哥哥的病一直未见好转，时不时地发病，一直在家躺着，家里也没法子送他去住院。乡亲们把他抬进卫生院。给药，你哥哥已吞不下了；吊针，似动非动。医生个个摇头，要求转院。他在转院的途中离开了。发电报给你的时候，你哥哥已走了……”

母亲声音嘶哑，两眼红肿，老泪已哭干。我仿佛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冰冷的漩涡里，只觉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黑暗，半晌无语。

哥哥1958年出生，那时候正是经济困难时期，缺吃少穿，缺衣少药。因营养差，哥哥的身体一直瘦小，脸色苍白，走路老是摇摇晃晃，一副风吹就倒的样子。他十来岁的时候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一不小心就撞个头破血流。他头上长过恶疮，大红如枣，痛得昼夜不安，把家人吓得不行……最后靠六叔东一把西一把的草药，哥哥才终于长成一个男子汉。

我们俩在同一村小念书，学校就在家门口。那时，哥哥读三年级，我读一年级。我经常看到哥哥站在黑板前，因为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留校到天黑。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哥哥就辍学了。哥哥很小就跟父母一起干农活，十五六岁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大队修林场、盖礼堂、盖学校，以及修建公共水利设施，哥哥是队上首选的公派劳力。平时哥哥在我面前少言寡语，而工友们却说哥哥健谈，很是幽默风趣。工友们还说，哥哥干起活来，脏的累的抢着干，石头选大的抬，木头选大的扛。每天出工他是第一个到工地，吃饭拿碗他是最后一个，大家都很乐意与他共事。记得公社修马路，哥哥是爆破组的副炮手。放炮装药时，因主炮手不小心抖药而走火，他的右腿被炸伤，血流不止。工友们用汗帕扎住伤口，把他送进卫生院。医生为他清理伤口，从血糊糊的皮肉中钳出一粒粒砂子。医生问他痛不痛，他只是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有一次，生产队集体修粮库，让哥哥去山里砍树，斧子闪到他的小腿上，开了一个大血口，他简单地包扎一下，硬是一瘸一拐地把砍倒的那根大木头扛回来，腿上的血也就渗了一路。

我上次回家的那一宿，也是哥哥和我一起住的最后一宿。那一宿，兄弟俩基本未合眼。哥哥话里话外都离不开家长里短和村里叔伯兄弟的生存状况，琐碎，微小，就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农民一样，所思所想不过是一年到头的生计。我深深知道，哥哥的身体是从小干重活、有病无钱医给拖垮的。哥哥，我真的不知道，你这贫病而短暂的一生，是否领略过什么叫幸福。想到这点，我的内心隐隐作痛。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及时回家把哥哥接到部队去看病。

哥哥的骨骸被乡亲们安放在祖山斜对面。下葬时，母亲还嘱咐捎上了一副哥哥做泥水工常用的工具。母亲的意思是，哥哥无论到哪里，都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不愁吃穿。

一晃多年过去，哥哥，不知你在九泉之下看见了吗？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村寨寨通水、通电、通公路，个个村民有医保，不但告别了贫穷，且大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们组上的村民，家家户户在老家盖了新房，在镇上买了洋房，农忙时节住村里，农闲时候住城里，进出开的是小汽车，就连公共汽车都快到家门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