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回流中国的三方面分析

席伟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以“历史终结论”为意识形态象征，世界进入美国主导的“一超多极”格局，中国也在这一格局下深度拥抱全球化，获得年均9.5%以上的经济高增长业绩，来自“世界工厂”中国的稳定廉价工业品和俄罗斯等国的稳定廉价能源供给共同维持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平滑演进。然而，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格局逐渐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美已经不满足于其所主导的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弹性积累体制和全球“离岸外包”体系所带来的财富份额。以2007年美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起点，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向数字化、平台化的方向加速演进，美以“重返亚洲”为地缘政治战略先导，着手全球供应链布局的新一轮深度调整，并产生一系列意外后果。

新冠疫情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不负责任的政治逻辑操弄对华“产业硬脱钩”，给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顺畅运转带来严峻挑战。产业界和学界均有人担忧，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攀升，中国相较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已消失，进而催生内地的工厂关闭潮与失业潮。然而，从近期的形势来看，疫情期间出于成本控制和“产缘政治”的考量而迁出中国的诸多制造业企业，为了维护供应链的稳定，又出现回流中国的势头，本文拟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与研判。

一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东移大势不会变。鉴于中国崛起已然成为“地缘-产缘-币缘”政治上重要的利益关涉，有业内人士认为，后疫情时代随着全球产业变革继续深化，新的产业形态、布局、组织方式和分工体系都将不得不进行深度调整，进而迈向产业集群治理的新阶段。在此过程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东移，全球制造业45%在亚洲，其中30%在中国。除了制造业份额优势外，通过追求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自立自强，中国已实现在“一般用途技术”（GPT技术）上的“领跑”，短期内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工业主导权不可撼动。

二是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加速发展将使世界经济形态发生颠覆性变化。长期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被简单地归因于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低廉价格。如果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这种经济理论颇具误导性：早在1980年世界银行就派观察团考察中国劳动力潜在特质，给出的结论是中国劳动力价格存在被低估的现象。按照当时国际市场劳动力价格来估算，中国劳动力的真实价格应是表面价格的6倍以上。这一点也间接说明，中国真正的比较优势并不单纯是所谓的廉价劳动力，更在于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所形成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务实高效灵活的劳资协调机制，以及所培养塑造的劳务工积极学习、吃苦耐劳的能力素质。也正是在这个国情基础上，以深圳经济特区产业升级迭代为标志，中国以较短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工业国“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升级历程，从“要素驱动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发展”。随着中国无人化、智能化的“灯塔工厂”的涌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已不再具备效率上的优势，让产业回迁中国，将是国内外投资者最明智的抉择。

三是美西方为应对中国崛起而大搞“政治硬脱钩”不可行。去年以来，随着多场地缘政治冲突的爆发和蔓延，全球供应链的完整与顺畅运行遭遇空前挑战，由此而引发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产业链危机可能在短期内无法消失，更无法通过美联储的投机操作来解决。原瑞银信贷短期利率战略部负责人佐尔坦·博萨去年3月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货币、大宗商品和布雷顿森林体系3.0》中指出，在70年代以来的“布雷顿森林2.0”（即“牙买加体系”）时期，在贸易开放的基础上追求资本自由流动与全球化配置，分配各经济体比较优势并做好以just-in-time（准时化）生产为标志的全球供应链管理，一度给美国带来宏观经济的景气与民生的优裕；而在未来可能到来的“布雷顿森林3.0”时代，去全球化、自给自足、“准时化”主动补库、低效率供应链以及更高昂的航运与金融保险成本等将带来旷日持久的通胀，进而破坏旧有的全球货币体系协定，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引发全球治理变革。

早在《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就曾经辛辣地讽刺西方殖民主义的本质无非就是在全球市场维持其“贱买贵卖的特权”，而如今西方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单地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甚至像以往一样意在通过政治强权迫使新兴经济体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买单，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再可行。

编审：唐华 高霈宁 蔡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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