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之首的张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张良为臣处世之道的主要特质是淡泊名利、功成身退。他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先积极入世建功，后退而修身养性。以独特之道避免定数，为士大夫寻得生路，备受后世赞誉。

张良源自战国末期韩国的大贵族家庭。他对韩国情感深厚，韩国灭亡让他失去高位，断绝仕途，对秦朝政权满怀刻骨仇恨。他自幼熟知朝堂斗争与宫廷政治，韩国亡后散尽家财寻得大力士，于博浪沙行刺秦始皇，未中而返。

刺杀秦王后，张良奔逃至郑，历经坎坷，饱经世事。此出身与经历，让张良既崇尚仁义道德、奋发向上以建功立业，又能保持清醒，不居功自傲，淡泊名利，注重功成身退，避免帝王猜忌。

张良的处世之法乃是顺势而为。他善于洞察时势，依势而行，不强行而为，而是巧妙地顺应潮流与趋势，以达到自己的目标与成就。

张良的人生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替韩复仇、对抗强秦；其二是成为帝者之师，辅佐刘邦成就帝业；其三是功成名就后全身而退，潜心修仙学道，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

张良的高明之处在于对世事人心有着敏锐的洞察。他总能依据天下大势的变迁，做出极为明智的抉择，从而展现出其卓越的智慧。

因为出身的缘故，张良对韩国怀有深厚情感。韩国灭亡后，替韩复仇击强秦，继而复兴韩国成为他早年的人生追求，为此他不惜散尽家财招揽宾客去行刺秦王。秦末大乱时，起初他的行动仍朝着复兴韩国的方向奋进。为复兴韩国，张良游说项梁：“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多结盟友。”

韩国复立后，张良全力为其复兴奔走。秦末战争持续，洞察天下大势的他发现天下一统乃大势所趋，思想倾向摇摆不定，陷入两难。最终他顺应趋势辅佐刘邦，虽非刘邦嫡系，却基于反秦利益相助，虽与刘邦集团关系紧密，仍未抛弃韩王。

汉元年项羽定好分封之策，诸侯离戏下后，张良随韩王东归，为复兴韩国而努力。韩王遭项羽杀害，明白天下大势的张良理想破灭，无奈投奔刘邦，成为其臣子，助其统一天下以实现自身理想。

郦食其曾向刘邦提议，让其恢复六国以抗衡项羽。曾以复兴韩国为使命的张良此次却站出来表示反对。张良深知，秦末的天下局势已异于战国，统一乃大势所趋，再也无法回到诸侯割据的局面。

张良的臣道特点在于对名利的淡泊。他不汲汲于功名利禄，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脱的心境，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得失。这种淡泊名利的品质，成为他辅佐君主的重要准则。

张良出身于显赫的大贵族家庭，其父祖长期担任韩国的相国之职。这使他耳濡目染，对帝王心术了然于胸，也深谙君臣相处之道。

在刘邦进军关中灭秦期间，张良虽自称“为韩王送沛公”且以客卿自居，实则已成为刘邦主要谋臣，全力为其出策，为刘邦建汉中巴蜀根据地立大功。此时期，张良以客卿身份助刘，使刘张关系含朋友之谊，让张良处理君臣关系更从容。汉六年封功臣时，张良仍提醒刘邦愿封留，以纪念朋友情，这种定位使他在汉初进退自如。

张良并非刘邦嫡系的丰沛集团成员，其出身远超丰沛集团众人，处境尴尬，易遭猜忌。他自定位“帝者师”，不领兵掌兵权、任要职掌权，以便为刘邦出谋划策且处于有利位置。他曾破家求士刺始皇，后遇黄石公授兵法，随刘邦屡立战功。

张良具备很强的领兵打仗能力，曾立战功。随刘邦后不再领兵，借口是“多病”。其实是避免掌权遭猜忌，他深知谋臣之职能发挥所长。天下定后，武臣多被诛，而他作为谋臣，功不逊韩信，位列汉初三杰第一，且能从容进退。

汉元年韩王在彭城殒命后，张良悄然归至汉王身边，自此正式成为刘邦之臣。然此后他未曾在汉政权中获任正式职务，仅常随刘邦担任“画策臣”。直至汉十一年立废太子纷争时，张良才被临时委任“行少傅事”，却又以病为由“因疾不视事”。张良不掌实权、不求名利，却仍为刘邦竭心尽力出谋划策，尽显朋友之义与高风亮节，赢得刘邦信赖尊重，维系了超越君臣的朋友情谊。

刘邦始终称张良之字“子房”而不直呼其名，尽显对张良的敬重。以该身份辅佐刘邦，功劳再大也无功高震主之虞，在政治纷争中能进退自如、趋利避害。萧何出身丰沛集团，虽与刘邦关系深厚，却因身为丞相、手握大权且深得人望而屡遭刘邦猜忌，需寻自全之法。韩信企图在君主危难时要挟君主求封爵，触犯大忌，埋下祸根。相较之下，张良处理君臣关系手段更显高明。

张良洞悉世间百态与人心，深知追名逐利之念。他依时代实情，秉持实用主义，为刘邦出策时，常以利诱对手，借利益交换达成目的。刘邦久处市井，深谙士人重利，惯以利驱使能人效命，对有用之人，从不吝惜官爵利禄与金钱。

张良深知刘邦的性格，顺势而为。他将士人追名逐利与刘邦处事风格结合，多次用利益交换之策，契合刘邦政策与心意，屡获成功，让刘邦更信任重视他，彼此愈发投契。

比如，刘邦领兵西进关中灭秦之时，欲攻秦朝的峣下军，张良建议：“峣下军实力较强，难以速胜，然其已如强弩之末，可先以旗帜布满山上，再让郦食其带大量金银劝降秦将。”此举大获成功。鸿门宴后，张良利用项羽叔父项伯贪财之性，将刘邦赠己的财物转送给项伯，为刘邦争得靠近关中、地势险要的汉中地，为其反攻关中乃至东伐项羽奠定基础。汉五年，刘邦约韩信、彭越共击项羽，二人未到，刘邦大败，大怒欲降罪，张良立即劝阻：“当前大敌是项羽，暂与二人共分天下，让他们为分封地团结攻楚。”刘邦听从，最终项羽兵败身亡。

张良所秉持的保全之术乃是避世修仙。他远离尘世的纷扰，投身于修仙之道，以此来保全自身，避免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

张良深谙“狡兔死，走狗烹”之理，故而始终言行谨慎，早早便开始谋划自我保全之法。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灾祸，所以时刻保持警惕。

张良早年常与四方豪杰交游，重礼尚义，珍视友情。避乱下郑时与项羽叔父项伯交好。西归关中前，他是韩王之臣，却因义多次助刘邦出谋划策，且未与刘邦臣子有交往，深知功励重臣相交乃君主大忌，与他处事风格一致。

张良始终远离政治清洗之事。从汉六年至汉十二年，韩信等功臣遭诛杀，然被赞“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未起作用。诛韩信时，萧何和陈平重要，灭英布时陈平亦随刘邦。张良淡泊名利，唯随刘邦征讨韩王信，以洗脱嫌疑，时刻注意与君主关系。

张良于天下平定后高调习道修仙，彰显其不涉政治斗争之意。汉末大乱时，他自定“帝者师”之位，为西汉政权竭尽心力，以超脱之身助天下一统，建功立业。国家统一后，其身份对政权价值渐失，然声望反成刘氏天下之患。因张良表现优良，刘邦既敬重又信任，对他无明显猜忌。

张良深知，自己乃韩国贵族后裔，半路归附刘邦，与丰沛集团众人及刘邦的关系相差甚远。萧何、曹参等乃刘邦亲信心腹，是西汉政权核心。他深知刘邦用人时慷慨，无用时凶残，遂以学道修仙为掩护保自身。

天下归于安定之际，张良虽视名利如浮云，多次表明不愿涉足朝廷事务，一心修仙学道、随赤松子游历。然终卷入立废太子纷争，迫于吕后压力而行动。他让吕后请出刘邦敬仰却难招致的四位隐士为太子站台，借刘邦敬重达成目的，使刘盈保住太子之位，既避猜忌又达目的。

时机适宜便投身世间以普济天下，功成名就后不贪恋权势和富贵，适时抽身独善自身。张良无疑是道家那种入世济民、出世隐逸思想的早期典范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