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将“碳替减”作为双碳的牛鼻子和主战场 | 最前线

文 | 雪小顽

编辑 | 苏建勋

“碳中和”是一个包含气候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议题。随着全球各界对碳中和的高度关注，如何理解和处理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

6月20日至21日，2023阿里巴巴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在杭州举办。在“数字化可持续发展与气候韧性”分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中国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最大矛盾，是减碳和增长之间的矛盾。

在刘世锦看来，中国的绿色转型要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从根本上来说，应对气候变化其实是人类社会利用创新的力量去打破限制发展的约束条件。当创新能力一旦形成，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种超过预期的增长动能。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来源：阿里巴巴官方提供

在强调创新的基础上，刘世锦结合减碳目标，提出了一个概念——“创新型碳替减”，是指依托绿色技术替代传统生产方式而相对减少的碳排放。也就是说，与“传统基准”的高碳排生产方式相比，利用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技术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

举例来说，如果用煤炭发电，每千瓦时的碳排放量约为1kg，而同等发电量下使用光伏的碳排放量约为30g，风能的碳排放是10g。在这个场景下，燃煤发电就是“传统基准”的高碳排生产方式，用光伏或风能等新技术替代燃煤发电，实际上是用过去3%甚至1%的碳排放达到了同样的发电量，碳排放量减少了97%甚至99%——这就是“碳替减”。

刘世锦认为，“碳替减”的优势在于可以用新技术替代原有技术，不仅实现了绿色转型，也使得减碳本身能够成为重要的新增长动能。

从现实操作层面来说，刘世锦认为下一步应该逐步转向把碳替减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牛鼻子和主战场。他建议，把“碳替减”这个概念引入碳核算体系，建立碳替减市场，即在碳替减与传统基准碳减排之间建立一个市场，允许鼓励两者之间开展交易，从而使得碳定价更合理、减碳更专业化，实现全社会碳排放强度和总量下降。

以下是刘世锦题为《双碳进程中的“边际变革”》的演讲全文，经36碳编辑整理：

技术和绿色发展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关联。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数字技术的支撑，很多绿色项目没有办法开展。同样，绿色发展为数字技术，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中国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最大矛盾是，减碳和增长的矛盾。中国人均收入刚过1万美元，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是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是（人均收入）3万至4万美元，每年实际增长速度要保持4%-5%。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欧盟。按照双碳目标的要求，我们在碳达峰以前的可排空间非常有限。一方面要保持4%-5%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真正的可排空间已经很小，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较高的增速，同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实经济中经常以直观而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

应对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讲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通过创新打破新的发展约束条件。实际上，经济发展要不停打破约束条件，过去的约束条件往往显而易见，比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短缺等，但气候变化对发展的不利影响一般看不到。通过科学发现知道这件事，通过社会传播、公众讨论最终实现社会共识，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才能实现约束。要打破这个约束，我们需要激励一个重大创新。例如已有的化石能源逐步枯竭，必须找到可以替代的新的清洁能源，这实际上是一个创新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初期会面临成本过高的压力。

我想强调的是，当创新能力一旦形成，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超过预期的一种增长动能。对中国来讲，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应该走一条什么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中有所借鉴，就是处理好增量和存量的关系。

增量部分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个头比较小，影响比较弱，但它活力强，成长空间大，逐步会由配角转为主角。比如中国民营经济刚开始的时候是拾遗补缺，现在有一个说法是“56789”（编者注：“5678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已经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中国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要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这个增量刚开始的时候很小，但每年都在累积，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大于存量，最后成为主体部分。其实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二是由增量部分形成，实现碳中和目标也是如此。

根据有关方面研究，到2060年也就是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时候，中国的非化石能源或清洁能源将从目前占比不到20%增长到80%，实现能源转型。

回到中国现在的减碳情况，我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减碳：第一，衰退型减碳，通过少生产甚至不生产来降低甚至停止碳排放；第二，增效型减碳，通过提高碳的生产率，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产出，就是节能减排；第三，创新型减碳，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这里特别强调“相同产出”，一定要有生产，但碳排可以降下来，这就是“创新型减碳”。

“创新型减碳”和前两类减碳很不一样。我认为，前两种类型的减碳是防御性的，潮流来了没有办法，被动防御，而“创新型减碳”是进取型战略。过去很长时间，尽管我们认为进取型战略是必须的，但在思想和行动上基本还停留在防御型战略，现在需要一个转变，就是由防御型转向进取型。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创新型碳替减”，是指依托绿色技术替代而相对减少的碳排放，也就是说，利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也可以称之为“替代型减碳”。

比如每千瓦时发电，按照一般统计的碳排放量，如果用燃煤发电是1千克（碳排放量），用光伏是30克左右，用风能大概是10克。也就是说，将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者风能发电，把燃煤发电称之为“传统基准的技术”，实际上是用过去3%甚至1%的碳排放发了一度电。同样的发电量，但碳排放量减少了97%甚至99%，我称之为“碳替减”。

“碳替减”有以下优势：一是采用新技术，绿色转型从根本上是要用新技术替代原有技术；二是减碳本身能够成为重要的新增长动能。过去减碳和增长是一对矛盾，现在二者是统一的，减碳本身需要新技术和投资，它就成为新的增长动能。最重要的是，新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同时降低成本，这一点非常关键。

今后，原有基准技术的碳排放强度与新技术的碳排放强度只要有一个差额，我们就能够实现碳替减，可以降低全社会的碳排放强度。由于新技术的单位碳排放成本比较低，可以相应降低全社会碳排放的成本。进一步来说，如果存量中引入新技术所产生的碳替减总量大于增量使用新技术的碳排放量，则全社会的碳排放总量将会下降。

以前我们都知道新技术能够减少碳排放，但没有一个概念，更重要的是没有核算，不知道光伏风电减了多少碳。我认为这不利于科学评价（新技术）对减碳的贡献，特别是对新技术减碳缺少激励机制。所以我建议把“碳替减”这个概念引入碳核算体系。

这是双碳进程中的一场边际革命，强调由创新带动的快速减碳，以及低成本加快能源和经济转型。具体强调三点：

一是重视碳替减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计量核算，纳入碳核算体系，形成包括产出增量与存量，碳替减与传统减碳在内的核算体系，客观评估创新带动的碳替减在绿色转型中的价值。

二是打开碳替减与传统碳减排之间的通道，即打开增量中用新技术产生的碳替减和存量中用传统基准技术产生的碳减排之间的通道。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碳减排强度的总量目标，在这个目标约束之下，允许鼓励这两者之间开展交易。这样既可以对碳替减定价鼓励，也可以对传统碳排放提高弹性，可以拿出一部分收入来买碳替减，各行业发挥自己的优势，减碳变得非常专业化，全社会碳排放强度和总量是下降的。

三是在增量中使用新技术的基础上，扩大存量中引入新技术的比重。这将在近期加快实现碳达峰、中长期加快实现碳中和的进度。

我认为，下一步应该逐步转向把碳替减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牛鼻子和主战场。具体包括：

第一，各级政府应加快制定碳排放“双控”为目标，减碳与增长双赢的五年规划和远景规划，关键是把碳替减的指标定出来，纳入核算体系。另外，各地方形成自主减排的责任体系，一个地方的区域和企业完成减排任务，可以刺激直接减排，相当于一种增效型减碳。此外还可以生产创新型碳替减产品，或者通过市场交易购买创新型碳替减产品，都能达到目标。

第二，建立碳替减市场，这是我想讲的核心观念。现在的碳排放市场距离预期目标很远，最大的问题是对碳进行正确定价。下一步应该建立边际市场，在增量和存量之间，在碳替减与传统碳减排之间建立一个市场。我知道建立这个市场很困难，开始时可以搞碳资产池或者绿碳银行，一个地方自己认可就可以，区域和企业可以各自从实际出发，对减碳指标不搞一刀切。另外，税收、金融、国际合作这些领域都可以引入“碳替减”的概念。

数字技术可以全面支撑碳核算体系，特别是碳核算、碳帐户等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高度依赖数字技术，所以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协同推进，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