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最高法院驳回荷兰巴勒斯坦裔公民诉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案

荷兰最高法院驳回荷兰巴勒斯坦裔公民诉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案

中新社海牙8月25日电 荷兰最高法院25日驳回一名荷兰巴勒斯坦裔公民提起的诉讼请求，裁决不会以战争罪起诉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甘茨和以色列前空军司令埃舍尔，为这场持续6年的诉讼划上句号。

荷兰最高法院当日发布判决书，裁决无论相关指控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如何，荷兰法律“普遍管辖原则”不适用于民事案件，不能援引“普遍管辖原则”对甘茨和埃舍尔提起民事诉讼，据此驳回案件。

2017年，一名荷兰巴勒斯坦裔公民发起诉讼，指控2014年7月巴以冲突期间，以军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致使自己母亲、兄弟、嫂子、侄子等6名亲人遇难，甘茨和埃舍尔涉嫌违反国际人道法，根据荷兰法律“普遍管辖原则”，应以战争罪被诉。

2020年1月，荷兰海牙地方法院首度驳回此案，理由同为荷兰法律“普遍管辖原则”不适用于民事案件；2021年12月，海牙上诉法院援引相同理由，二度驳回此案；8月25日荷兰最高法院三度驳回此案后，为这场诉讼正式划上句号。

2014年巴以冲突期间，甘茨时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后于2020年至2022年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此前他曾对媒体称，自己和以军的行为符合国际法，乐见荷兰法院持相同看法。

“普遍管辖原则”获荷兰、比利时等国法律承认，规定即使犯罪行为不在本国发生，嫌犯并非本国公民，也可对战争罪、反人类罪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为防别国反弹，亦附加限制条款，如“普遍管辖原则”不适用于民事案件，不得对在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进行追诉等。

围绕2014年巴以冲突，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已于2021年3月启动调查，主要关注巴以双方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聚焦最“声名狼藉”的犯罪嫌疑人或对犯罪行为负有最大责任的嫌疑人，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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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天下】

原标题：巴以冲突不应成为“被遗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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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巴以冲突升级，是一系列因素叠加的结果。巴以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介入，巴以冲突不应成为“被遗忘的问题”。

近期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一些巴勒斯坦袭击者不断向以色列军警、犹太定居者和以色列境内的民众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军队则多次进入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聚居区，抓捕袭击嫌疑人及其家属，同巴勒斯坦示威民众爆发冲突。随着死伤人数的增加，冲突范围不断扩大，巴以之间的冲突可能持续升级。

近期巴以冲突升级，是一系列因素叠加的结果。

以色列右翼政府激化冲突

首先，以色列政府的右翼政策，不断刺激巴以冲突升级。2022年12月组建成功的、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本届以色列政府，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在以色列历史上，单纯由右翼政党组建执政联盟十分罕见，也预示着以色列政府在内政外交各个议题上会更加强硬。

在内塔尼亚胡之前，由贝内特和拉皮德领导的执政联盟，在巴以问题上较为谨慎，主动约束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建设，并不断尝试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展开对话，试图稳定巴以之间的脆弱局势。但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上台后，不断在耶路撒冷地位、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等问题上，展示强硬姿态。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访问耶路撒冷老城、以政府提交法案要求兼并部分约旦河西岸土地，同时在约旦河西岸的纳布鲁斯、杰宁等巴勒斯坦城市展开大规模搜捕，抓捕“可疑”的巴勒斯坦人……这种种举动，打破了巴以之间脆弱的政治互信，刺激了巴以民间的敌对情绪。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愈演愈烈

其次，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数量和定居者人数激增，导致巴勒斯坦民众的不满情绪增加。

根据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约旦河西岸应当被视为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土地。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色列不断纵容或者默许犹太定居者大量迁入约旦河西岸，定居者人数迅速增加，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十多万人，暴增至近百万人。

犹太定居者数量增加，不仅压缩了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空间，更抢占了大量巴勒斯坦民众的土地和资源。

尽管以色列政府仍将绝大多数犹太定居点视为“非法定居点”，但是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以色列政府并未采取坚决措施拆除或者阻止非法犹太定居点的建设。加之当前以色列政府多个的政党，选民基础来自犹太定居点的定居者，因此继续鼓励“兼并”更多的约旦河西岸土地，使得巴以矛盾更加激化，未来冲突风险加大。

巴勒斯坦内部难成合力

第三，面临以色列的巨大压力，巴勒斯坦各个政治派系难以有效应对，引发巴勒斯坦民众的广泛不满。

巴勒斯坦主流政治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无力应对以色列的步步紧逼，主要通过外交手段表达抗议，比如暂停同以色列的安全和政治沟通，在国际刑事法院提起针对以色列的诉讼，同时在联合国和主要国际组织层面推动“巴勒斯坦国家”的国际身份认可，以此对以色列施加压力。

但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外交和政治措施，无法改变以色列不断侵蚀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的现状。

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尽管多次和以色列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军事冲突也加剧了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的封锁，恶化了加沙地区的民生境况，但又无法迫使以色列改弦更张。

巴勒斯坦各派系无法通过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形成合力，也就无法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巴勒斯坦民众寻找新的途径，通过暴力袭击、抗议游行等方式来表达不满，巴以民间冲突的风险随之加大。

美国介入意愿持续降低

最后，美国介入巴以问题的意愿下降，也是巴以局势持续升温的外在条件之一。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是巴以问题最重要的斡旋方。美国组织了多次巴以和平对话，曾经达成了多份原则性的协议草案；美国还通过外交、政治和经济等手段，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施加压力，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巴以双方谈判立场趋近。

但是近年来，美国不愿在巴以问题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巴以问题的兴趣和介入意愿明显削弱。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巴以问题“选择性忽视”，甚至未出台任何关于巴以和平的斡旋方案。

近期巴以冲突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该地区，只是带来了一份无关痛痒的呼吁和平声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表现，使得巴以冲突难以降温。

巴以问题持续升级，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介入。美国作为巴以问题最重要的外部当事方，应当担负起协助解决巴以问题的责任，尽早出台新的谈判方案，不要让巴以冲突成为“被遗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