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对华人权外交新攻势也将失败

时值美国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对华政策再度成为辩论焦点。这并非新鲜事，而是美国大选中的“传统保留节目”。但值得一提的是，自特朗普、拜登相继执政以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攻势已然转变，呈现出全政府、全社会、全要素、全盟友特点。美国对华实施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寻求“脱钩断链”，打压中国工业和高科技崛起；对华实施基于人权的法律战，发布实体和个人制裁清单，非法采取侵犯人权的单边强制措施；对华实施价值观战，纠集其西方及地缘政治伙伴搞所谓“民主同盟”，以意识形态划界，意图发起“新冷战”。目前，美国对华外交已然形成人权、政治、经济、安全、科技、人文多元勾连的趋势，意欲综合经济、外交、科技、法律、舆论等各种手段对华施加压力。

美国人权外交攻势转变受内外两方面因素驱动。就美国自身而言，塑造“例外论”的美国清教传统和构筑“世界灯塔”的美式价值观，奠定了美国人权外交的行为基调。在殖民时期，来到北美的清教徒们就期望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重视伦理和精神生活的社会，总想要打造一个“山巅的辉煌之城”。建国之后，美国标榜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肩负所谓将自由、民主与平等这些上帝赐予的权利赐予全人类的“神圣责任”，“将全世界引向正确的宗教和自由的灯塔”。在这种自我标榜、不切实际的使命观的驱动下，美国不惜以武力在全世界推广美式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卡特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曾自信地说：“我相信，通过强调人权，美国可以再一次使自己成为人类希望的使者，未来的潮流之所在。”

人权被美国视为“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一直被美国用作对外政治斗争的武器。赋予人权外交道德感，既可以展现美国外交策略中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助于使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干涉合法化。然而，现实并未如美国预想的那般美好。美国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军事干预已然证明，不顾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差异，一味地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其结果不是水土不服，就是引发动乱与战争。当前，伴随实力和信誉的下降，美国人权外交颓势渐现。为此，拜登在总统就任演说中频频强调所谓民主、团结、真理与希望，期望“再一次以灯塔的姿态立于全世界”。

在外部关系上，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引起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攻势转变的关键因素。美国对华身份界定的背后，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国际声誉的日益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诸多恐慌。

第一，中国发展引发美国的实力恐慌。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亦直指中国为“最大地缘政治挑战”。中国何以让美国如此“重视”？据统计，中国2022年GDP达121.02万亿元，是美国同期总量的71%。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于2017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如航天开发、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高原铁路建设技术等，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自2017年以来，美国频频以人权为名，在经贸、科技博弈中滥施针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单边制裁。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SDN）清单中涉及的中国实体和个人数量迅速增长。2017年之前，美国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直接针对中国实体实施的制裁数目为零；2019年8月2日，针对中国实体或个人的SDN清单制裁项目仅55个。而到2023年8月23日，被制裁的实体及个人数目已增长至413个。但令美国始料不及的是，制裁华为并未让华为“山重水复疑无路”，反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美国对华科技霸凌，不仅极大地坚定了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而且还反噬自身利益，美国芯片市场因对华出口限制承受170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便是证明。可见，在经济和科技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美国因为危机感“升腾”而实施基于人权的单边制裁，确实是打错了算盘。

第二，中国倡议引发了美国的价值恐慌。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自视为人权和民主的标杆和榜样，自认为只有美国单向输出价值，而不可能在价值领域出现竞争对手。殊不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已经与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现实渐行渐远。相比之下，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等倡议，因高度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而得到普遍认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全球发展倡议描述为“是对应对共同挑战和加速向更可持续和更包容的未来过渡的宝贵贡献”。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被纳入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看到中国倡议深入人心并逐渐获得国际共识，美国不由得产生极大失落感和价值恐慌。为巩固、提升美式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全球声望，拜登政府纠集盟友组建所谓“民主同盟”，以期与中国展开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竞争。究其实质，美国组建所谓“‘变革性和包容性’同盟”，乃是通过建“小圈子”，掀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冷战”。为此，美国智库、媒体、政府、国会等力量频频对华发起人权舆论战，拉拢其盟友在国际社会炒作涉疆、涉港等问题，企图形成对华人权舆论围攻，塑造全球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铿锵有力，中国人民发展的信心坚如磐石，任何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阴谋都是不会得逞的。

第三，中国之治引发了美国的治理恐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人权事业的人民性、人权实践的自主性、人权推进的全面性、人权发展的可持续性，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美国自诩为世界“民主灯塔”，但是这一“民主灯塔”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灯下黑”问题。美国在批评他国人权和民主制度的同时，总是忘记“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修养。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显示，2019年美国收入不平等处于50年来的最高水平，2/3的财富由最富有的5%的人占有，超过38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社会长期存在制度性、系统性、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少数族裔在执法与司法领域、经济与社会保障领域与主体种族存在明显的差距；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社会、司法等领域普遍遭受严重歧视，导致社会处于日益分裂状态。金钱操控政治过程使得政府更多代表富人和社会强势群体的利益，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无法真正得到保障。枪支泛滥导致涉枪暴力、凶杀和自杀事件激增，已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2023年3月以来，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等相继倒闭，只是美国之乱的缩影而已。美国不专注于缓解国内社会经济矛盾，反而试图通过污名化中国来掩盖自身的治理困境，确实匪夷所思。

一个国内治理问题丛生、国际信誉逐渐下降的“民主灯塔”，是不可能“亮”得起来的。无论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政策如何转变，它都不能掩盖或消除美国的实力恐慌、价值恐慌、治理恐慌；无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如何转变，它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步伐。恰如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指出，一些美国政客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言论“都是由阴谋论”构成的，“缺乏基于事实的分析”。历史雄辩地证明，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绝非国际关系的正道，也终将失败。万变不离其宗，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美国与其枉费心机地琢磨如何遏制、打压中国，倒不如认真正视并切实解决其国内人权的诸多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