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抗旨被判死刑，朱元璋知其身份后大惊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

朝廷里有一位名叫范从文的监察御史，遭到其他官员的弹劾，罪名是忤逆圣旨。

明太祖朱元璋看到弹劾状，勃然大怒，下令把范从文打入死牢，候期问斩。

行刑之前，朱元璋照例查看死刑犯的个人卷宗，在卷宗里，朱元璋发现这个死刑犯姓范，是苏州人，心中若有所思。于是，派人唤来范从文，问道：

“你跟范文正公是什么关系？”

范从文答道：“我是范文正公的第十一代孙。”

朱元璋听完，肃然起敬，马上释放了范从文，并命人取来五块锦帛和笔砚，亲笔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锦帛赐给了范从文：

“免你五次死罪！”

于是，这位监察御史就被免去死罪，又得到了御赐的“丹书铁券”。

范从文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忤逆朱元璋的旨意呢？

范从文的祖上范文正公又是谁？

为什么朱元璋要给他的后代“丹书铁券”呢？

从现代“穿越”到洪武年间的监察官

范从文是明太祖洪武初年的国子监毕业生，毕业后，因为为人正直，被任命为大明朝廷的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官员、纠正刑狱等职责。

监察御使就好比是中国古代官僚系统的“牛虻”，专门“找茬”，所以这个职位本身就很容易得罪人。

偏不巧，范从文这个人“眼里不揉沙子”，喜欢较真，所以自然受到很多同僚的不满和排挤。

他的同僚找到了一个弹劾范从文的机会，什么机会呢？

范从文发现当时的很多贪官虽然贪赃枉法，但是实际上受到的刑罚远远超出他们犯下的罪行，甚至有些人并不是贪官，也被当成贪官抓了起来，以至于连范从文这么一个正直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所以，范从文在判罚这些贪官的时候，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稍微“变通”了一下，适当地减轻了一些刑罚。

于是，同僚们向朱元璋弹劾范从文，说他违反了明太祖亲自主持制订的《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本人作为社会底层出身的“草根”皇帝，对贪官污吏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于是，便认为范从文徇私枉法、包庇贪官，便毫不犹豫地将范从文抓了起来，打入死牢。

难道范从文真的是“包庇贪官”吗？或者说，难道范从文真的反对朱元璋的“反腐”政策吗？

这个问题恐怕不能急着下定论，先看一看朱元璋的“反腐”举措吧。

我们知道，朱元璋本人是十分痛恨贪官的，对贪官污吏处罚也很严酷，只要发现贪官，就抓起来处以重刑。

据《大明律》记载，朱元璋首创了“剥皮实草”之刑，凡是贪污超过六十两的官员，都要捉到官府里，然后被剥皮，在剥下的皮里塞满牧草，摆在官府公堂旁边，用来震慑和恐吓那些心存贪念的官员。

这样的“反腐”力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而且，官员们如果“反腐”不给力、甚至不作为，也要受到朱元璋的严厉惩罚。

这就让司法官员感到一些压力。他们摸清楚了朱元璋“痛恨贪官”的心思后，审判贪官时往往特别卖力，甚至不惜滥施刑罚，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冤案。

所以，范从文才会在遇到冤案时，或者是刑罚远远超过贪官的实际罪行时“通融”一下。

作为一名监察官员，范从文认为，国家的法律部门既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但也不应该冤枉任何一个好人；既不能包庇罪犯、徇私枉法，也不能滥施刑罚、破坏法制。

从这个角度来说，范从文已经具有现代法治的一些思想了。

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古代法制更多的是“刑罚”，缺乏对权力机关的制度性约束，所以权力机关想怎么判罚就怎么判罚。而现代法治却是“刑法”，也就是说既规定了罪刑，也通过“法”对权力机关形成约束，以防止权力机关制定过于严苛的罪刑，甚至滥施刑罚。

朱元璋毕竟是古代的皇帝，《大明律》也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所以官员队伍唯朱元璋“马首是瞻”也就显得不奇怪了。

朱元璋能把范从文打入死牢，也能免去范从文的死刑，并赐他“丹书铁券”。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朱元璋虽然“乾纲独断”，但并不糊涂，也不鲁莽。

他处理国家大事时总是尽职尽责、小心翼翼，反复衡量以免出错。

朱元璋非常重视对死刑案件的审查和复核。在皇帝之下，还设置了好几层审查案件的机制，比如，三司会审等等，最后要向皇帝汇报。

除此之外，行刑之前，朱元璋本人还要进行最后一道审核：查看犯人的档案卷宗。

然而，就是这一道审核机制，让朱元璋得知了范从文与范文正公的关系，也因此救了范从文一命。

就这样，范从文死里逃生，还额外获得了五条命。

范从文也借此机会劝谏朱元璋：

国家要立法，罪刑要明确；

还要分清楚罪刑的等级，贪污程度不同，惩罚力度也要不同；

法要大于权，制定了法律以后就要严格执行，不能动用自己的权力去随意干涉法律...等等。

这些建议都很有道理，比如“分清楚罪刑的等级”这一条，如果不分清罪刑的等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试想一下：如果贪污六百两和贪污六百万两的刑罚同样都是剥皮，那一时起了贪念，贪污了六百两的贪官心里会想“既然以后都要被剥皮，那干脆贪污六百万两得了！

这样一来，法律岂不是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

所以，范从文看起来就像是“穿越”明朝的一位现代法学家。

范从文的正直个性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比如，这次赦免死罪之后不久，他就被贬到了云南近十年之久，直到洪武十年才被赦免回京。

但是由于“免死金牌”的保护，直到明朝末年，范氏家族都没有遭到灭门之祸。

朱元璋为什么特赦范从文

范从文之所以能在洪武初年被朱元璋免去死刑，并得到“丹书铁券”，是因为他有一个靠谱的家世：他的祖上是北宋名臣——范文正公，也就是范仲淹。

说起范仲淹，相信没有人会陌生。

范仲淹是北宋的一位文学家和政治家，曾主持“庆历新政”，后来得罪朝中保守势力被贬。

他在《岳阳楼记》里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不朽名句。

除此之外，范仲淹还是一位军事家，他曾主持北宋对抗西夏的战局，并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词句。

问题只在于：为什么朱元璋会特赦范仲淹的后人呢？

仅仅是因为朱元璋崇拜范仲淹吗？

也许是吧，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任何史料具体描述朱元璋当时的心理活动。

事实上，如果理性分析的话，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朱元璋对范仲淹的个人情感。

我们知道，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祖上备受元朝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使得朱元璋对群众充满感情，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毫不手软。

而范仲淹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是并没有上层社会高高在上的姿态，反而关心群众的生活。

范仲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位创办民间慈善机构的“大慈善家”。

他被贬之后，在老家苏州吴县创办“义庄”，把“义庄”的土地收入用来赈济灾民，接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他接济的普通人，还包括奴婢、改嫁的妇女等等。这些做法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后来，在范仲淹的表率之下，他的儿子范纯仁等人做起慈善来更是乐此不疲。

范纯仁等人除了接济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还资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

其中规定：凡是参加科举考试，每人给钱十贯作为路费，等等。

可以说，范仲淹不仅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把普通百姓放在心上。

范仲淹对普通百姓的这种情感态度正是“布衣天子”朱元璋所欣赏、敬佩的。

所以，朱元璋“爱屋及乌”，对范仲淹的后人爱惜有加。

第二，作为帝王，朱元璋欣赏范仲淹的贤臣风范。

朱元璋一直很佩服范仲淹。在朱元璋眼里，范仲淹是宋朝第一名臣、第一功臣、第一忠臣。

他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好皇帝。

而作为帝王的朱元璋，也确实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朱元璋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了。

研究明史的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八天里，朱元璋就处理了1666件公文，合计3391件事情，平均每天看两百多份文件，处理四百多件事情。

更难得的是，他在位的三十一年里，几乎天天都能做到这么勤政。

当然，历史上对朱元璋的评价很复杂，有人认为朱元璋之所以勤政，是因为他有很强的权力欲望，想要大权独揽，所以他废除宰相制度。也有人认为他猜忌心重，不相信其他人，只相信自己，所以搞特务政治来监视臣民。

还有人说是因为朱元璋出身贫寒，所以他有“老农民”“老耕牛”的做派，等等。

这些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掩盖他“勤政”的事实。

更何况，朱元璋还带头节俭。照理说，他做了皇帝以后，地位至高无上，完全可以尽情享受了。但是他并没有纵情享乐，更没有奢靡腐烂，而是依然艰苦朴素。

可以说，朱元璋的勤政与节俭，完全配得上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也许，在朱元璋眼里，范从文的正直品性正是范仲淹高尚品德的延续吧。

第三，表彰范仲淹，勉励众大臣。

作为帝王，朱元璋的一言一行肯定不会仅仅出自他的个人好恶，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含义。

什么政治含义呢？通过特赦范仲淹的后代来表彰范仲淹，从而勉励他的大臣们学习范仲淹的精神和做派。

这其实是在告诉他们：

只要你们也能像范仲淹一样，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诚于我们老朱家、忠诚于大明王朝和黎民百姓，那么，我绝不会亏待你们，也不会亏待你们的子孙后代。

看吧，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免他一死，还赐给他“免死金牌”，免他死五次。你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待遇。

而且，如果把朱元璋这次特赦范从文和他在位期间大杀功臣做个对比的话，也许朱元璋的用意就更明显了。

这次特赦范从文也就可以理解为朱元璋对“生杀予夺”的无上皇权的一次高调宣示了。

相信众大臣都对朱元璋此得用意心知肚明。

“特赦范从文”背后的文化密码——传统中国的“家族观”

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传统中国的文化里，家族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正是因为范仲淹是一个让人敬佩的人、是一个贤臣、做了很多对社会有利的事情，才换来了朱元璋对他子孙范从文的优待。

中国古代有很多俗语也反映了这种“家族的力量”，比如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虎父无犬子”等等。

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不曾中断过，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让夏商周时期的“祖宗崇拜”延续了下来。

中国人尊重自己的祖先，愿意了解祖先的事迹，喜欢“认祖归宗”——编写家谱，等等。

同时，中国人也注重家族的传承。比如传承家学、制定家训、树立家风等等。

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人物都跟朱元璋一样，都认可“家族的力量”。比如刘邦，虽然说刘邦同样是“草根”皇帝，而且刘邦讨厌读书人，做皇帝以前喜欢不务正业，给人一种“混不吝”的感觉，但刘邦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认可中国文化里的家族传承。

刘邦做了皇帝以后，有一次经过战国时期赵国的故地，想起当年燕国名将乐毅客死赵国，便立刻向当地人询问乐毅的后代，找到之后，封给乐毅的后代乐叔一块封地，赐号华成君。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也曾差点成为朱熹的后裔。

这是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有人建议朱元璋“修改身份证”，把自己改成南宋大儒朱熹的后裔，这样有利于标榜大明王朝的文治。

但朱元璋最后还是否决了这个建议。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家族的力量”多么强大。

洪武初年，朱元璋特赦范仲淹的后代范从文，这在滚滚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一件大事。

但是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东西：了解北宋名臣范仲淹的道德风骨与家族传承；了解朱元璋治下的大明王朝的“反腐”与法制；了解传统中国的文化密码——祖宗崇拜。

可以说是以小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