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10分钟，杭州做得怎么样

本文转自：浙江日报

“消失的课间”冲上热搜，一则来自杭州市教育局的答复引发关注

课间10分钟，杭州做得怎么样

本报记者 张彧 张梦月 李睿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快步走出教室,到操场上参加自己喜爱的课间活动。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这段文字来自浙教版小学三年级的一篇课文《课间十分钟》。

但沸腾的课间，似乎只停留在了课文之中。近日，话题“中小学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快没了”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了全国性的共鸣和担忧。教育部也明确表态，将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由，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

几乎与此同时，杭州市政府网站公布的一则《杭州市教育局关于市十二届政协二次会议第146号建议的答复》，也引发关注。其中提到，“100%落实每天不少于30分钟的大课间活动，确保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记者了解到，这份答复实际发自于2023年5月。

给孩子喘口气的“中场休息”，是否真的成了课间“圈养”？半年前杭州承诺的“课间10分钟”落实得如何？日前记者走访了杭州多所学校及相关教育部门，寻找答案。

归还“课间10分钟”，究竟难在哪儿

这其实是一场从未停歇过的争论。

早在2015年，部分权威媒体就做过学校课间活动变“圈养”现象的相关报道，大量媒体和网友随之跟进，呼吁把课间还给孩子，让孩子们“透口气”。

然而多年过去，这依旧是困扰学生、家长、教师及学校的一道难题。某种程度而言，此次关于“课间10分钟”的争议引起广泛关注，更像是对学生在校教育维度的探讨和反思，更多人关注的是，学校的体育教育是否存在长期缺位的情况。

今年2月杭州市两会期间，杭州市政协委员、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邹峻在提案《关于中小学更好开展体育教育教学相关建议》中就表达了类似的忧思。

“校园体育教育越来越堪忧。”邹峻对去年陪儿子参加的一次亲子活动印象深刻，“乒乓球桌前，大人们都能上去挥几下，小孩们却不太行。”

他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每每回家必是大汗淋漓，反观读初中的儿子，“很少见”。“我还看到数据显示，现在的高中生做引体向上，平均每个人只能做2.5个。”作为一名热衷长跑10多年的马拉松爱好者，邹峻觉得惊讶，当年他和同学们做20至30个都没有问题，“孩子能否‘禁得起摔打’在校园教育中十分重要。”

在邹峻的视角中，有不少学校因担心学生在运动中受伤而承担责任，从而不敢开展体育运动，“就算开展，也存在‘唯成绩论’、考前突击等情况，极其不利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相关数据似乎也从侧面印证着邹峻的说法。2021年，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针对1590名小学生和1703名初中生的调查中，对于“课间休息总是可以到教室外游戏和玩耍”的问题，认为“比较符合”的学生占比仅为68.87%和50.61%。

“要给学生松绑，首先要给学校松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师点出问题关键所在，“这些道理学校都懂，甚至比多数人更懂，但学校也很无奈，当学生在课间活动中因打闹发生纠纷乃至出现安全事故时，可能会惹出打不尽的官司。而在相关案例判决中，往往把家长和学生当成弱势方、学校当成强势方，把风险责任无限转移到学校身上。”

因此，在“既要安全，又要成绩，还要快乐”的普遍期待之下，学校只能退守“安全底线”，作出“但求无过”的选择。

那么，做出承诺的杭州做得如何呢？

“我们首先要明确，‘禁足’与‘不允许在走廊里打闹’是两个概念。”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蒋锋说，杭州这半年来的努力和督导，就是鼓励学校放下包袱，转变理念，“校园应当针对学生部分风险性行为予以阻止与限制，但不能一味退守安全底线，一刀切地限制学生课间活动。”

“接到政协相关提案后，我们将课间活动时间纳入常规督巡之中，并计入学校考核，进一步督促学校充分开展课间活动。”蒋锋说，从幼儿园到高中，目前杭州2000多所学校，都已全面保证了“课间10分钟”，并且积极培育“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校园体育模式。

“目前，杭州中小学校内每天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基本可以保证。”杭州市副校级督学洪涛告诉记者，这半年来，他走进了杭城不少学校进行“突击检查”，“一些体育师资优渥的学校，甚至实现了每天一节体育课。”

“螺蛳壳”与表情贴的背后

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破题的阵痛。

午后的阳光，照射在杭州市长寿桥小学（凤起校区）仅仅3000平方米的小操场上。正在上体育课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跳绳、踢毽子、练投篮……场地虽不大，孩子们却玩得不亦乐乎。

这座藏在杭州市中心的学校，占地面积不大。放眼望去，主要的运动场地就是小操场和沿着教学楼建起的三条塑胶跑道。

“我们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杭州市长寿桥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校长金颖苦笑着拿出一组矛盾感很强的数据：如此狭窄的校区内，容纳了22个班、千余名学生。

虽然场地不大，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金颖仍然坚持不能因噎废食，“对课间活动‘严防死守’是不可取的。学校是学生的，他们才是学校的主人，也有权安排自己的‘课间10分钟’。”

在这片小小的场地上，每个月都会进行一场阳光体育小竞赛。小竞赛以班级为单位，要求每位学生都参加。“比如这个月的竞赛项目是三跳，日常的课间10分钟孩子们就会自发练习。” 杭州长寿桥教育集团副校长张冰认为，这既丰富了“课间10分钟”的形式，锻炼了孩子们的身体，也培养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比赛项目则是因地制宜，拔河、传球接力、来回接力跑、跳绳等对场地要求不高的项目都在备选之列，“这些项目不少来自学生自己的建议。”

实际上，给孩子们极大的自由度去丰富“课间10分钟”，对金颖而言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背后的压力不小。“校区学生多，活动场地有限，课间难免会有磕碰情况。”金颖坦言。

除了“螺蛳壳”里的尴尬，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影响“课间10分钟”的原因还有很多，教师拖堂就是其中之一。在去年每月一次的督导中，洪涛发现个别老师存在拖堂或是要求学生在课间订正作业等情况。“我们都形成了督学报告，及时反馈给了学校与老师。”

小学六年级学生钟知非（化名）的吐槽，很有代表性：“拖堂2分钟、提前上课2分钟，下了课上个厕所都要排队，哪还有空去玩？”

对于这种做法，老师们也有看似不得已的苦衷。一位一线教师吐露心声：“学生违纪，学校监察部门会扣班主任的量化分数，有损绩效评比等级。对于一线教师而言，占用部分课间时间既能让学生降低安全风险，又能巩固知识点。所以即使不提倡，但偶尔还是有老师会这么做。”

“我们不否认这样的现象可能个别存在，但问题在于，拖堂占用课间休息时间，一身疲态去上下一节课的学生，就真能提高学习效率吗？” 杭州育才登云小学副校长许霜霜反问，“我们第一件动刀的事，就是规范课堂时间，将老师不拖堂这件事彻底执行到底。”

在育才登云小学的教室门口，记者见到了一张“每日课堂表情包”。每节课后，孩子们都可以给老师贴上“笑脸”或“哭脸”，作为课堂评价。这个学期，往日深受孩子喜爱的王梅老师就收到了第一个哭脸，“当时有孩子提出的问题讲到一半，就想趁热打铁一口气讲完。”

王梅回想收到“哭脸”时的心情：“说不委屈，肯定是假的。但后来想明白，这个哭脸代表的是孩子伤心了。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经过40分钟集中注意力的学习，他们也很想出去放松一下。”

和“课堂表情包”制度共同开展的，还有写进课堂教学规章的“确保有10分钟左右独立作业时间”。“这可以提醒老师，课堂作业必须要在课堂时间内完成，在授课之余要留出时间，而不是一讲到底，到课间休息了都停不下来。”

“用好10分钟，要先上好40分钟。”蒋锋说，这是一堂不断自我提升的必修课。

“10分钟”自定义

孩子喜欢的才是好的

课间时间得到了保证，下一个问题是：怎么让学生走出教室？

“课间10分钟动起来，并不是简单地把孩子请出教室这么简单，要让他们感兴趣才行。”许霜霜说，跳房子、丢沙包这些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游戏，对于许多习惯了与虚拟世界共成长的孩子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一些学业吃紧的初高中学生并不买账，“还不如多做点作业，回家轻松点呢。”

如何把可行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不少学校选择了将主动权交给孩子——

杭州育才登云小学在每一个楼层都精心打造了“学科博物馆”，每个月一个主题内容，都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长江实验小学的课间则上演了一场场“空中秀”，参加无人机课的学生们自发操纵着无人机，把天空当成画布；以“新劳动教育”闻名的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则把校园里的稻田农场开放给孩子，让他们在农场里“照顾”自己的小羊和小猪……

“来自学生的活动，才有真正的生命力。这些都不是功利教育观所能驱动的，而是一种自发的人文教育。”杭州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认为，“课间10分钟”不应该是设计出来的，“让孩子自己来决定‘课间10分钟’，这是一种更具温度的友好。”

事实上，“友好”不止体现在“课间10分钟”。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全国首部针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大事项决定中提到，要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学校等各类开放共享的儿童友好公共空间建设。

2022年6月以来，杭州在全省首创儿童友好学校的品牌，以浙江省现代化学校为基础，从制度、服务、权利、空间、环境等五大方面打造友好学校结构体系。

从“课间10分钟”到儿童友好学校，我们能看到什么？

在杭州天杭教育集团，孩子们为“鸟精灵”科学体验馆出谋划策，争先恐后地比赛眼力，细数鸟儿标本的数量，讨论鸟儿羽毛的颜色，研读场馆墙壁上的鸟类知识；在儿童友好展厅举办的学生绘画个展，承载着天马行空的想象。“每个孩子都应该被看见，都渴望被认可，这场个展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杭州天杭教育集团副校长黄晓君认为，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在课余时间感受到自己的“被需要”。

走进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同学们就像进入了一个真实版的“模拟人生”游戏空间，可以体验不同的社会职业。这是学校从2023年3月开始打造的“学校即社会”校园活动场景，通过不断探索，形成了基于职业体验的校园生活应用型空间，目前已有15家“公司”，200多个学生岗位。“生活应用型空间正在撬动学习变革，并逐步实现了从‘批量生产’模式走向‘个性发展’模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自身发展所需的量身定制的学习服务。”校长赵骎说。

在空间和环境打造上，安全、舒适、宜学、智慧是其中的关键词。比如，西湖区教育局为全区78所中小学的95间舞蹈教室安装地暖；余杭区教育局鼓励辖区学校与社区组织等合作开展“10分钟儿童关护圈”……

“儿童友好学校是学校教育观和儿童观的科学体现，它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和标准，也是杭州对学生参与权和表达权的最大尊重。”作为标准的制定者之一，蒋锋说，目前，杭州已评选出两批共70所杭州市儿童友好学校，覆盖了全市13个区、县（市），“到2025年，目标建成杭州市儿童友好学校100所。”

在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金卫国看来，儿童友好学校建立在浙江省现代化学校的基础上，既是提升‘课间10分钟’幸福感的杭州成果，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教育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牵涉到千家万户，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大背景下，杭州市教育局发展儿童友好学校，是抓住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这些创造的空间和带动的制度管理，如果真正落实了，会带动一代人的教育观念，从而极大地提升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金卫国说，“儿童教育场景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一座城市的核心吸引力。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将为杭州这座千万人口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助力，让更多人才和企业能够安心地在杭州扎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