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推土机、文物贩子赛跑，是什么让他一生都在不停地奔跑

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罗哲文说要“用平常心做伟大的事”——他主持新中国第一次长城修复，他是我国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体系的推动者。

罗哲文之子罗杨说，父亲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奔跑，与时间赛跑，与时代赛跑，与推土机赛跑，与文物贩子赛跑。直到去世前两年，罗哲文依然背着相机东奔西走、爬上爬下，精力和兴趣不让年轻人。

文丨崔赫翾 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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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往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长沙、昆明。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营造学社再次踏上旅途。这年冬天，几尊神像从四川李庄的寺庙中被抬了出去，就再也没有被抬回来。在抗战的隆隆炮火中，这里迎来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入驻。

2011年4月，罗哲文在北京。图｜IC photo

李庄距罗哲文的故乡只有15里之遥。这一年，16岁的罗哲文在《金岷日报》上看到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招考一名练习生的简章，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考，并成为众多考生中唯一被录取的学员。

后来，罗哲文回忆道：“如当年营造学社不是迁到我的家乡四川宜宾，而是迁到了别处，也许我这一辈子就会与建筑学失之交臂，这是偶然；而我从小喜欢工艺和绘画，在同时考取几所高校时，我自主选择了有兴趣，又有工资的营造学社，这又是必然。”

进入营造学社，罗哲文先是为刘敦桢抄写整理《西南古建筑勘察》的文章，并绘制一些插图。半年后，梁思成见他在绘图方面有培养前途，便把他收作弟子，帮助自己绘图和整理资料。从绘图仪器的使用，到削铅笔等细节，梁思成都一丝不苟地耐心教授，并使罗哲文懂得了严谨治学的重要性。师母林徽因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他补习英文。

空闲时间，梁思成经常和罗哲文谈起线条的艺术性问题：“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组成的，但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特别是建筑图纸，比工程机械图纸要求的艺术性更高。不仅是花纹图样、装饰艺术的图纸有艺术性，就是结构图纸也有艺术性。比如斗拱、屋檐的层次、断面和轮廓，都要用粗细不同的线条来表示，线条的交结也不能生硬死板，要恰到好处。”梁思成的教诲深深刻在罗哲文的心中，深远地影响着他贯穿一生的古建保护生涯。

战争使中国营造学社的田野勘察和测绘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但学社同仁仍然在炮火中坚守职责——这一时期，刘敦桢的西南古建筑勘察补充了四川的不少项目；梁思成对雅安等地的汉阙也进行了勘察测绘；莫宗江对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进行了勘察和测绘；陈明达对彭山、乐山崖墓进行了勘察测绘。

彼时不过20岁的罗哲文经常跟着老师们去各处测量古建筑，背设备、架云梯、拉测量尺，回来再帮老师绘图，整理测量数据和资料等。梁思成曾经夸奖他说：“罗哲文给我写、测绘，增加了我手的功能。”

1944年夏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阶段。这一年，梁思成带罗哲文一起去了重庆，这是青年罗哲文第一次重庆之行。

他们在重庆工作了一个多月，罗哲文按老师的要求，把一些事先用铅笔标出符号的草图绘成正规地图。那些铅笔标出的符号，即是日本占领区的古城、古镇、古建筑、古文物所在位置，他记得其中还绘制了一张日本京都、奈良的地图，上面的古迹也都做了标记。由于是军事机密，罗哲文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日本地图上标注文物地址，画出免于轰炸的标志，也没有多问。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地图是在美军接受了梁思成提出的在战争中保护文物古迹的建议后才绘制的。

罗哲文始终记得梁思成的嘱咐：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

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那几年，罗哲文过得充实而快乐。白天工作，晚上就与老师同僚们一起散步——“走在最前面的王世襄是个胖子，个头也高一些，背着个书筐，中间的莫宗江拉着金岳霖教授的一条狗，再后面就是年纪和个头都要小一些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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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守望者

不久，罗哲文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工作。

1948年秋，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的林徽因语重心长地对罗哲文说：“过去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距长城很远，但总认为随时都可以去，殊不知一隔就是十多年。长城是古建筑中很重要的一项，不能不去调查测绘一下，工作量很大，你年轻，先去打头阵，探一下路。”

罗哲文成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东北沦陷、抗战烽火燃烧的时期。“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抗日救亡的歌声，经常激发起年少时期的罗哲文对长城这一雄伟坚强形象的向往。

北京八达岭长城。图｜图虫创意

听从了林徽因的教导，一个秋日，罗哲文带上相机，搭车到南口，徒步登上八达岭长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长城。彼时的八达岭长城只有断壁残垣，方砖四处散落，周围荒草丛生、落叶满地。但他依旧被长城雄伟的气势深深打动了，并开启了与长城一生的缘分。

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修复八达岭长城，对外接待中外游人”的倡议。

1953年，国家从紧张的财力中拨出专款，开始对长城进行较大规模的修复。年仅28岁的罗哲文担起重任，负责长城维修工程。

在筹划行动方案时，罗哲文发现，长城虽分布范围很广，但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保存完整的段落已不多。因此他建议，先选择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三个重点段进行勘察和维修。

为了考察关沟中的情况，罗哲文不得不在三堡的一间小屋中和衣过夜，夜风吹来，简直与露宿毫无差别。他还多次经历石头松动、脚踩空、手抓的树木折断等突发险情。

三个月的时间，罗哲文对山海关、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进行了详实而有效的勘察，并在阅读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份长城的维修规划。病榻上的梁思成抱病看完罗哲文的维修规划，在图上批了“整旧如旧”的意见。依据“整旧如旧”的标准，罗哲文提出修复长城的办法：广泛搜集坍塌下来的城砖。用原有材料修复，以保持长城的本来面貌。

一块块城砖隐藏在沙土、山沟、树丛、淤泥，甚至是老乡的家里，搜集旧砖的工程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精力。比如金山岭长城是单面墙，罗哲文用山羊把砖驮上去，一只山羊一次只能驮两块砖。

“整旧如旧”的理念一直贯穿在长城修复的始终。

罗哲文曾作为山海关古城修复评审组的负责人来到山海关。他十分痛心地发现：由于天灾人祸的影响，山海关最精华的“天下第一关”箭楼的墙体已经摇摇欲坠，南北几座配楼也已倒塌；形成“五虎镇东”格局的靖边、临闾、牧营楼没有了踪影。

当时，在山海关长城的修复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历史古迹不能动。动了就不真了，要求保持原状，不要再人为修理；另一种认为单纯的“保”是没有意义的，在不破坏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只有将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古代建筑存在的价值。

罗哲文站在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的高度，同意第二种观点。他明确表示：“现在，‘天下第一关’必须要修复，因为光靠保，根本就保存不了。目前的残状是城不见城，关不见关，垛也找不见了，根本就没有关城的气势。这样下去，后人无法洞悉长城的历史与风貌。”

罗哲文的观点最后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认可。随着山海关长城经过“修旧如旧”，成功修复，罗哲文在长城保护和维修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也逐渐被认可。

罗哲文后来回忆早年修复长城的往事：“从1952年开始修，1953年国庆就开放了。当时，国家正百废待兴，财政困难重重，却专门拨了十亿左右人民币（折合现在十万元）。我记着骑着毛驴来到八达岭时，这里是一片荒野，周围有几间破房子，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一想到我们要修复的长城是代表中国的历史文物，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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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城学开宗明义

1953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

1954年，罗哲文陪一位外国首相参观长城。首相提出了许多问题，譬如万里长城的长度是不是外国人过去都介绍的2500公里？长城是不是秦始皇修建的？是用什么材料？

彼时的罗哲文虽然知道一些，但总感觉心里不踏实，他意识到，对长城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迫在眉睫。

在此后的人生岁月里，罗哲文奔走在长城上下，深入考察研究，行程数万里，把历史文献和现状考察相结合，对长城的起点、长度、分布及沿线风俗、民族关系等进行深入的研究。1957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长城专著——《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后来又率先提出长城学的概念，并从科学性质和社会功能两方面，对长城的兴建和止建、修筑及功用等进行深入研究。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罗哲文对长城的认知也不断加深。

汉长城较之秦长城更有所发展，并筑了外长城，它们的长度达到两万里，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修缮了秦时所筑长城，从长安至长城沿线，设置许多烽火台传递军情，加强防务，有力抗击了匈奴的袭扰。这段时间，长城的确是有防御扰掠的作用。

但除此之外，长城还有保护通信和商旅往来的重要功用。秦始皇时，沿长城12郡有大道相通，传递文书，商旅往来络绎不绝。长城和烽燧正是保证这些交通大道畅通的重要条件。汉代又打通了西域的交通大道，使节、商旅往来，都是走这条大道。

而汉武帝在收复被匈奴侵占的土地之后，匈奴对汉王朝已经构不成威胁。因此，罗哲文认为，此时修建长城的目的已不是为了防御匈奴入侵。

为发展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保护通往西方的交通干道，汉武帝开始修筑敦煌、楼兰以西的列城、烽燧，用以保护被称作“丝绸之路”的中西交通大道。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来往于东、西方的商队可以在烽燧中休息，补给淡水和食品，更换骆驼或马匹，两座烽隧间的距离正好相当于当时一天的路程。长城堪称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的见证。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135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到八达岭长城，长城见证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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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遗产走向世界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直到改革开放后，一批专家学者走出国门，才对此有了初步了解。

1984年，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到美国访问，第一次获知《公约》，外国同行还说，中国历史悠久，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1985年3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罗哲文、侯仁之和生态学家阳含熙、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4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递交了《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

为什么要申遗？

一方面，通过申遗可以展现缔约国悠久辉煌的历史，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力和自豪感，并展现申报国家的文化丰富性和多彩性，把精华的东西重新思考、整理、发掘出来，然后通过一种方式让它延续，继续为人们提供价值。

另一方面，还可以展现申报国家的文明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对整体人类文明的贡献。

当年11月，提案获批准。1986年，中国着手进行第一批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第一次申报没有经验、没有范本，罗哲文直接参与到申报文本的工作中。

当时国内连A4纸都没有，申报文本是印刷厂一张一张裁出来的，由于时间太紧，照片都来不及印到纸上，只好用透明胶贴在上面，至少贴了150张。

文本送到巴黎之后，对方的反馈是，文本中缺少了很重要的一块“管理计划”，罗哲文又赶紧带着申报小组研究出12条对泰山的管理计划项目。由于时间限制，文本已经来不及邮寄到法国，最后是通过外交部的关系，请求当时一个赴法的信使把完整的报告交到了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这个项目最后被教科文组织评为该批项目第三世界国家的遗产申报中最出色的一个。

1987年，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与秦兵马俑、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泰山6个申报项目通过了评审确认。此后，几乎每一次申报项目，罗哲文都要参加考察、评选以及后续的保护和整治工作等。

同年，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泰山、长城、明清皇家宫殿、莫高窟、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6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文化线路”保护之后，罗哲文积极推动运河申遗。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提出将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一起申报世界遗产，但长城通过了，运河却没人理睬。

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文物是固定的，而运河是流动的，而且大运河一些河段已经干涸、部分河段污染较重、一些河道已经改变，因此不适合申报世界遗产；还有一个顾虑是，大运河的主体是隋炀帝主持修建的，修建的初始目的也是供皇帝骄奢淫逸之用，如若申遗，可能会产生意识上的负面影响。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京杭大运河的申遗事宜就被搁置了。

2005年12月15日，时年89岁的古文物学家郑孝燮、82岁的罗哲文和61岁的朱炳仁写下《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并寄给了运河沿岸18座城市的市长。

信中这样写道：“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申遗’，京杭大运河完全可形成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带；在保护和弘扬了中华千年文化的同时，还能够使京杭大运河沿岸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这封公开信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掀起了人们关注运河保护的热潮。

2013年9月27日，航拍杭州富义仓运河，杭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图｜IC photo

2010年，曾有人问罗哲文，运河何时能申遗成功，他沉思了片刻后说“预计五年之内”，“大运河申遗的可能性很大，大家要有信心，当然还要继续努力”。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最终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大运河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大运河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0多年中，中国从一个不熟悉世界遗产保护规则，需要其他国家在遗产保护方面给予援助的国家，发展成为能够熟练运用世界遗产相关规则，并将世界遗产保护的方法和经验用于国内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积极参加国际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的相关事务，在相关的国际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向其他国家提供遗产保护援助的世界遗产大国，罗哲文功不可没。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评价道，“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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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保护，“古为今用”

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审批公布了首批21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给了罗哲文很大启发。城市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步入“文明”历史的标志，一部人类发展史中城市占了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城市也是文化遗产最为集中、最为重要之地，把它们保护好至关重要。

1981年底，罗哲文参加起草由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管理总局共同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个请示，同时批准公布了北京等24个城市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开启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新篇章。

当下全中国的国家级的文化名城，每一座罗哲文都亲自考察过。他在实践中发现，保护古建筑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像洛阳、西安这样的古都，倘若单独保护一个古迹，很难奏效。于是，他和一些专家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建议，作为政协提案。

在继承梁思成关于北京城整体建设规划思想的同时，罗哲文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涵与理论。他渐进式提出名城保护“三个阶段论”、中国特色的名城保护体系、历史文化名城“四有”（有形、有神、有声、有韵）等理论，形成名城发展观精准的价值定位。

关于保护与发展，罗哲文历来强调：名城的保护和利用是发展名城经济建筑不可缺一的两条生命线。“保”是为了更科学合理地发挥名城历史文化底蕴的作用。如果古城的风貌、城市的自然环境、城市的建筑风格（包括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形式等）都被破坏了，古建筑也没有了，谈何利用？我们对古城保护的目的就是“古为今用”。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问题上，罗哲文主张降低门槛，增加数量，因为“多保护一个总比不保护好”。他的务实态度曾让《罗哲文传》作者张海燕印象深刻，“他提倡应该在现有条件下尽一切可能做事，把能够保护的先保护起来。他也直接表示过有个别地方并没有必要保护，这就很得罪人。”张海燕解释说，“他的态度非常务实，像他的为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