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申君在楚国树大根深，竟然一夜之间就被连根铲除是为什么？

在楚考烈王病危，楚国即将发生权力交接的当口，朱英去找春申君进言，说了一堆“无望之福”、“无望之祸”、“无望之人”的怪话。一连串的福、祸、人都是不期而至的，特别显得世事无常，人心难测。但是，从各个角度来看，局面明明对春申君有利，原先存在的隐患会自然消弭于无形，那么，朱英又何必危言耸听呢？

春申君果然无法理解，请朱英挨个做一下名词解释，先说说看什么是“无望之福”。

朱英答道：“您担任楚国总理20多年，名义上是总理，其实跟国王一样。楚王现在发了病，迟早要死，等到楚王死了，您来辅佐幼主，全方位主管国家大政，这不就是无望之福吗？”

春申君再问：“那么什么是无望之祸呢？”

朱英答道：“李园并不掌握国家权柄，却能跟您平起平坐；不执掌兵权，却蓄养死士。等到楚王一死，李园一定会抢先入宫夺权，杀您灭口，这不就是无望之祸吗？”

朱英原话说“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仇”的意思不是仇人，而是对等的人。古汉语里的“仇”和“敌”经常都是这个意思。在《战国策》版本里，朱英说李园是“君之舅”，是说李园是春申君的大舅哥。也就是说，李园和春申君并没有结仇，大舅哥和妹夫一直和睦相处，也难怪春申君对李园毫无提防。

春申君再问：“那什么是无望之人呢？”

朱英答道：“您安排我去做楚王的宫廷侍卫，等到楚王一死，李园一定会抢先入宫，那时候我替您杀掉李园，我自己就是那个无望之人。”

朱英都这么自告奋勇了，春申君却相当不以为然：“您多虑了。李园是个柔弱的人，我待他又不坏，哪至于你杀我，我杀你呢？”

春申君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凭功劳上位的人往往会轻视那些凭关系上位的人，不觉得搞关系也要凭本事。至于朱英，见春申君听不进良言相劝，生怕祸患殃及自身，很明智地离开了楚国。

很难判断朱英和春申君的这番对话有几分真，几分假，是囊括了全部重点还是仅仅撷取了一个片段，但如果这就是全部内容的话，显然不怪春申君冥顽不化，而要怪朱英没能把利害关系剖析清楚。即便是可以旁观者清的我们，假如不采取上帝视角，不知道春申君的结局的话，同样很难相信朱英的话，甚至会怀疑他在挑拨离间。

李园和春申君，再加上那一对母子，4个人明明是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而且在这个共同体当中，春申君对李园的依赖远小于李园对春申君的依赖。一旦楚考烈王过世，太子继位，只有春申君才有实力帮助孤儿寡母共度时艰，让李园得享荣华富贵，而如果没有了春申君，以李园在楚国约等于零的政治资历，能怎么镇住场面呢？

从《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来看，李园的妹妹至少给楚考烈王生了两个儿子，太子悍是春申君的骨肉，弟弟犹，这总该是楚考烈王亲生的吧。犹还有一个名叫负刍的庶兄，也就是楚考烈王和其他嫔妃生的孩子，比负刍年长，但无法确定他和悍到底谁大谁小。

这样一看，楚考烈王并不是真的存在生理缺陷，太子也并非没有竞争对手，也就更难理解，李园为什么非要除掉春申君这个再可靠不过的政治盟友兼亲妹夫了。也许关于重要阴谋，史料难免存在缺环吧。

无论如何，事情确实朝着朱英预料的方向发展下去了。仅仅17天之后，楚考烈王就驾崩了，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安排死士在棘门埋伏。所谓棘门，是王宫的一座宫门，春申君入宫的必经之路。今天依据考古发现复原的寿春古城，棘门被定为内城南门，也是内城的正门。等到春申君赶来之后，死士们左右夹击，轻松得手，然后把春申君的头颅抛在棘门之外。

这还只是李园阴谋的第一步，接下来，李园以官方名义出手，把春申君灭了门。

然后太子继位，是为楚幽王。

实在想不到，以春申君在楚国的树大根深，竟然能被李园一夕之间连根铲除。

在《史记·春申君列传》的结尾，司马迁抒发了两句感慨，说自己曾经亲临楚地，目睹春申君故城，宫室巍峨壮丽，遥想当年春申君说服秦昭襄王，又力保太子归国，明明是个智识过人的杰出人物，哪想到后来竟然受制于李园，真是老糊涂了。老话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没听朱英的劝，正应了这句话啊。

后人咏叹这段历史，以唐朝诗人张祜的一首绝句最为尖锐：

“薄俗何心议感恩，谄容卑迹赖君门。春申还道三千客，寂寞无人杀李园。”

春申君养了三千门客，给尽了他们荣华富贵，结局竟然是树倒糊孙散，连一个为主君报仇的门客都没有。

对照“三家分晋”时代，豫让毁容吞炭，抛家舍业，一心刺杀赵无恤，报答主君智瑶的知遇之恩——不说那么远了，哪怕对照一下同时代的信陵君，侯赢老人家“向风刎颈送公子”，马上就能把春申君的三千门客衬托得灰头土脸。

随着春申君的遇刺，风华绝代的“战国四公子”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每一位都以自己的人生起落给后世留下了教训。提到孟尝君田文，我们会想到鸡鸣狗盗、狡兔三窟；提到平原君赵胜，我们会想到不识大体、利令智昏；提到信陵君魏无忌，我们会想到窃符救赵、不耻下交；提到春申君黄歇，我们会想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资治通鉴》讲到这里，司马光引用汉朝学者扬雄的《扬子法言》，做了一段简短的总结，内容是问答体。有人提问：“‘战国四公子’对国家有益处吗？”回答是：“只是国君处理不好政务，奸臣窃取了国家权柄而已，哪有什么益处呢？”

显然，扬雄对“四公子”相当不以为然，司马光偏爱扬雄，借扬雄的话阐明自己的立场。但我们既然看过“四公子”那么多脍炙人口、可歌可泣的事迹，自然很难接受这种评价。回顾汉朝，在扬雄之前，贾谊的名文《过秦论》里对“四公子”充满盛誉，说他们“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怎么到了扬雄和司马光那里，一切都反过来了？

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贾谊生活在西汉初年，关心的是如何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难免对反秦阵营赞美过度。而扬雄生活在西汉末年，宦官和外戚轮番当权，皇帝沦为摆设，马上就该王莽篡位，建立新朝了，所以在扬雄眼里，“四公子”不论人品好坏，客观上都在左右朝政，削弱君权。

到了司马光的时代，前边讲过，宋朝很有迷惑性，看上去充满宽容精神，但在制度建设上，其实把中央集权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那么从“资治”意义来看，“四公子”也就必须被当成反面教材了，无论他们是不是“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

等到朱熹编修《通鉴纲目》，褒贬立场更加鲜明，在“纲”的部分只有4个字：“盗杀黄歇。”不但贬李园为“盗”，对春申君更是既不提封号，也不提官职，而是直呼其名。前边讲过，“盗杀”是个很特别的措辞，就这么被朱熹学过来了。

就在春申君遇刺的同年，吕不韦也面临着一场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