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德治思想看君臣及治国之道

徐复观曾言：“德治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性的信赖。”诚然，孟子的仁政德治主张亦是以性善论为根本依据。生活在民本思想勃兴的春秋时期，孔子本着人本主义精神，提出“仁”的学说，并且主张“爱人”“爱众”，强调人的主体意识。

但是在礼坏乐崩、政局动荡的时期，孔子的主要关注点是恢复周代礼乐制度和文化，因此没有对人之为人的人性观展开深入剖析，甚少谈及“性”，关于人性的观点论述仅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条。人性观念在政局更为动荡的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性善论：孟子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石

孟子在继承孔子仁爱思想的同时，从心性论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以心善而言性善”的人性观，赋予君主“仁心”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使道德心性化，并且提出仁政和民本思想，并将其推演至政治领域，进一步使政治道德化。

可以说，性善论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石，因为为政者实行仁政根源于“仁心”，而人人皆具有的仁心和仁德，则是孟子性善论的主题。孟子首先通过与告子的“人禽之辨”，将人与牲畜的本质差异区分开来，从而肯定了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

在孟子看来，人和动物的存在的根本差别是人具备道德属性，拥有仁德之心，而禽兽并不具备这一社会属性，人们普遍认为，“从根本上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劳动，动物为了生存去适应环境，人为了生存去创造环境”。

实则，劳动只会让人类拥有多于禽兽的物质上的富足，这只是数量上的差异，并没有从最本质的方面进行区分。孟子认为，仁爱之心才是两者最根本的差别。

如若具备仁德，便可以称之为人类，假如失去仁心仁德，则与禽兽无异。因此，孟子强调人之为人，贵在具备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创造性，贵在拥有仁心仁德。孟子的性善论将固有的心善、仁德作为主要依据。

在孟子看来，“仁是统摄人的一切行为活动、思想情感的价值指向，是人人内在心所自然具有的‘不忍人之心’”，“仁”是为政者主体的内在的善心，是道德本体；义是为政者主体所肩负的“以民为本，王者天下”的历史使命和大丈夫担当。

所以身为为政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做好自己，好好修为，坚守仁义礼智等美好道德品质，保存善心，扩充仁德，修身养性，将仁德道义发挥到极致，身正为范，以正导正。

因此，较之孔子，孟子更为关注人的主体发展，更加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其性善论是通过“人禽之辨”，确立人首先具备仁德的资质，并以固有的四心四端为依据，从心出发，论述仁德。

从“不忍人之心”中的“善心”，看到了为政者“不忍人之政”的可能，从道德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从而确立了为政者秉持仁心，实行仁政的政治哲学。

二、秉持仁心，施行仁政：孟子德治思想的主体意识之体现

如果说孔子的“为政以德”观是对为政者内在道德自觉的强调，孟子的“仁心仁政”观则在此基础上，要求为政者将道德自觉贯彻落实于“仁政”。

孟子在性善论中找到了为政者实行仁政依据的“善心”，认为为政者只有拥有自觉的仁德意识，真心为之，积极“推恩”，才能够成为仁君，称王于天下。

在孟子这里，实行仁政的前提在于为政者的主观意愿，在于为与不为。较之于孔子对为政者道德品质的关注，孟子进一步强调为政者主体道德意志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孟子个体意识充分发展的一种反映。

在孟子看来，挟着泰山跨越北海确实是一件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为年长者折取树枝，却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事情，为政者治理国家亦是如此，其自身的主观意愿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为政者只要真心想治理好国家，是完全可以治理好的，这不是能力强弱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为政者是不是发自内心想去做的问题，简言之，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依靠于为政者自身的态度和意愿。因此，孟子认为，在施行仁政的过程中，为政者的主体道德自觉意识极其关键。

孟子认为，君主怀有仁爱之心，推恩于他人，并不足以治国理政，若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还需把仁爱之心扩充为“不忍人之政”，即“仁政”。

仁心与仁政两者兼具，方可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进而平治天下。较之于孔子对为政者道德修养的强调，孟子旗帜鲜明地将道德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无疑是孟子个体意识高度发展的结果。

孟子认为君主如何对待臣，臣就会如何待君，君先做到尊重臣、敬重臣，臣自然尽心辅佐君主；反之，君若使臣子如“犬马”“土芥”，臣子自然视君如“国人”“寇雠”。

孟子完全摒弃了之前绝对的愚忠观、单向的臣对君绝对服从的观念，提出了旗帜鲜明的独到见解，即“投桃报李”的双向观，认为君主只有尽了君道，赋予臣以尊贵的人格尊严，臣才会尽臣道，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以辅佐君主治国安邦。

这种以独立人格和尊严为基础的君臣观，有利于缓和君臣矛盾，在朝廷上形成和谐相处的氛围，从而促使政局更加稳固。

孟子认为君臣之间也可以发展为师友型，他列举商汤和齐桓公之例就充分表达了这一观点：商汤、齐桓公分别拜伊尹、管仲为师，从而获得了伊尹、管仲的鼎力相助，称王于天下。他还通过子思之言，再次阐释“士为王者师”的思想。

在子思看来，为政者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秉承向贤臣学习的态度与其交往，不仅要自觉做到礼贤下士，尊贤使能，而且还应给予群臣人格上的尊严和平等，虚心以臣为师，谦恭求教，积极接受纳谏。君臣和谐相处，是政治清明之基，国家稳固之策。

孟子赋予士人以独立的人格尊严，对权贵的藐视和对士人主体价值的肯定，这种对士人地位的高度自信较之孔子的忠君观，更为深刻地体现了独立的个体意识。

三、民贵君轻，以德服人：孟子德治思想的主体意识之实践

在君主秉持仁心，实行仁政的过程中，孟子进一步强调了君主的施政原则和基本路径，孟子认为如若君主能够不以个人利益得失为前提，始终秉持将民众放于首位的原则，坚守“民贵君轻，以德服人”的德治路径，爱民、富民、教民。

这种善心和善行往往可以达到让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的功效，这便是君主道德力量的强大魅力。民众主体地位的拔高程度，“以德服人”的民本观念，蕴含了孟子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极大程度上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孟子的主体意识的高度发展。

孟子认为，君主要有仁爱之心，做到敬民、爱民和守民，将民众置于首位才是正确的为君之道，治国之基。同时孟子意识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认为如若国君残暴无道，民众亦可以根据民心所向，“变置”国主，改朝换代。

孟子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把民众置于土地和政事之间，显然是将民众作为维系两者的纽带，把土地和政事视为民众生活的载体，可见民众在孟子心中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孟子认为，君主在治国理政中，应该秉承以民为主的原则，实行仁政，爱护、体恤广大民众，使民众安居乐业，达到“民乐”，进而在民乐基础上达至“同乐”的理想社会境界。

因此，孟子通过列举与民欣赏音乐和共用猎场之例，告诫齐宣王要与民同乐，与民共享，才会赢得民众的信任、拥护和爱戴。

孟子认为君主只有心系民众，心系苍生，将民众置于首位，与民众同忧乐，用仁心行仁政，以民众苦乐作为衡量自己执政好坏的评判标准，才会使社会稳定，民众幸福，从而形成“与民同乐”的和谐氛围。

孟子生活的时代比孔子更为动荡。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政治权威失灵；战争频繁，社会秩序紊乱；礼崩乐坏，文化传承断裂；开疆扩土，聚敛民财，民众苦不堪言。

身处这样的乱世，孟子更加强调为政者的主体道德自觉意识，即狄百瑞所言：“世俗的地位必须具有深厚的道德意识，否则只会是空洞的和短暂的。”

在孟子看来，君主只有充分扩充善心，用仁义道德力量浸润民众，才会为乱世树立新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进而平治天下。

四、王道天下：孟子德治思想的主体意识之归依

孟子首先认为，“王道天下”的提出是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亦是符合广大民众热切期盼的。

在孟子看来，齐国首先具备辽阔富饶的千里土地；其次四境之内皆能听到鸡鸣狗吠，拥有稠密的人口基数，加之当下诸多君主争夺土地、抢掠人口、发动战争、杀人成性，民众更是处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孟子认为，齐国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如果君主能够实行王道之政，不仅符合时代的需要，亦能顺应民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即孟子所言：“以齐王，由反手也。”

孟子认为，为政者如若能够心怀民众，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用仁德道义治理国家，对待群臣，做到礼贤下士，尊贤使能；对待民众，做到不违农时，使民以时，倾听民意，改善民生，兼顾士、农、商、旅、民众等各个阶层。

让各行各业的民众皆能享受到福祉，无疑会使君臣、君民、臣民关系和谐融洽，会使臣民心悦诚服的归附于国家，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尽职尽责，努力实现社会价值。即使是邻国的民众亦会心向往之，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般爱戴君主，从而“无敌于天下”，达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繁荣昌盛的治理之效。

最后，孟子强调身为君主，要善于教化民众，用自身的言行去影响民众，以正导正，使民众真正心服，从而实现“王者天下”。

总结

在孟子看来，君主实行仁政是一件恩泽子孙后代的事情，有德行的君主必定会将自己的仁心仁德代代相传，后代亦会实现“王者天下”。孟子多次强调君主只要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实行仁政即可，其他的都交由上天，即“尽人事听天命”。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了君主要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履行好自身肩负的职责和使命，对“王道天下”理想社会追寻的论述中，孟子反复强调君主主体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这一创造性的观点是孟子独立人格的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