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唐代最甚，唐代大军中的宦官权力到底可以有多大

唐代史料中有关宦官监军、典军的记录层出不穷，宦官在唐代的政治舞台上有着浓重的一笔。宦官监军、典军是唐代中后期军事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唐代的国家政治活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宦官作为贵族政治中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它的行为本身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而在唐代后期，宦官阶层与大军却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结合(神策军的兴废)。宦官势力的消长，也恰好的反映了唐代大军的兴衰，成为唐代国家逐渐衰落的真实写照。

一、宦官成为唐代中央在藩镇大军中军纪的执行者

宦官边令诚曾担任高仙芝、封常清的监军，把二者遇敌不战、丢失城池的行为报告给了皇帝，二人因此被斩杀。抛开边令诚与高仙芝、封常清个人恩怨的原因，仅以东京战败失利原因，皇帝也确实可斩杀高、封二人，且高仙芝也认为自己战败丢失城池理应问罪。

所以边令诚虽以个人憎恶为出发点污蔑高、封二人并将二人斩杀，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监军使的作用。即“监视刑赏，奏察违谬”，这也是唐初监察御史所担当监军使的应有职能。宦官作为监军使代表着唐代中央的政治和军事权威，严格履行监督和控制大军的职责。

对于军中主将违反军纪的行为，在唐代前期，大多由御史台等三法司机构提请弹劾，而最终由皇帝个人意志所决定。而在宦官出任监军使一职后，由于宦官在开元后期的权力无限扩大，已经改变了唐代初期的局面。因而，监军制度也在宦官出使后也形成了常态，是国家处置大军问题的保障。而宦官作为监军使，也不断的在履行其具体职责。

另外，唐代后期各藩镇常发生军乱。为此，避免或阻止军乱，稳定大军也成为监军使的例行公职。否则，将会以失职罪论处。宣宗曾下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因而，各藩镇监军中官多以其权消除军乱，对于稳定军心，推行军纪有着良好的积极作用。《新唐书》记载“陈许节度使上官说藉，其壻田偁欲胁其子使袭军政;牙将王沛，亦说之婿也，知其谋，以告监军范日用，讨擒之”。

可见，在唐代藩镇动乱中，监军使凭借自己独特的身份和权力，有效的维护了大军的团结。有利于保持大军纪律的良好风气，力图使军乱的破坏程度降低到最小。可以说，监军使作为唐代中央政府在大军中的代理人，它的行为和职能体现了大军中惩处违法乱纪的作用。在大军内部，监军使“监视刑赏，奏察违谬”的行为也使得部队上下能够保持有效的等级秩序与分配体系，避免大军内部的剧烈动荡和变乱有着决定作用。

二、宦官监军对军纪的破坏

唐代后期各支大军出现监军使一职，对于藩镇节帅有着巨大的监视作用。使之在发动对抗中央或者大肆诛杀士兵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而监军使和藩镇主帅所形成的互相牵制的作用，对于唐代后期的大军有着巨大影响。主将与监军使令行不一，大军战斗力因而长期低下，平叛作战长期出于不利地位。

但监军使和统兵大将在大军领导权上的矛盾与斗争，也成为中晚唐时期大军虚弱混乱不堪的焦点。鱼朝恩干涉李光弼的作战指令，从而导致了邙山之战中官军大溃败的局面。唐宪宗元和年间讨伐淮西吴元济的斗争。历时多年，军费无度仍无法消灭叛乱。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统兵大将碍于监军使之威没有专擅之权。而且大军中战斗力强的士兵皆被监军使抽调，一直使战事长期不利。

唐武宗会昌年间泽滿镇的平叛长期停滞，也是因为监军使对大军纪律的过多干涉而导致令出多门，朝令夕改，从而影响大军的命令和士气。唐代后期大军长期处于不利局面的原因和监军使有着莫大的关系。其问题的核心就是监军使对唐代军纪的维持施加了重要影响，监军使剥夺了大军主将对大军的驾奴权力，因而监军使的个人活动，成为大军纪律优劣的关键。

在取消监军使过多干涉军中号令的前提下，军事斗争往往快速取得了成功。取消监军使对大军的过多干涉，保持军政的简洁高效，才能使部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大军纪律风气也会因之而改变。由此，在实际战役斗争中，监军使对于唐代大军的军纪维持是弊大于利。

三、宦官典军与军纪的关系

唐代宦官与大军结合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宦官直接掌握大军这种特殊形式。这也是唐代宦官阶层专权与汉、明两朝的不同。汉代与明朝的宦官虽然权势很大，但与唐代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唐代宦官专事章典禁军，特别是神策军的建立和发展，宦官的参与和影响息息相关。

安史之乱后，唐代统治者对于武将极力防备。以往唐初那种由武将来担任禁军将领的传统没有因之而延续，而以宦官担当，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先后专事章典禁军。唐代统治者也认为相对不断叛乱的方镇武将，作为“刑余之人”的家奴宦官更为可靠。唐宪宗曾经针对任用宦官有着自己的看法：“此辈是朕家人，智识凡近，此缓经任使，所以假贷恩私。若事迹无良，违犯有验，朕处置如一毫耳。”

宪宗认为宦官作为家奴易制，但是却忽略了唐代宦官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阶层，它与大军的紧密结合造成了神策军的特殊性，一损俱损，因而造成宪宗也被宦官合谋害死的结局。自德宗贞元十二年窦文昌、霍仙鸣分别典当神策左右军并出任护军中尉后，宦官开始垄断神策军军权，神策军落入宦官控制之中。

由中官担任统帅，至崔脱引朱温诛灭宦官。神策军一直作为直属皇帝的野战部队，兵力也一度多达十五万人，经突破了禁军原先仅有的维护京城治安的警戒功能，成为讨伐叛逆，维护唐代中央政权稳固的强大组织。在神策军中，宦官不但拥有类似出任地方大军中监军的权力，而且直接掌握大军的领导权，成为事实上的领兵主帅。

在唐宪宗时期平定王朝宗叛乱便由当时的大宦官吐突承璀担任主帅，虽劳而无功，但是确实对于当时的唐代官僚和大军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对于唐代大军纪律来说，由宦官典军，危害巨大，影响深远。宦官监军，仅仅是对于大军的调动或者行军作战指令的干涉，在实际上的军事指挥体系中，有大军主将与其形成制约，宦官无法逾越。

裴度、李德裕认识到宦官监军之危害性，以恩赐等作为条件，因而达成中人不干涉大军的共识。这样大军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指挥一统，大军纪律也得以保持严整。不但提高大军士气，也增强了部队战斗力。而由宦官典军，宦官成为军事统帅，刑赏杀伐皆专擅于宦官，大军纪律也无法得以维持。宦官典军何以对唐代军纪造成巨大的危害?据笔者推测，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全体，历来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即便因皇帝欣赏而飞黄腾达也被封建士大夫所斥。唐宪宗任用吐突承璀为帅而遭到朝臣反对，便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白居易认为宦官是地位下贱之人，由宦官出任主帅，使敌人轻视中央大军，会造成中央无才可用的赋她局面。而且宦官出任主将，没有先例可循，会造成大军内部上下离心，令行不一，长久之间会造成出征失利，无功而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也是无疾而终。战斗失利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然而由于宦官身份的特殊性而形成的大军内部新型将官体系，确实危害了军纪的建设和维持。

其二，宦官大多为宫廷杂役、洒扫之徒，缺乏文化修养，特别是对于大军指挥可谓是一窍不通。这也造成宦官典军的低劣和无能，因而妨害了大军的纪律风气。唐代的内侍省和内诸司使系统的发达，确实需要一批有文化和修养的宦官群体。并且有的宦官获得了在皇宫内廷学习文化的机会，地方每年向唐代献纳宦儿也多为聪颖之辈。这使得一批宦官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也颇有建树。

然而多数宦官文化较为低下，其职责多为“闇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至于担任大军将领，维护大军纪律，既无所学，亦非其长。宦官缺乏维护大军纪律不容侵犯的胆魄和绝对权威，所以宦官典军是对大军纪律的一种破坏。而且典军宦官本身就是违反军纪、以身试法的好手，更不用说维护大军纪律风气，做到言行如一、赏罚分明。

其三，宦官出任统军主帅，多利用权力谋私利，贪污纳贿之风遍布军中，军中将领的任命、节度使的出任皆以贿赂成行。

四、总结

在唐代，由宦官监军、典军对于唐代大军影响很大，也与大军纪律好坏大有关联。宦官不但成为大军纪律维护与执行者，而且成为大军权力的决策者。唐代后期大军的纪律风气，因宦官监典而与初期大有不同，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宦官作为唐代社会的“异类”群体，是唐代大军变化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