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禁止为外国人提供代孕

一项改变俄罗斯代孕市场的重大政策终于出炉——2022年12月8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正式通过针对外国人的“反代孕”立法。

“这是一门大型非法生意，据估计，交易额超过20亿欧元。”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此前在社交平台电报上如此写道，买卖儿童是不被允许的，然而最近几年，至少4.5万名俄罗斯代孕婴儿被送往国外。

◆俄罗斯国家杜马。

这份“禁止外国人及无国籍人士在俄使用代孕服务”的法案于2021年12月由部分议员提交，今年5月一读通过，在12月8日举行的全会上经过二读和三读。

该倡议的发起人之一、国家杜马副主席托尔斯泰早些时候评价说：“对国家来说，这项业务必须停止。未来，我们希望将其置于国家严格的控制之下，这样俄罗斯就不会成为贩卖儿童的黑市。”

被疫情催生的“反代孕”提案

随着上述法案获得通过，意味着外国人在俄罗斯代孕将被视为违法，外国或俄罗斯同性恋情侣均无法通过代孕获得后代。按照规定，只有俄罗斯的已婚公民或因健康原因不能生育的俄罗斯单身女性，才可以使用代孕服务。此外，代孕母亲必须为俄罗斯籍，生下的孩子也将自动获得俄罗斯国籍。

二读时，议员们还通过了修改条款，即使用代孕服务的夫妇中倘若有人去世，或是其中一人或双方（或使用该服务的单身女性）失去了俄罗斯国籍，只有在征得代孕母亲的同意后，方可被认定为孩子的家长。另一处改动是，已分道扬镳的夫妇，只有在法庭未判决其先前婚姻系虚假婚姻时，才拥有作为代孕母亲所生育子女的家长权利。

沃洛金宣称，这些代孕出生的儿童经常成为违法犯罪的牺牲品，包括器官买卖或流入同性恋家庭。他并未提供具体的案例或证据。

俄罗斯东正教同样表示支持禁止在俄罗斯为外国人提供代孕服务的法案。莫斯科主教区表态说：“禁止外国人利用俄罗斯妇女作为代孕母亲的法律……这是所有议员的道德义务，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富裕的外国人通过商人中介利用我们同胞母性力量的做法，从道德角度上来看，简直是把妇女当成奴隶来剥削。”

◆金·卡戴珊和坎耶·韦斯特就是借助代孕妈妈产下了第三个孩子。

在俄罗斯，为外国人代孕早已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来自欧洲、亚洲等多地的客户会通过中介或自行前往俄罗斯购买代孕服务。俄罗斯现行法律中，商业辅助生殖自1995年起即为合法。2012年8月，俄罗斯卫生部发布的第107号命令明确规定了代孕母亲的体检项目和筛选条件，这为代孕机构提供了运营的法律空间。

路透社指出，在多国禁止代孕的形势下，付费代孕合法的俄罗斯成为一个“大型孵化器”。在过去的几年，外国人从俄罗斯带走了4.5万名代孕母亲所生的孩子。而据俄罗斯人类生殖协会估计，实际情况是这一数字的10倍。

长期以来，俄罗斯法律既没有禁止代孕，也没有为代孕母亲或寻求代孕的生理学父母提供法律保护，因而未能保障新生儿的权益。在一些代孕案例中，出生的孩子后来被遗传学父母和代孕妈妈拒绝接收，使得孩子一出生就成为孤儿。

◆俄罗斯代孕妈妈正在向“订购者”介绍产检情况。

新冠疫情让代孕婴儿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下。边境的关闭让全世界的代孕系统陷入混乱，大量家庭无法接回由海外商业代孕母亲为他们所生下的婴儿，也引发有关代孕国家可能发生人口贩卖的担忧。有报道称，2020年有数百名代孕婴儿因疫情滞留在俄罗斯。

2020年1月，俄罗斯警方在莫斯科一间公寓中发现了一名死婴以及另外多个婴儿、一名保姆和一名代孕母亲。这些婴儿本应被交给来自菲律宾的几个家庭，最终被送往孤儿院。同年7月，警方在一所公寓中发现5名婴儿，由此排查到当地妇产医院。这些婴儿的生理学父母均为外国人，被发现时要么正在等待出境文件，要么因为疫情封控而滞留。

受以上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触动，国家杜马议员于2021年着手制定禁止外国人在俄使用代孕服务的法案。上述“反代孕”提案于去年12月被提交，今年5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一读通过，最终于12月正式获批。

防止本国婴儿陷入失控命运

与世界许多地方一样，代孕产业及其衍生出的伦理道德问题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存在争议。

早在2017年3月，俄议员安东·别利亚科夫向国家杜马提交一份要求禁止代孕的提案，他认为俄罗斯已经沦为外国人的“生育旅游”中心。当时外界对这一提案反应不一，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同期做的一次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不排斥代孕，仅有五分之一的人对此表示反对。

◆俄罗斯宗教网站ruskline于2013年公布的示意图显示，俄罗斯是对代孕规定最少的国家之一，比印度、美国和乌克兰都更加“友好”。

2018年年底，时任俄国家杜马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委员会主席爱莲娜·米祖琳娜拟定了一项旨在限制代孕行业的法案，她当时接受采访时说：“代孕引发的大量问题，需要更多国家对此进行控制。”

在2020年1月被曝光的外国人代孕事件中，由于涉及死婴，莫斯科州的调查人员依据《俄罗斯联邦刑法》中的“过失致死”和“贩卖人口”相关条款立了案，之后将指控罪名调整为更严重的“组织团伙贩卖人口并过失致人死亡”。但由于俄罗斯技术上未禁止代孕，代孕婴儿死因不明，与事件相关的中介、医生均难获罪。

2021年1月20日，国家杜马举行了主题为“针对外国人通过代孕出口儿童的法律管制”会议。会上，国家杜马外国干涉俄罗斯内政事实调查委员会主席瓦西里·皮斯卡廖夫解释了为何建议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代孕生子。

他表示，现行俄罗斯法律对“潜在”的外国父母身份没有规定，无法确保他们的背景是否清白。“这甚至不是法律问题，更多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皮斯卡廖夫称，通过购买代孕服务，这些人可以将婴儿作为交易对象，中间机构从中赚取利润，这些婴儿则容易陷入失控的命运。

◆男子重田光时雇泰国代孕母亲诞下13个孩子，事件在2018年引发巨大争议。

虽说社会对代孕的批评声不断，商业代孕现象却越来越常见。据“今日俄罗斯”（RT）2021年4月报道，不管是在俄罗斯还是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公开表示，他们通过代孕得到了子女。代孕是为没有孩子的家庭找到为人父母的乐趣的机会，还是违反了人口贩运防制法？如何尊重各方权利？这些拷问持续已久，却依然没有答案。

目前，关于代孕还没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世界惯例。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典这类国家，代孕是被严格禁止的行为；在比利时、希腊、西班牙、芬兰等国，代孕不在立法规定范围内，即实际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只允许非商业性代孕，即禁止代孕母亲通过提供代孕服务获取金钱；而美国大部分州、南非、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允许代孕，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受到一定的法律约束。

不过，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俄罗斯为“反代孕”立法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疫情以来，多起代孕争议性事件遭到曝光后，俄国家杜马的一个议员小组开始着手起草法律草案，拟彻底禁止向外国人提供代孕服务。

◆一家位于俄罗斯的跨国代孕机构前台。

议员们提出，必须对《俄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基本原则法》进行补充，规定具有俄联邦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已婚且年龄在25至55岁之间的人才能申请代孕技术服务，而且要在婚姻登记一年之后才能申请。法案还规定，只有在妻子根据医学证明不能生育的情况下，才能申请代孕。

在解释性材料中，法案起草者指出：“代孕已成为逾越外国人收养禁令的一种合法、廉价且不受阻碍的方式。”

继2012年发生一系列俄未成年人在国外新家庭中遭受不幸的案件之后，俄罗斯制定了相关收养禁令。俄罗斯议员们认为，由于立法方面的空白，实际上形成了由代孕母亲所生的俄罗斯婴儿的“出口”市场，规模无法估量。

作为该法案提案者之一的瓦西里·皮斯卡廖夫表示：“疫情期间，死亡和被贩卖的厄运随时会降临到代孕母亲为外国人所生的孩子们身上，这引起执法人员的注意。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因此，这些孩子一落地就应当获得俄罗斯国籍。”

目前该法案在国家杜马内部收获颇多支持。国家杜马副主席安娜·库兹涅佐娃表示，“我们应当齐心协力，保护我们的孩子。”国家杜马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叶琳娜·弗托雷吉娜亦说：“在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之际，我们需要优先照顾好俄罗斯的家庭。”

文 / 刘嘉 编辑 / 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