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二胡师傅

文|包光潜

那架扶梯就靠在一棵梧桐树下，他从扶梯上跌落时，有如梧桐树上掉下了一片即将枯黄的叶子，近乎自由落体。

当人们看到这片“树叶”时，他已不省人事了。送到医院，便进了重症监护室。一周后，他仍然没有醒来的任何迹象，情况越发糟糕，医生宣布脑死亡。“最好放弃毫无意义的治疗”，医生是这样说的。与雇主之间产生的经济赔偿纠纷，一直没有平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雇主让他涉高工作，发生事故后应该赔偿的。到底怎么赔偿，需要法律认可。

哥哥大胡敲开我的办公室。他说，家人一致决定放弃救治。如此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家里人的精力和经济都耗不起。关键是雇主反而不同意放弃，也不再续交有关费用，不知雇主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我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他说，想在当地论坛上发个帖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有这样，主管部门才会高度重视。大胡为我列举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其中也有我所熟悉的。看来，作为兄长的他，确实“备课”了。虽然这是个策略，但不是上策——什么是上策呢？我也说不清楚。大胡还没开口请我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可我猜到了他的意图，无非是想请我策划或写一个帖子……毕竟我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委婉而先发制人地拒绝了，也列举了我不适合做这种事情的几条理由。不过，我给他提了几点注意事项，譬如怎么不让帖子沉下去，譬如请资深用户发表评论，特别是措辞要把握一个度……

没过几天，学校信息平台发了一个通知，意思是没有课的老师，于某日某时到殡仪馆为胡宪武（二胡）送行。

我没送二胡师傅最后一程。2004年夏天，我为英年早逝的杨显江同学送行时曾受到极大的刺激。从此以后，我便不再到殡仪馆为同辈人送行了。经历过不少非正常死亡，我越发恐惧——死亡在我内心产生的阴影往往持久不散，给我的身心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直到某一天，有同事发牢骚：谁谁可以死，二胡真的不能死啊，否则学校许多事情就找不到人做了。前面的话虽然恶毒，却是实话。现在像二胡师傅这样的校工实在难觅。不管是学校，还是教职工，于公于私，大家都离不开二胡师傅。

譬如教职工或教职工的直系亲属病故，工会总要出面表示一下，需要物资什么的，都由二胡师傅去准备妥当。还有不少教职工的亲人病故了，也是直接请二胡师傅上门帮忙，应酬来往，甚至为死者更衣入殓，或代孝子陪夜。这样的人物，无论城乡均不可或缺。

譬如学校应付上面各级各类检查，急需立个欢迎的牌子，或临时拉个横幅什么的。二胡师傅一接到电话，二话不说，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事情办好，妥妥帖帖的，从未误事。

譬如办公室的桌椅摇晃、电水壶坏了、热水瓶胆碎了……一个电话，二胡师傅很快给你修好，或者换个新的。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办公室的电水壶，芯子经常坏，经常换，或胶垫老化导致漏水，总是由二胡师傅帮我处理，给我的日常办公带来了便利。

如果是教室的课桌椅和门窗坏了，总务处或班主任通知一下，二胡师傅便带着工具，趁课间休息时间赶到教室，尽快修好，该钉的钉，该锯的锯，该换的换。如果短时间不能修缮的，他便不惜气力地将损坏的桌椅背回木工房……极少耽搁学生的上课时间。

如果钥匙丢失了，或落在了室内，没人请二胡师傅以外的人来撬锁的。二胡师傅二话不说，从一大串的钥匙里找出一根短钢丝，迅速地在锁孔里轻轻一捣，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变魔术似的将门打开了。如果钥匙丢失了，他会自告奋勇地上街帮你配好钥匙，然后送到你的手上。

2002年暑假，我携女儿梦羽游览西安各地。数日后返家，打开那扇简陋而不常锁的防盗门，突然发现里面的木门变了形，锁孔周边有着明显的贴补痕迹。原来老婆出门时，将钥匙遗落在家了，她只好请二胡师傅帮助撬锁。按理说，二胡师傅对付一把小锁，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可不知怎么回事，二胡师傅对我家的锁不太熟悉，硬是打不开，最终使用了木工手段将门及框撬了，然后用木头修补周遭，还原整体。但凡给教职工家做点小事，二胡师傅是不收费的。老婆只好给了两盒玉溪香烟，以示谢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两个校区的垃圾都由二胡师傅统一处理。无论寒暑，二胡师傅总是弓着腰，哈着背，脚踏实地地拉着垃圾车，奔跑在西城的路上，把垃圾送往处理中心。在我的印象中，校园里似乎没有发生过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苍蝇嗡嗡令人掩鼻的场景。如此付出，未必有人在意，甚至有人觉得他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学校聘请的校工，清理垃圾就像老师上课一样天经地义。

自从买了一辆电瓶车，二胡师傅学会珍惜自己的力气了。他将垃圾车的横档系在电瓶车后备箱的架子上，骑着电瓶车，像赶马车一样拖着垃圾车奔跑在西城的路上。令人提心吊胆的险情，却成了西城的一道“风景”。每每看到他娴熟地“开车”，我由衷地钦佩。有时候，在校门口遇见他，我会替他唱几句：“长鞭呀，那个一甩呀，啪啪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呀，劈开那个重重的雾哇……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大伙儿哈哈大笑。如果几天没看到二胡师傅骑电驴拉垃圾，大伙儿反倒若有所失。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或非常危险的事儿，到了他那儿就变得寻常起来，顺理成章了。有时我想，交通警察难道就不管一管他的这种胡作非为？

凡此种种，有了二胡师傅，一切琐屑与麻烦就变得十分顺遂了。

久而久之，大伙儿就习以为常了，不把二胡师傅当外人。大凡操持家务的老师，不论男女，手机里都存有二胡师傅的号码，以备急用。

有人肯定发出疑问：“这不是身边的活生生的雷锋吗？”

且慢——我忘记交待了，他不是学校正式工人。上世纪80年代，他和哥哥大胡都是找关系、托门路，才进了学校做临时工的。后来全面实施《劳动法》，他们便转为合同制工人。十几岁来到这里，他们在学校一呆就是一辈子。这种情况，也是极其少见的。

做一辈子的雷锋，需要衣食无虞才行。二胡师傅给学校做的那些事情，绝大多数是有偿的。况且他老婆在校门外开了一间小商品店，日常工作与生活用品几乎齐全，甚至包括小五金。修修补补与更新的材料，基本上都来自他老婆的店铺。这么说，你是懂的。

方便是生活的最高原则——谁愿意给自己找不是呢？

每到年底结账的时候，二胡师傅小心翼翼地敲开一个又一个办公室的门，动作与声响跟他虎臂熊腰的形象迥然不同。他弯下腰，低下头，十分谦卑地在你面前摊开一本练习簿。当着你的面，翻到你的名下，某年某月某日，你让他买了什么物件，什么价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你只需在后面签个名字即可，他自己找校长审核，再到总务处结账。临走时，他总要说一声“谢谢”，轻手轻脚地离开，似乎没有声息，好像他练过轻功似的。

实事求是地说，二胡师傅在学校比我有地位。一是他有权力，而我是个“光头”老师。他是校工班的班长，总务处安排的一切杂务都由他来分配或支配，包括临时工加班加点的安排及工时的记录等，都由他说了算。二是我在学校办不成的事儿，他能办成，领导不怕得罪我，但不能得罪他。说到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了第三，即人缘好。如果不是有文件的硬性规定，教育系统评劳模，一定是他。信不信，由你。

二胡师傅离去了，学校和教职员工的许多事情，特别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真的一时乱了套，不知找谁去做。如今的人都在干大事或想干大事，小事情没人愿意干了。有的小事，你也干不了，譬如开锁破门，你会吗？你肯定会说，小广告到处都是。说得轻巧，那是要钱的。原先二胡师傅不收费的，如今突然掏腰包，那感觉会一样吗？

某日西城漫步，我遇见一位昔日同事，他私下跟我说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某班主任找到分管总务的副校长，说教室里的讲桌抽屉坏了……话还没说完，那位副校长就不耐烦地说，你直接找二胡啊！

他跟副校长干了一架，至今耿耿于怀呢。

（本文作者为中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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