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中宝总的情感秘密，贯穿着港片的侠义与情义主题

电视剧《繁花》里围绕着宝总，共有四个女人。

这分别是雪芝、汪小姐、李李、玲子。

但在原小说里，只有李李与宝总有着亲密的情感与肉体关系，而其他的两个女性，均是小说里其他男人的菜。

这四个女人中，雪芝是宝总的青春之爱，但在原著里，雪芝也不是宝总的初恋。

我们不妨从小说原著的设定里，看看电视剧《繁花》是如何对宝总身边的女人进行取舍的。

宝总童年的时候，有一个邻家女孩叫蓓蒂。

那时候，还是两小无猜的时代，阿宝与蓓蒂消磨童年时的漫长的光阴，是爬到屋顶上，看像波浪一样，向远处延伸过去的上海的屋脊。

坐在屋顶上，冥想着未来与当下，这一小说里阿宝童年时代的带着感伤与忧思的设定，被电视剧《繁花》化成了一种意象。

后来电视剧里也出现了宝总与玲子在“夜东京”楼上的镜头，在这里，宝总若有所思，而玲子也在这个平台上多次怅然若失。

阿宝在童年时代与蓓蒂的交往中，曾经很大的兴趣交集点是集邮。电视剧里并没有出现蓓蒂，但是阿宝童年时的业余爱好，移给了外滩27号的金科长，并且设置了汪小姐帮助金科长整理邮票、阿宝助力的结识桥段，这个情节移花接木了阿宝童年时的兴趣设定这一在小说里重点描写的环节。

蓓蒂在电视剧中，曾经在阿宝的话语中提及几次。当时，汪小姐问及宝总的情感生活，阿宝提到了小时候，结识一个小女孩，后来她变成了鱼。

在小说里，带着小资情调的蓓蒂，其实是死于水中，而在阿宝的想象中，觉得蓓蒂变成了一条鱼，更符合他对蓓蒂这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童年密友的尊崇与怀恋之情。

在小说里，阿宝在文革期间，到了曹杨加工组，当了机修工。

电视剧里，交代宝总是曹杨钟表零件厂机修工，与小说设定稍有差异。

在厂里，阿宝与小珍过从甚密，两个人多处幽会寻欢。但小珍这个女性因为只是上海的胡同女儿，没有蓓蒂这样的雅致，所以，阿宝与他无疾而终。而当阿宝看到公交车上的雪芝的时候，他顿时被雪芝的秀出班行的气质吸引了。

电视剧里对雪芝与阿宝相处这一段，比较忠实于原著，这也是王家卫独门擅长的功夫。

剧中，用一咏三叹的镜头，再现了阿宝与雪芝相识、相望、相守的青葱岁月。而电视剧里唯一引用了小说里的台词与段落的部分，也是在阿宝与雪芝开窗观梅的段落。

雪芝在王家卫的镜头下，赋予了小说里没有的含义。电视剧用以说明阿宝脱胎换骨成为宝总的原因，正是雪芝对阿宝碌碌无为、生活窘困的鄙薄。

在原小说的语境里，雪芝是因为阿宝的身份问题，遭到了父母的反对，而断绝了与阿宝的来往。显然，这来自于政治因素。

而王家卫按照香港拍片理解的风格，把雪芝对阿宝的离弃，解释是阿宝的不名一文。

所以，电视剧版《繁花》里充溢着王家卫赋予的原小说中没有的基调，那就是在商业社会里，每一人都要打拼天下，爱拼才能赢。

甚至可以说，王家卫执掌的电视剧《繁花》里，看似是上海的现实生活，但它的主题思想，却是港片的套路。

可以说，电视剧《繁花》不过是周润发的《上海滩》、香港的商战剧《情义无价》之类，还有金庸武侠小说在上海现实时空中的新演绎。一句话，电视剧《繁花》，就是套着上海名头的港片变种。

比如，汪小姐独闯深圳，绝地逢生，独立完成人生的第一个订单，当她感谢范总对她帮助的时候，道别之语是：江湖再见。

江湖，这是香港电影里热衷的概念，王家卫天衣无缝地把这一概念，引用到上海题材里。而在原小说里，是根本看不到一丁点江湖的打拼、博弈、争竞元素的，只有一种在旧小说里才会看到的慵倦、逐色、生非种种泛黄的色块。

电视剧《繁花》中，雪芝不堪忍受贫穷，绝决地甩下阿宝，到香港发展。

阿宝意识到再也不能无所作为，成为上海滩上的不名一文的小鱼小虾，所以，他决定涉入上海的浪奔浪流，一决雌雄。就像许文强独闯上海滩，追逐自己在这个陌生城市的身份与地位。

雪芝从香港回来的时候，电视剧《繁花》里交代她与阿宝见了一面，雪芝说她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公司，看到阿宝现在的生活，她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阿宝当时的回答是，再过十年再相见。

1994年，阿宝在香港意外地见到了雪芝，她并没有成为阔太太，而只是一个打工妹。

尽管这时候阿宝已经成了宝总，但是，雪芝在见到宝总的时候，欲言又止，佯装镇定，依然维持着当年自己的选择。

这次见面之后，不到几个月，雪芝在电视剧中以没有交代的原因离世。

她没有兑现与阿宝十年后再见面的约定。

可以说，雪芝是阿宝奋斗的精神动力。雪芝后来到香港去发展，正暗示着雪芝与香港的商业社会的精神有着天作之合。

在原小说里，雪芝并没有死去，而是嫁给了一个商人，成为一个衣食无忧的阔太太，小说里曾经写到她与太太团，到东南亚寻欢作乐，早已不见了阿宝初见她时的那份清纯、脱俗。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阿宝还接到雪芝的电话，小说里写道：“阿宝嗯了一声，回忆涌上心头。阿宝低声说，现在不方便，再讲好吧，再联系。阿宝挂了电话。”

在这一段描写中，阿宝是以一种淡然的态度对待雪芝用陌生的电话打来的问询。这也意味着，阿宝已经对雪芝没有了多少少年时的恩爱与柔情了。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中，雪芝在香港的时候，化名“蓓蒂”，显然，在剧版中，雪芝与蓓蒂代表着阿宝内心里的一种神圣的高雅的精神期待。

电视剧里，阿宝受雪芝离去的触动，拜爷叔为师，翔泳商海，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结识了玲子。

在小说里，玲子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而且，把玲子介绍进熟人圈的是陶陶，小说154页写道，玲子是陶陶的朋友，玲子离婚时，请身为律师的沪生帮忙，从而接上了沪生一条线，而沪生与阿宝是朋友，玲子的“夜东京”店自此成为阿宝一伙经常碰怀把盏之处。

玲子的独特身份是到日本打工过，而她的这个设定，正是王家卫需要的。

在小说里，没有交代玲子现在的孤身生活，与哪一个男人关系密切，电视剧里，却把她安排给了阿宝。

小说里，她与菱红都曾经到日本打工。玲子开办“夜东京”，小说里说出资人是葛老师，电视剧里改成了阿宝。而葛老师与亭子间小阿嫂之间一直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小阿嫂与玲子之间，有着一种围绕着葛老师的暗中竞争。小阿嫂眼中看来，玲子与菱红就是两个性工作者，这也直接引发了小说里玲子与小阿嫂之间源自于争风吃醋的大打出手。

电视剧里，玲子的资助人是阿宝。而阿宝之所以出资让她办店，也是为了感谢她在他人生创业之路上给予他的雪中送炭的一臂之力。

阿宝与玲子在日本的相遇，几乎就是《上海人在东京》主题的又一次演化。对于阿宝来说，玲子是他的贵人，在寒冷的人生地不熟的东京，玲子的热情的相助，破冰了他冲击商场上的第一道障碍。

这一个助力，对阿宝来说太为重要，所以，身上被王家卫贯注了港片侠、情、义维度的阿宝，必定会按照这一类型人物必须走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人设，作出如出一辙的回应。

电视剧中，玲子对阿宝的相助，固然有家乡人的元素，但是她对阿宝的拥有好感，却是一个主要原因。

之后，她放弃了在日本同样追求她的强慕杰而听从阿宝给予她的合股经营小酒店的召唤，实际上是她禁不住靠近阿宝的诱引，在阿宝身边，寻找她的情感上的机会。

这也造成了她与阿宝合股经营小酒店里，她可以恃宠而骄，在阿宝面前尽显那一份别人没有的与阿宝暗中勾连的得瑟与自豪。

但是，她与阿宝的合作仅仅是商业上的，她可以用这个金钱的纽带，耳提面命阿宝，但实际上，她有一个软肋，就是无法跨过感情的红线。

她也不敢触及那一条从没有触碰的红线，而是一味地蒙头在合股经营的虚妄的圈子内自欺欺人。

当这种虚妄的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因为汪小姐接受金饰事发而被打破的时候，她才彻底明白，她与阿宝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这个鸿沟是什么？

就是玲子是一个世俗的上海妞，而阿宝即使在没有发达之前，也有着追求雪芝那样的带着小资情调女孩的内心情感取向，玲子突然明白，自己的品位，永远无法进入阿宝的法眼，她能够被阿宝恩宠地纳入到合作伙伴的行列，仅仅是因为她在阿宝最需要的时候，送去了阿宝搏杀商场的信心与暖意。

而她沉浸在这种合股经营中的时候，她失去了自我，这样，注定无法以一个独立的人，而与阿宝进入到公平的感情的并轨中。

这时候，她意识到“夜东京”给了她一个机会，但同时也让她失去了自我的立足点，她只能寄身在男人的阴影与翅翼下。

痛定思痛，玲子把“夜东京”停业了，当她重新回来的时候，她决定独立地去开一所只有她能够主导经营的“夜东京”。

在小说里，玲子也进行着这同样的选择。她决定将“夜东京”重新开张，其目的，就是甩掉葛老师对她的资助中加盟股份对她的左右，这一点上，与电视剧里的玲子的选择是一样的。

在电视剧中，强慕杰意图让玲子重新回到她的身边，想给她的新的“夜东京”店注资，但是玲子拒绝了，她说过去与宝总开店是“一笔糊涂账”，这种糊涂的原因，正是因为宝总入股时，并没有明细的账目，完全是抱着感恩的原因，拿出一笔资金，让她去经营一个不为赢利的夜店，等于是让她“白相白相”（沪语：玩玩）的。

这样的身份，她怎么还开口向宝总索要更多的情感的回应？

玲子终于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电视剧中的玲子也变成了一个励志的人物。

而汪小姐，在原小说里也与阿宝没有什么交集。在原著小说里，汪小姐与丈夫感情不睦，有意思的是，她的丈夫名字也叫宏庆，正是电视剧里魏总的姓名。

汪小姐百无聊赖，在参加宴游的时候，与六十多岁的康总有了一夕之欢，怀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怪胎。

小说里的汪小姐实在称不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到了电视剧中，汪小姐与玲子一样，也跃升为一个女性寻找自己在爱情中站位的追索者与求索者。

剧中，汪小姐与玲子也同样迷失在与宝总的“一笔糊涂账”的关系中，她是宝总的合作者，但两人之间同样处于一种暧昧的关系中，宝总给她车子，给她首饰，这究竟是给予的一个情感上的同盟者，还是一个生意上的合作者？

在汪小姐收受金饰事发之后，她跌入低谷，也由此发现她与宝总之间，很难确认互赠礼物的往来中是一种利用关系还是情感上的真情关系。

显然，这里面真情关系，相对较少，因为宝总找汪小姐的原因，是看中她手里的权力。

当汪小姐失去权力之后，她唯一证明自己能够与宝总站在一起、依然能够让他对自己优礼有加的办法，就是自己与他平等地站立。

所以，当她自己开办了一家公司之后，第一笔业务，就是与宝总较量一下，以证明自己是一个脱离了外贸公司背景的支撑之后，依然是能够拥有与宝总具有同等话语权的重量级对手。

她拒绝了宝总给予她的一路绿灯，险中取胜，完成了她的第一笔单子，从而证明，“我自己的面子，我一定自己挣回来”。

这个面子，就是与宝总能够正面相对的平等的地位。只有这个位置，她才能与宝总重新建仓起对等的感情预期。

李李是电视剧中唯一在小说里明确地写成与宝总有着同居关系的女性。

电视剧里，多次引用小说里的语句，暗示李李有着非同凡俗的经历。

至少两次出现这样的字幕：

“这一夜，李李酒多了，到后来黯然说，我如果讲到以前经历，真可以出一本书。”

“李李的故事……我不想讲，反正，是一言难尽”。

字幕中的语句，与小说是一致的，但是这背后的内涵却完全不同。电视剧用皮相的形而下的小说里的语句，作为提纲挈领的对小说的遵循，其实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这种表述下，其实深藏着完全不同的幕后故事。

在小说里，李李被小姐妹欺骗，被逼从事出卖身体的职业，后来她攀附上黑色产业老板，借位而上，除掉了那个害她下水的小姐妹，将尸体铸入墙体中，李李的身世中，实际上隐藏着行使着“黑暗中的公正”的杀手身份。

在电视剧中，李李的身份得到了有效置换。小说里奠定的她曾经在深圳、澳门混迹的经历，被电视剧顺理成章地演变成她是深圳帮一员，与宝总曾有过上一场的恩怨情仇，她在上海打拼，不排除她有着对商场搏杀中、夺掉她的男友性命仇人的宝总的伺机一击。

而宝总对李李的到来，也保持着高度警惕，两个人从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正如王家卫给予两个人的定调一样，原来两个角色扮演者，试图在两个人的眼神中，赋予丝滑的心仪与心悦的亮光的设定，但王家卫否定了他们之间有这种可能。

现在从镜头的设置来看，胡歌与辛芷蕾赋予了角色以一种心照不宣的对峙的冷视，而决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暧昧的眼神。

但是，在李李与宝总的暗中较量的过程中，宝总身上的情义与侠客底蕴，渐渐地地破解了李李的冷漠的审视目光，终于，她选择了背叛自己的曾经的阵营，而暗中助力宝总在新一轮商海较量中的致命胜招。

这实际上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本来的杀手，却被融化在情义加盟在身的主人公身上这一模式的一次翻版。

李李这个角色，在王家卫电视剧中，只不过是说明了情义无价的无限可能性。

由此看来，一本拒绝对人物心理进行描摹、对文艺小说嗤之以鼻的小说《繁花》，在王家卫的改造下，成为一部武侠小说为内核、港片江湖价值观贯穿的“准武侠剧”，纠结于电视剧里的上海像不像当年的上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整个电视剧本来的意图，就不是复制一个真实的曾经出现过的上海，而不过将上海作为一个布景与背景，来演绎一个在港片里炉火纯青、约定俗成的对战套路。

小说里出现的众多人物，也因为适应电视剧里的商战套路而进行了取舍，小说里毫无光彩也没有故事的玲子，因为有日本经历，而抽出了一条日本线索，加诸到电视剧中。汪小姐因为有着与宝总合作关系，而成为一个商战的对手角色而在剧中呼风唤雨，李李则因为有有着南国的背景，而在电视剧中作为一个敌方近似卧底的角色而得以注入了新的人设。

从电视剧拉扯起的这个关系来看，宝总真正的所爱的人，既不是有一些市侩气的玲子，也不是追着他的后边、为他担惊受怕的汪小姐，而正是冷面如霜的李李。因为只有李李是一个能够与宝总平起平坐的女人，也是一个与宝总能够进行势均力敌心理角逐的女人。两个人的心理博弈中，触摸到了各自的柔软，所以，他们之间是最心心相印的。

李李的情感转折点，是她在面对着黄河路同行压迫的时候，宝总出手相助，提款帮她度过了难关，从此在她一本正经、冷若冰霜的背后，暗中敞开了一份倾向宝总的窗口。

当商战白炽化的时候，她暗度陈仓，通过一款“干炒牛河”的菜价，透露出已方炒作股票的目标价位这一最高秘密。

因为这种心灵的互通，是借助于心有灵犀的默契与绝密的内心感悟的，所以这是一种真正的心理的契合。自此之后，两个人的目光对峙中，便有着冷冽的防范中的外溢情愫。

这也是李李在与宝总分手时，曾经尝试过一吻作别的情不自禁。实际上，李李是因为看到了宝总身上比她的前男友A先生更为高明的地方，那就是宝总曾经向她道及的“我不是A先生，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打这一场仗，赢，两个人赢，输，只有一个人输。”

其潜台词是明显的，就是宝总身上的担当精神，远高于A先生。A先生输了，但他却选择了了却生命，把输的后果，加压到李李身上。而宝总明确地宣示，他不会连累到别人。这就是宝总身上的侠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当年港片曾经风靡大陆的原因。

这背后的根本价值观，不过是商业社会的成熟的价值体系，对承继与杂色了更多封建陈腐价值体系的一次洗白与洗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