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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新民晚报
李舒
大饼和油条仿佛是天生一对。1936年,上海凤鸣广告社出版的《凤鸣月刊》上有一篇特别可爱有趣的《大饼油条结婚开篇》,模拟了油条先生和大饼女士的婚礼,并且告诉外地朋友,大饼是有芝麻的(“芝麻满脸”),并且,绝不等于葱油饼(“主婚人女家一个葱油饼”)。
细细一想,自我懂事时候起,油条摊子旁边确实伫立着一只黑黢黢的柏油桶,大约同样和面,油条入油锅,大饼进烘桶,是最经济实惠的早餐。大饼有咸有甜,我小时候去买,总是强调要咸大饼,卖大饼的漫不经心,随意包一个给我,我就发急了,重申一遍:“要咸的啊!”后来才知道,卖大饼的心里有数,咸的是圆的,甜的是方的,不会弄错。(但也有朋友和我讲,咸的是方的,大约卖大饼的也有流派)
我父亲顶欢喜大饼油条,大约是工人阶级本色。《半生缘》里,沈世钧在上海工厂里当工程师,寄宿在叔惠家,早上为了不给朋友的家人添麻烦,便“在摊子上吃两只大饼油条”。有的摊子是大饼油条分开装,有的则可以帮你“夹成一套”。我喜欢分开装,因肚子太小,只吃得下半只大饼,又偏爱油条的脆。这点张爱玲懂行,“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但是油条压扁了就又稍差,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也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
我们家买油条,似乎是拿筷子一串,需要赶紧跑两步回家,因为油条冷了,就不脆了,回锅再炸也不行,老油条仍旧是不脆的。
过去卖油条的摊点,包油条的不是塑料袋,而是过期的报纸刊物,就像穆时英写的那样:“街角卖《大美晚报》的用卖大饼油条的嗓子嚷:‘Evening Post!’”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提过,“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鲁迅的回信是这样的:“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许广平编《鲁迅书简》1935年4月12日鲁迅致萧军)2013年,鲁迅编纂的《古小说钩沉》的一页手稿,拍卖价格690万元。
在我心目中,大饼油条是上海的底色,因为上海的底色原本就具备硬朗的血性基因。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上海工人罢工运动为标志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也是我党最坚实可靠的阶级基础。在上海,从响应五四运动,到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再到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再到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运动……上海工人阶级,是当时上海最有血性的一个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饼油条是彻彻底底的工人阶级食物。1935年的“衣食住行”比较里,一张照片是“大菜”,另一张则是“大饼油条”。纱厂小女工罢工的时候,也会买套大饼油条,《良友》杂志说,“穷苦女儿口里的大饼油条,滋味与鱼翅大虾无异”。
普通人爱吃大饼油条,立“爱吃大饼油条”人设的明星也不少,报纸上,有“黎莉莉不搭架子,路边吃大饼油条”的新闻,也有“言慧珠夜饭吃大饼油条”的报道,还是里弄妇女苏青实在,连娘姨也不叫,自己去买大饼油条,还专门写一篇文章,号召知识分子们要学习“没有身份的王妈”,不要做“外强中干的读书朋友”。
大饼油条是扎根在上海人民血液中的,无他,就四个字:实惠合算。所以,生活再难,有大饼油条,大家乐呵呵地也就这样扛过去了,写到这里,决定明天的早饭,还是大饼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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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4-03-24 17: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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