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50年的又一次突然袭击，战火中或隐藏着巴以和平新契机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源于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50年后，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也向以色列发动突袭。随着密集的火箭弹和激烈的突袭，巴以新一轮冲突震惊世界。

中国外交部10月8日评论此次巴以冲突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应当增强紧迫感，加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投入，推动巴以双方早日恢复和谈，寻求持久和平之道。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新一轮冲突的原因

此轮冲突爆发具有极强的突然性，以色列措手不及。过往的巴以冲突，大多都是以螺旋上升的方式展开的。冲突大多开始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以民间冲突，随着冲突范围和烈度增强，再拓展至加沙地区，最终酿成加沙地区“哈马斯”同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此轮冲突之前，尽管有巴以在约旦河西岸的冲突，但是规模已经在过去几周里得到控制。

此轮冲突打破了以色列“固若金汤”的防卫心态。以色列一直宣传，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威胁有限，以色列可以通过“铁穹”等防空系统拦截火箭弹，并通过情报监测打击加沙到以色列南部的非法越境和地下通道。但是冲突爆发后，不仅防空拦截系统面对火箭弹饱和攻击难以抵挡，对于加沙地区渗透者的拦截也同样失灵。从以色列媒体报道的消息看，冲突已经造成至少250人死亡、1500人受伤，这是以色列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哈马斯”武装分子将数量不详的以色列平民和士兵俘虏到加沙，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关于以色列被扣押人员悲惨场景的视频可见一斑。

此轮冲突将极大削弱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威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自诩为“安全先生”，但是此次“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显示出内塔尼亚胡领导下以色列安全机构的失职。在冲突发生后的一个小时内，“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5000多枚火箭弹，如此大规模的袭击，必然需要大规模武器展开和人员聚集，但以色列情报机构却未能及时侦测；冲突发生后，大量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竟然成功避开了遍布边境的以色列巡逻队、摄像探头、铁丝网，越境进入以色列南部袭击军营和警察局，占领多个村镇，以色列军事和情报机构竟未能提前发现渗透网络，致使陷入被动，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冲突结束后很可能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倒查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失职。

此轮冲突将影响地区格局，打乱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和解进程，沙特和以色列关系可能出现了新的变化。冲突爆发前，在美国的力推下，沙特阿拉伯似乎和以色列即将迎来关系正常化。在不久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就表示，沙特和以色列关系即将迎来突破；以色列则一直乐观认为，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即将实现。

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事实上打破了沙特坚持的“先巴以和平，再阿以和平”的原则；作为阿拉伯国家领头羊，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必然带动多个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展开接触。近日加沙地区“哈马斯”和“杰哈德”多次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次冲突，很可能是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反对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极端反应。

跨越半个世纪的和平曙光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军界曾经一度沾沾自喜，为在战场上转守为攻并取得胜利而自豪。但在以色列国内，社会舆论和民众开始反思，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民族创伤。情报失误、出人意料、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最初几天表现疲软、伤亡惨重、补给依赖美国以及巨大的经济成本，以上种种促使以色列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彻查战争原因，并对政府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进行调查。

战争结束后不久，很多城镇爆发了针对以色列政府的抗议示威游行，一些以色列军方人物，比如当时驻扎在以色列南部巴列夫防线的预备役上尉莫蒂·阿什肯纳齐就组织了多场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彻查以色列政府在战争前的失职行为。1973年12月以色列大选中，尽管戈尔达·梅厄及其领导的竞选联盟不断鼓吹“战场胜利”，并继续保留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仍失去了多个议席。

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西蒙·阿格拉纳特组织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开始彻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政府和军界的行为。1974年4月，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宣布包括时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在内的多名以色列军界高层负有直接责任，建议“去职”。

但是这份调查报告并未平息以色列民众的怒火，因为调查报告只是专注于以色列军队，而并未涉及以色列政府高层。1974年4月面对舆论压力，时任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被迫宣布辞职，1948年后独霸政坛的以色列工党，也因此遭到重创，最终在1977年的大选中，被梅纳海姆·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击败，开启了数十年的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并驾齐驱的政治格局。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增强了以色列舆论对于和平的诉求。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开始反思，战场上的军事胜利是否足够保证以色列长久安全？人们逐渐意识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巨大胜利造成了以色列的狂妄自大，从而导致了1973年的挫折。1971年，上任不久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希望摆脱与以色列的对峙状态，因此通过多个渠道向以色列提出了和平倡议，但是都被以色列拒绝。经历了1973年战争的以色列社会意识到，如果以色列在1971年至1973年间接受萨达特的和平倡议，战争本可以避免。

在以色列，第四次中东战争促使以色列民众深刻反思安全与战争的关系，进一步使得以色列三位总理——戈尔达·梅厄、拉宾和贝京同埃及展开对话，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于1978年同埃及达成了《戴维营协议》，标志着以色列和埃及的战争状态结束，为随后数十年里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奠定了基础。

当前内塔尼亚胡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色列国内舆论已经开始反思，为什么战争初期以色列会出现严重失误，长期针对加沙地区的封锁是否真的能够带给以色列绝对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不仅在南部面临加沙地区的军事威胁，在北部同样面临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境内亲伊朗的军事团体的威胁，在约旦河西岸同样需要警惕当地逐渐兴起的如杰宁、纳布鲁斯等城镇军事团体的威胁。如何保证漫长的边境线在未来不被突破，以色列是否如宣传那样“固若金汤”？以色列民众对国家安全的信心必然受到极大挑战。

尽管当前以“哈马斯”和“杰哈德”为代表的加沙地区武装派别在此轮冲突中占据先机，但是未来随着以色列反攻，必然造成更多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伤亡。未来数日，来自埃及等国的斡旋对于和平至关重要，但是巨大的人员伤亡、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和破碎的以色列政治信心，将成为巴以问题新的伤痕。

作为1948年建国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自诩为“安全先生”，但是此次“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显示出内塔尼亚胡领导下以色列安全机构的失职。已经被贪腐丑闻和司法改革风波冲击的内塔尼亚胡，未来恐怕难以挺住新一轮的政治风波。

但是此次冲突，很可能如50年前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样，推动以色列国内舆论的反思。多年前笔者参加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年会时，当时还在世的以色列著名左翼作家大卫·格罗斯曼曾经表示，以色列现在很强大很安全，但是从哲学上讲，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永远强大，安全也必然出现漏洞。这次巴以冲突，很可能促使以色列社会重新反思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也可能给巴以和平带来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