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禔与一代文人的精神守望

麋研铁笔 浙派薪传

杭州日报讯 近世言篆刻者，必推浙派；言浙派者，必谈王禔。王禔（1880—1960），初名寿祺，又名禔，字维季，号福庵。七十岁后自号持默老人。他以“铁线篆”之技驰誉艺坛，是现当代篆刻艺术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更是为人熟知的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

孤山盟誓 诸君逊让，一诺千金

1904年，西泠印社于孤山成立。彼时王禔年方二十五，与丁仁同为“创社四君子”中年轻的一辈。创社之初，百事待举，他主动捐出自己珍藏的《福庵藏印》十六册。该藏印集收录了从丁敬到陈雷共39位印人的254方印章，为后世研究清代浙派篆刻的流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套珍贵的藏印集，成为印社早期典藏的基石。

印社成立后，论名望有丁仁，论篆刻影响有王禔，论务实有叶铭，论经济实力有吴隐。谁都有担任社长的资格。但四位创始人皆逊让不居，推选了彼时名满天下的艺坛巨擘吴昌硕担任社长。其心之所向，不在名位，而在学术之传、金石之守。吴昌硕逝世后，社长之位又空缺了近二十年。1947年，社友重聚孤山，谁来当社长的问题又一次摆在面前。有社员说道：“我真不明白，你们几位辛辛苦苦地办了西泠印社，而大家却不肯当社长，一定要请别人。”王禔却只莞尔笑道：“我们创办印社，并不是想当社长啊！”最终，王禔推举了远在北京的金石学大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填补了西泠印社社长的空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禔与丁仁等人更是商议将西泠印社所有资产——房产、地契、藏品——悉数捐献于人民政府，唯一所求者，唯“西泠印社”四字存焉。其爱社如家，舍己为公，真金石之诺也。

麋研斋中 刀下乾坤，印开新境

《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中，称王禔有“标示之绩”。所称道的，正是王禔卓越的艺术成就。

他在篆刻一道进行的探索，首先体现在对浙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上。他习篆刻之初，宗“西泠八家”中陈鸿寿、赵之琛相关技法，不数年便熟练把握了切刀要领。王禔并未拘泥于浙派晚期日趋僵化的程式，反汲取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之长，融皖派风格之婉约，复究周秦两汉古意，将多种经典进行糅合，创造出既独特又自成一体的全新风格。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云：“法度精严老福庵，古文奇字最能谙。并时吴赵能相下，鼎足会分天下三。”是时也，吴昌硕为一代巨匠，赵叔孺亦为艺坛重镇，而王禔能与之鼎足而三，其艺可见。吴昌硕本人也曾为王禔代订润例，推许其“博通籀史，精揅训诂”。“新浙派领袖”一称，实至名归。

王禔以细朱文多字印为绝诣，其印布局匀称，线条圆润，如洛神临波，嫦娥御风，精严之中见秀逸，工稳之中见风骨，世称“铁线篆”，同道罕见匹敌者。他偶得一方龙尾坑眉子研，此后，王禔便以“麋研斋”为室名，寄托文房雅趣。“麋研斋”一印，在结篆、章法上苦心经营，字字着实，笔笔妥帖，将铁线篆印婉转流美的艺术特质发挥到了极致。

王禔之学，不止于金石篆刻。其深研《说文》，著有《说文部属检异》《麋研斋作篆通假》等。他的篆书本身即为一代典范，所书《说文部首》至今犹为后学津梁。

1925年，他在京因不慎触电伤脑，卧病两年，留下了易头晕目眩的后遗症。此后，他无法伏案刻印，只能仰卧于藤椅之上：右手执刀，左手握石，小指上还要悬挂一面小镜子，借着镜子的反光来观察印面的效果。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所刻印章依然精严工稳，丝毫不爽。其艺之精，其志之坚，令人肃然。

春风座下 提携后进，节凛冰霜

民族危难之中，王禔展现出自己的铮铮风骨。上海沦陷时期，汪精卫曾派人邀王禔去南京伪政府任职，王禔严词拒绝，并刻“山鸡自爱其羽”一印以明志。其节凛然，时人重之。在生活中，王禔则平易近人，乐于扶掖后辈。他热心指导后进，留下了桃李满天下的佳名。

他提携后进的故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顿立夫的传奇。顿立夫原本是王禔在北京时的黄包车夫，因常接送王禔出入，见其车中常放印谱，耳濡目染，竟也对篆刻产生浓厚兴趣。王禔见其诚心，不以其身份为意，反收为弟子，悉心栽培。后顿立夫亦成名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需要镌刻国印，王禔自谦不善篆隶，便推荐了这位昔日的车夫、当时的徒弟顿立夫来完成这一重任，成就了一段艺林佳话。

韩登安与王禔有数十年之师生情谊，却始终未能正式列入门墙，而仅以“私淑”相承。此事若非韩登安当年曾经道及，简直要变成印学史上的一桩千古疑案。据《容膝楼印话》记载：“因王老之父与先生之伯父有科举同年之谊，故王老谢绝行拜师之礼。”原来两家父辈有同榜之谊，论起来属平辈相交，王禔谨守礼数，不肯以师自居，足见其谦抑自持、谨严有度。

1960年，王禔病逝于上海。去世前一年，他将毕生刻印精品三百余方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去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又将家藏三百五十六方印及四百余种书画碑版捐献给了西泠印社。自孤山立约，至身后献珍。这名印学巨匠其于印社之深情，于印学之赤诚，可谓始终如一。